10月19日，对长春这座城市来说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饱尝沦陷之痛和战乱之苦的长春终于迎来了和平和自由的曙光，新的历史纪元从此开启。这一天，是长春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终点，也是建设新长春、开创新天地的起点。这一天被镌刻在长春解放纪念碑上，也将刻在一代又一代长春人民的心里。在长春解放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报推出系列报道，重温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继承革命先辈用生命捍卫的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我们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1948年春天，在我国东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攻克四平后，已把霸占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打得七零八落，被迫龟缩在北宁线、长沈线上的锦州、沈阳、长春三个主要孤城内和沈阳附近的零星地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已由攻势变为守势。此时在东北，我军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已达百万人，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东北战场上夺取胜利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而攻取长春则成为我军的一个当务之急。如果不攻取长春，我北满军队则无法南下，如直接攻打沈阳又易受长春、锦州两面敌军的增援夹击，在军事上十分不利。于是，从1948年春天我军胜利夺取吉林市后，攻打长春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
由强攻转为围困
战术:
长春位于东北中部，早在清末民初就是南北满的分界点，东北沦陷时期又被日本关东军选定为伪满国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伪满时期，日本关东军在长春构筑了许多工事，市内一些主要大楼的坚固程度甚至超过一般性的碉堡，有的还有地下室或地下通道，易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当局又动用十几万人力，耗费巨资修筑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和地下暗堡群，其中在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原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达150处之多，整个城区俨然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不仅如此，在1948年3月9日国民党六十军从吉林撤退到长春后，长春城内共驻守敌正规军与杂牌军近10万人，其中新七军还是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长春成为敌军重兵驻守的城市。因此，国民党中央社吹嘘长春的工事“坚冠全国”“固若金汤”，这不仅仅是吹牛，也有几分依据。
然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自有破解“金汤”的妙策。我军夺取长春的最终战术确定为:久困长围、经济封锁，使长春国民党守敌要么投降，要么被困死。
我军解放长春的战术决策实际上是由最初准备强攻转为围困的，过程如下:
1948年三四月间，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暨东北解放军总部召开过一系列会议，中心议题是1948年解放全东北，其中包括解放长春问题。具体战术是强攻，以期将长春守敌就地消灭，避免其南下与沈、锦之敌会合。为此，我军辽东军区前方指挥所于4月13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方指挥所，专门负责攻打长春。
强攻长春，当时我军除了要快速解放长春这座城市外，还有要获取攻克大城市经验、为下一步攻沈打锦做准备的考虑。因为我军当时刚刚攻克四平不久，战役过程已暴露出在城市攻坚战上的经验不足。时任我军第一前方指挥所政委肖华在后来的回忆中就讲到了这一点:“长春是座现代化城市，防御工事比较坚固，如伪满的中央银行，炮弹打在墙壁上，只碰下一点皮，子弹碰上就飞了。在市内大街小巷，建有碉堡工事，都是钢筋水泥的。准备打这样一座现代化城市，目的是为以后夺取大城市提供经验。”
就在我东北人民解放军逐步实施强攻长春的作战方针时，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从整个东北战局的高度考虑，提出围长打锦，堵住辽西走廊，将东北之敌全歼在东北的作战方针。中央是基于全国战场上的形势提出这个作战方针的，围长打锦，防止在攻长上投入太多的兵力而削弱我军在北宁线的力量，以致贻误战机把北宁线上的敌军放回关内。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肖华在回忆中写道:“1948年4月，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电报，一方面同意攻打长春的意见，同时也指出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重要意义。”不能在攻长上投入和损失太多的兵力，这就决定了解放长春的作战方式必然要由强攻转为围困，即使强攻，也要将敌人围困到不堪一击的时候实施。
我军对长春的军事包围，早在敌六十军逃到长春、我军准备强攻长春时即已开始。从4月13日我军第一前方指挥所成立，到5月23日的40天中，我军陆续调动一、六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等兵力将长春守敌围住。5月24日，我围城部队又一举攻占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截断了敌守军空中增援和逃跑的通道，随后不断向城市压缩，为强攻不断做准备。此时，部署在长春周围的我军直接围城和后备兵力绝对多于敌守军，各部队都在研究攻打长春的办法。
6月中旬，我东北军区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吉林召开各部队师以上首长会议。会上，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确定对长春短时间内不采取强攻硬打的军事行动，而是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并举的三位一体策略。肖华在回忆中写道:“六月间，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将直接打下长春的作战部署改变了，而确定以军事斗争为主要手段，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斗争方针。”
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
围城:
吉林会议后，为了实施新的作战策略，我军及时调整部署，将第一前方指挥所改称第一前方围城指挥所，将原来我军一、六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围攻长春的部署，改为由我军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六、七、八、九、十、十一独立师)共计10万人、与敌军1∶1对等的兵力进行围城。
我军分做两层进行包围:里层包围圈周长约75公里左右，后来向城内压缩，又缩小了三分之一，是围绕市郊修筑的一条50余公里的长壕，壕边架起了铁丝网、电网，士兵在壕内围守。里层包围圈由6个独立师值守，用三分之二兵力、以相距50米甚至更近距离一个士兵的密度，对城内敌军进行严密监视，余下三分之一兵力作为机动力量使用。外层包围圈部署在城西及城西南一带，因为这个方向是敌守军突围的主要方向，由十二纵队派三分之二兵力把守，另外留三分之一兵力作为机动部队，负责长春外围其他方向的策应行动。
在我军构筑长春城市包围圈的同时，敌军也布置了防守圈。两圈之间形成一道宽窄不一、双方都不控制的“真空地带”，即敌军的弃管区。
随着对长春城市军事包围圈的形成和紧缩，对长春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也开始了。在6月28日我军围城政工会上，肖华报告的第一部分就是“发动群众封锁长春敌人”。肖华讲:“长春约有六十万居民，十万敌军，如果我们在空中、陆上断绝敌人的生活资料，严禁城外食粮输入，不让长春与市外来往(现敌空运已受阻碍，两机场在我控制下)，这样经过两三个月后，敌内部情况定会发生剧烈变化，将会造成敌人的饥饿和困难，军民交困，军掠民怨，士气瓦解，社会秩序发生骚乱，生存条件为我操纵，这时也将是我大举攻城的有利时机。”肖华提出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内”“军民一条心，把长春变成死城，变成敌人的坟墓”等。关于政治攻势，肖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以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两大压力，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求得达到夺取长春的军事目的”。
我军经济封锁的目标主要是粮食，分为空中和陆地两个方面实施封锁。空中封锁主要由围城的高炮部队担任。自从5月24日大房身机场被我军攻占后，南来的空投就成为长春守敌的生命线。根据这种情况，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先后给长春前线调来4个高射炮团，打击敌方的空投。陆地封锁采取军队封锁与群众封锁相结合、重点封锁与一般封锁相结合的办法，即以围城部队为第一线，以地方工作团为第二线，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结合成一个严密的封锁网。在这个封锁网的封锁下，敌守军想从城外往城内偷运粮食收效甚微。
政治攻势的最终目标，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瓦解和策反城内守敌。为此，根据守城敌军来源复杂、士气低落，本地官兵与长春本地人有各种社会联系、强征来的士兵又多心怀不满等特点，以及嫡系与非嫡系、正规军与地方军的矛盾，大力展开对敌的瓦解和策反工作。工作分为在城外部与在城内部两个方面进行。在城外部即由围城的前沿部队采取阵前喊话、唱对面敌守军士兵家乡歌曲、送宣传品、食物和投诚通行证等方式，争取敌军投诚和放弃抵抗。在城内部则由围城部队的对敌工作委员会、我方地下工作者，以及地方党政军中一切与城内有联系的人员执行，他们在城内守敌的各个系统中宣传全国战场形势和我军政策，既收集了敌方情报，又对其进行了渗透，效果非常明显。这两方面的工作均由我军政工系统统一领导，根据战场形势随时调整工作重点，最终成功瓦解了长春守敌。
敌军“刮民养兵”我军开卡子放人
策略:
国民党长春守军对我军的围困最初不以为然，直到大房身机场被我军控制、发现我军围而不打后，才感到局势不妙。于是，他们开始重视对军队至关重要的东西──粮食。在此之前，他们曾对全市进行户口清查和粮食登记，查明全市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粮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多管齐下，采取了4个办法应对:一是在市场上抢购粮食，二是管制粮食，三是要求蒋介石空运粮食，四是向城外驱赶没有本市户籍的百姓。但这时，市场上的粮食已经很有限了，空运方面也只能依靠空投，但在我军高炮的打击下，真正空投到敌军手中的粮食也为数不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搜刮老百姓的存粮，即所谓粮食管制。7月初，郑洞国签发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随后成立“军粮筹购委员会”，用长春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大额钞票和随意填写的“本票”，强行收购长春居民手中的粮食。这样，长春城内居民手中的多余口粮大多被国民党军队掠去。
由于缺粮，市场上的米价越来越高，最高时每斤高粱米售价达亿元以上，城内居民不可避免地陷入饥饿之中。饿死人的情况从7月开始，8月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时任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四进长春》中记述:“八月以后，卡哨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胡同里，饥殍横陈，无人收葬。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8月以后，为解决城内国民党军队与市民争食的问题，长春守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疏散市民出城，于是，在今长春大桥、东大桥、朝阳桥、西安桥各桥外和红旗街长影以西，平均“一两里地”宽的两军对峙的“真空地带”涌入大量饥民。这些饥民滞留在此，大量饿死。
我围城部队发现了包围圈内被“疏散”出来的饥民大量饿死的情形，特别是8月下旬，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深入长春东郊八里堡，亲眼看到一家家人饿死在炕上、街边的惨状后，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快速解救了八里堡的饥民，还经请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于当年中秋节(9月17日)前后，开始不定期地在包围圈的西部开卡子大量放人，并组织长春周围各县地方党政部门对出卡子的饥民进行救助，使他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据统计，从开卡子放人到长春解放，我方处理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共收容接待难民约15万人。尽管如此，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还是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长春市民的巨大牺牲提醒后世永远铭记: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敌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诚
解放:
在我军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下，长春守敌军心涣散，斗志尽失，官兵逃亡、投诚者与日俱增，不仅有众多单个的士兵来降，还有成班成排的士兵丢掉阵地向我军阵地跑来。向我军投诚，已成为敌守军无法控制的局面。据统计，从围城开始至10月6日，我军共接收投诚的敌军官兵1.8万余人(不包括战斗死伤者及俘虏)，占敌守军总数的18%。
在长春敌军困守孤城、已成瓮中之鳖之际，8月14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中的野战军独立出来，于9月正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为进行战略决战，我军将原先为最后强攻长春而准备的一纵(驻九台)、六纵(驻双阳)调离长春战场，南下辽西。我军围长的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基本未动，也未改变部署。为确保困住长春守敌，令其不能向西突围，以及防止驻沈敌军北上，我东北野战军总部调独立一、三、四师及北满14个独立团共6万兵力，沿长沈线布防。
至10月份，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已被严重的饥饿和寒冷的天气拖得奄奄一息，尽管蒋介石一再命令其突围南下，但小试几次均未成功。最后，在我军的策动下，受歧视的六十军于10月17日率先起义，新七军随后于19日投诚。长春在我军近5个月的严密封锁后终于迎来了解放，这座被国民党认为“固若金汤”的城市终于迎来了新生。据东北野战军总部发布的第二号作战公报，在围困长春的近5个月中，在历次外围战中，共击毙敌人4328人。
10月19日上午10时，国民党新七军开始按投诚协议撤出市区，我围城部队威武雄壮地开进长春市中心。随后，郑洞国也于21日凌晨放下武器，走出了他的司令部——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的地下室。
曙光:
长春跨进崭新的时代
长春解放了!然而，此时的长春却几乎成了一座“死城”:破烂不堪的公用设施、倒闭瘫痪的工商业和横陈街巷的饿殍。挣扎着活下来的百姓也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
为了解救城中嗷嗷待哺的长春市民，人民政府马上从城外调进早已准备好的粮食、棉衣和燃料，向市民发放。短短几天时间，便将城内市民从死亡线上全部拯救过来。至年底，人民政府共向城内“发放救济粮985710斤，救济42484户165769人”。
在救生的同时，人民政府组织人力埋葬死尸，同时接收大企业、恢复公用设施、启动私营工商业，使“死城”很快“活”了起来。
10月21日，东北新华书店开始营业，发行大批新图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0月22日，长春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传播国内外新闻;
10月23日，中共长春市委机关报《长春新报》复刊发行，电力局恢复供电，邮电局恢复营业;10月25日，吉长铁路恢复运输;10月29日，自来水厂恢复供水，电车公司恢复运营……此外，火柴厂、度量衡厂、造纸厂等一批被人民政府接收的工厂也陆续恢复生产。
为使工商业迅速、大量地恢复起来，长春解放不久，工商管理局即成立了粮食、百货、燃料等公营公司，以大量物资供应市场，平抑物价，保障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同时，对私营企业3个月内免予征税并发放工商贷款，使长春的私营工商业迅速活跃起来。
长春解放前夕，全市工业仅剩下为国民党加工军需品的裕昌源、益发合等10家，商业仅剩下为国民党官僚服务的银楼、舞厅、委托代理行等270家，一派萧条景象。到1948年12月，私营工商业迅速发展到3072家，其中工业626家、商业2446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市工业企业已发展到6376家，拥有职工近3万人;商业企业增至6200家，拥有店职员1.8万余人。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人民的城市回到人民的手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人民当家做主的热情也空前高涨:1949年7月至12月，长春市召开了3次人民代表会，几百名人民代表汇聚一堂，审议政府工作，商讨建设长春的大事要事。
1949年10月1日，当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响起的时刻，长春也沸腾了，长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作者孙彦平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