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长春公园” 长春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公园

　　民国时期，商埠地经过几年的规划建设，已经粗具规模。当时的中国官员，想与日本在满铁附属地正在建设的西公园比拼一下，就打算在商埠地内也建一座用于公共活动空间的公园，这座公园被称为“中国花园”，也称“长春公园”。这时，孟宪彝不但回到了长春，而且还官升一级，是他倡导了这个公园的建设。

　　当时的长春公园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东五马路东段长春新天地室内公园的位置，占地“28亩”，根据地图上所绘比例尺计算，“28亩”所用的单位是“小亩”，即15亩为一垧，换算一下，当时的公园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据《长春县志》记载，在公园未建之前，此地原是回民茔地。清末，在长春北门外，今天东五马路与长通路交会的区域，曾是回民居住区。多数回民去世后就埋葬于此，这里距离清真寺仅400米远。民国初年，这里收归商埠地所有，商埠地开发时，由于这里是坟地，因此没有人在此进行开发，这里因此林木茂密，郁郁苍苍。在公园选址上，孟宪彝一眼就看中了这处距道署只有500米远的森林，当即“拟就森林地面创设公园一处，以供公共游览。”

　　与长春士绅商议后，孟宪彝又呈准吉林省民政长(职能相当于省长，不久后又改称为巡按使)齐耀琳，于是开始划定界线，确立范围，大约是“南北五十丈，东西六十丈。”并预计在当年的夏天就可建成开放。从当时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座公园的形状近似直角梯形。

　　孟宪彝在完成了公园的规划立项和界线划定后，就在1914年7月升任吉林省巡按使了，他留下的位置则由当时的吉林省教育司司长郭宗熙接任。郭宗熙到任后，立即对公园进行丈量，“拟先修筑房舍七间，以资招人看守”。公园的修建，于1914年9月动工，是承包给建设公司的，工程项目包括了房舍、亭台、山水桥林等，并于6月13日交工;然后又经过栽种花草等，在7月末才全部完工并对外开放。

　　建好的长春公园，周边是砖墙，上面“密列木栏”，西、南、北面临马路，三面各设园门。据记载，公园的东北方有秋千、铁杠、桌椅供游人休息;北部和东部的土屿与土岗上，都建有木亭，遍植榆柳。公园的南部，则建有一个长廊，这个长廊还有一个十分别致文雅的但不见官方文献记载的名字——九曲草亭。公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园区正中间高地上的一座木亭，北檐下挂着公园的建造者郭宗羲所写的“凌飞亭”匾额;两旁的柱联颇具意境:“半池水荇能藏月;满地榆钱可买春”。因为公园中榆树最多，每到春末，落钱满地。凌风亭西侧还有假山、石洞和喷泉。而公园的西南，还有两栋建筑，则是园区管理机构——公园事务所了。整个园区，除了榆树，就是杨柳，花草有石榴、柳桃、海棠、月季、兰菊、玉簪、芍药等数十种，“四时皆有花开”。公园还引入了一些动物，如仙鹤、熊、狼、狐等，在当时很是轰动。

　　此后，公园还不断地添设新设施，1922年，张作霖在全东北筹建无线电报和电线电话，在年末建成的高达50尺的信号塔，就矗立在公园里;1925年，公园的西邻修起了为东北军供应服装的吉林被服厂;1926年6月，长春开埠局还设立了“长春商埠通俗图书馆”，就设在园内北部的两间旧瓦房内，图书馆内设有桌凳及新旧书籍报纸，任人观阅。当时的报纸新闻评论说，这是“文明进步大有裨益，而该园亦添一番清雅不俗之事项，较诸从前设置说书场、洛子戏、饭铺等项差胜多”。这一图书馆的设立，也的确是长春文化发展、民智不断开启的标志。

　　在当时，长春已经有了日本附属地的西公园(今胜利公园)，但建好后的公园，是中国人自己的公园，园内布局、风景更符合国人的审美观念，因此深受市民喜欢，每年春夏之交，游人如织，徘徊瞻眺，是“闹市中之清凉地也。”同时，园内甚至还有说书场、洛子戏等表演。甚至还有俄国人刀乌罗夫带领俄国10多名技艺家，在花园“内设一力艺大会”，进行商业演出。

　　除了供市民游玩之乐，当时长春的同学离长、军人退伍、调动等叙别、照纪念相等，多会选择这个公园。作为长春老城和商埠之中唯一的大型公共空间，长春发生的多个大型集会，或在长的官绅军警学界的人物所举办的庆祝活动，也多选择在此。比如，1915年8月1日，为了庆祝驻长春的陆军第一混成旅长裴尧田旅被任命为吉长镇守使，当时的长春县知事彭华清和警察厅长姜伯桐，与绅商政学各界散发公启，决定在公园中“大开宴会”。1920年，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那天，吉长道尹蔡运升带领社会各界，也是在长春公园集会。1925年，吉林督军孙烈臣在奉天病逝后，长春各界还在这座公园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数千人到会。

　　在昔日长春公园所举办的所有活动中，最有影响的当是1925年，长春学界和报界为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而举行的大型集会，并由此引发的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五卅运动发生后，省立二师正在举行驱除校长王庆尧的学生运动。随后，学生将这一活动改为对五卅运动的声援。据《盛京时报》记载，1925年6月13日，学界就准备悼念活动，但是被官方劝止了。在21日这天，以省立二师为主体的长春学生联合会和报界的人士，齐集在长春公园内，准备要摆放上海牺牲者的灵位，并发表演讲。长春警察厅下令警察“催令该会速行解散。因此学生全体反对，一时与警察口角，致起冲突”，导致一名巡警受伤。学生在被劝离后，又全体前往吉长道署声诉。孙其昌在了解学生诉求之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各学生先各回本校，二是传令各校提前放假，免滋事端;三是学生“绝不可以任意游行、沿街演说，但是可以募捐，接济上海学工两界之食用”。孙其昌的妥协，标志着这次示威游行运动的胜利，但随后苏金山等十一名学生被开除，一部分进步教师都被辞退。

　　为加强管理，公园还设有公园事务所，设主任一人，园役多人，负责平时的维修养护工作。但公园历来都是小商贩们的集聚之所，长春公园开放后，公园外周边的马路上，满是小贩摊床，秩序很混乱。而在公园内也时有不文明现象发生，比如军人在里面赌牌的，流浪汉上吊轻生的。在春夏之日，还有园内摆设售卖冰糕、纸烟零星食品各类摊床。1918年，郭宗熙提升为吉林省长后，这里就曾开始疏于管理而荒芜散乱。随着时间的推移，1924年前后，公园内已“无专人经理，遂至园亭荒芜，污秽不洁，虽有游人，并无清幽兴趣”。当时，对这座公园如何整治，很让当局者头痛，每换一任吉长道尹或开埠局的局长，均会对园务进行一次集中的清理和整治。虽然商埠局等官方机构对这座公园历年拨款补修，但总体来看，“终未达到完善地步”，以到“破漏不堪，游人稀少”。到了20世纪20年末，长春开始筹办市政，1929年7月，新上任的市政筹备处长周玉柄非常重视这座公园，特意“拨款若干，以资补修”。这次整修之后，公园的情景有了改现，“百花开放，每日赴该园游览者，大有肩摩踵接之势”。在第二年的夏天，公园管理方还不惜重资，以金票(日币)八十元的价格，购到了一对八哥鸟，这对八哥还“能说中日俗话，每日赴该园参观者，不绝于途”。就在1931年12月，长春公园还与“长春市立图书馆、商埠小学校、苗圃市场管理处”等市政公属所属的机关，要造报第二年的预算，可见其当时的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长春进入日伪统治时期，这座公园被改称为新京公园。1945年长春光复后，国民党又改其名为长春公园。根据老长春人的回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个公园还存在，在夏天的时候，周边都是卖食品的小商贩，园内有扎大棚的马戏杂技演出，很像是一场庙会。后来，公园被其西侧相邻的3505军工厂(原来的吉林被服厂)圈占，这座公园历经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的此消彼长，还见证了光复、长春的二次解放以及建国后的长春百废俱兴，最终它自己也消失于历史长河，只存在于史籍和少数老长春人的记忆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