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射箭图(局部)。资料图片
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后，旗人渐疏骑射。为保持满洲八旗的尚武传统，清廷先后设立了南苑围场、木兰围场。而在东北的“龙兴之地”，清朝统治者很早便设立了盛京围场、吉林围场、黑龙江围场，各种围猎活动在这些地方持续了近三个世纪。
〔 东北围场的形成与规制 〕
清代的东北地广人稀，丛林繁茂，野兽出没，是打猎的好地方。据《东三省政略》载:“天命四年九月壬申，克叶赫东城，降西城，设盛京围场协领管守。”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九月，努尔哈赤在盛京(今沈阳)召集贝勒和大臣议事时说，“初势已定，武备不可稍怠，拟开大围场，以狩猎操演八旗卒徒武艺”，决定封禁西丰、东丰、东辽、辉南、海龙等五县区域，建立大围场。
天聪、崇德年间，清太宗皇太极经常到围场狩猎。据记载，天聪六年(1632年)十月丁亥，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地载门，往猎于叶赫地方”;次年十二月辛亥，“上率诸贝勒往猎于叶赫地方”;崇德二年(1637年)闰四月乙卯，“上率诸王往猎于叶赫地方”。
“东盛京，西木兰”。清初有两座皇家围场可谓闻名遐迩。“西木兰”，即木兰围场，位于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东盛京”，即盛京围场，康熙乾隆两朝，将今海龙、辉南、东丰、东辽、西丰等五县辟为围场，统归盛京管辖，称为“盛京围场”。
盛京围场具体来说有五种用途:御围，供皇帝巡幸狩猎用;王多罗束围，供盛京内务打牲丁应差用;鲜围，以猎取熊胆、鹿茸、麝香、貂皮、野味为主;历年应捕围，为历年轮捕和八旗官兵演练之用，秋打小围，猎取飞禽，冬打大围，猎走兽;窎远围，地处偏远，不宜狩猎，用以繁殖禽兽。
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在吉林境内又圈定了一部分荒地，命名为“吉林围场”，包括吉林西围场、伯都讷围场和蜚克图围场。
吉林西围场是吉林围场的主体部分，因位于当时的吉林府以西而得名，也称“南荒围场”，以磐石为中心，方圆500多里，跨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东起饮马河，西至伊通河，南至桦甸县苏密，北至柳条边。伯都讷围场位于沿松花江曲折处西行至东拉林河附近，南达今扶余新站、陶赖昭以北的松花江一带，大致相当于今扶余、榆树两市。蜚克图围场位于蜚克图以东老营口山、大青背山、甬子沟、香炉砬子，其所在地域大致相当于黑龙江省的宾县、延寿、尚志、方正、阿城等市县。
黑龙江围场，主要由索岳尔济围场和东荒围场组成。索岳尔济围场，西界喀尔喀车臣汗部落，南界科尔沁乌珠穆部落，东、北均以黑龙江为界。东荒围场，位于黑龙江省呼兰平原东北方的青山和黑山之间，与阿勒楚喀(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北界毗连。这里北达通肯河，包括绥楞(棱)额山及周围数千里的地方。
东北各围场除供皇帝巡幸时举行临时的行围外，每年都要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行围，主要是通过围猎活动演练八旗军队，同时捕捉部分贡物。以吉林围场为例，由吉林将军组织地方八旗行围打猎，岁岁操练。朝出暮归或三两日而归的称打小围，秋季打野鸡围，仲冬打大围。每年十月，将军率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及前锋、管围、领围、虎枪营、官庄等官员，率兵千名，按八旗排阵而行。成围时，所猎的虎、豹、熊、獐、狐、鹿、兔、野鸡等物，经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验收，选出“贡鲜”进献朝廷，其余由将军处置。
行围作为演练军队的一种方式，像打仗一样有严格的法令和纪律。“围场随猎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至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行围时，无论遇到树丛还是苇塘，都要像上战场一样勇往直前，不许退避，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另外，行围是真刀真枪地演练，伤亡在所难免。对行围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
由于围场在清代具有特殊地位，所以清廷对围场的管理和保护十分重视。以盛京围场为例，为严禁百姓入围，清政府制定了《盛京围场窃例》，对私自入围打猎、砍树者，按数量多寡处以杖刑、枷号、徒刑、充军、发遣乌鲁木齐为奴等刑罚。无论初犯还是再犯，均面刺“盗围场”三个字。对于看守围场失职的官兵，也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道光七年(1827年)，盛京将军富俊上奏，盛京围场卡官晋海、领催委官锡永保私放民人入围场砍伐树木。为此，道光皇帝下旨将晋海、锡永保革职，“在围场枷号一月示众”。
〔 声势浩大的皇家围猎活动 〕
清朝皇帝经常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各种围猎活动，东北各大围场便留下了康熙、乾隆等清代帝王的身影。
位于松花江畔的朱雀山，山高林密，水美草丰，不仅獐狍鹿羊等食草动物众多，而且藏有虎豹熊狼等猛兽，是努尔哈赤在平定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乌拉部时，经常行围狩猎的指定围场，也是清代吉林围场的核心地段。努尔哈赤在“三打乌拉，两驻吉林”期间，曾在朱雀山的悬羊崖上射猎到一只长白山稀有动物——悬羊。后来，此地被八旗内部定为“努尔哈赤围场”，外人不得擅入。努尔哈赤围场东与老爷岭相连，东北远接张广才岭，南达长白山支脉，是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派驻“猎丁”巡猎并交纳猎物的封禁之地。康熙、乾隆东巡吉林时，皆来此围猎。
据清代大学士高士奇编纂的《扈从东巡日录》和南怀仁的《鞑靼旅行记》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巡视盛京、吉林乌拉一带。三月十八日到盛京围场扎兰芬围阿林山狩猎。三月廿一日，吉林将军巴海率八旗精锐200骑，至中途阿尔滩诺门地方(即伊通县大孤山)迎驾，一路行围狩猎，于3月25日到达吉林乌拉地方(今吉林市)。旅途中，康熙皇帝率五千随从走山路(即围猎古道)，边狩猎边赶路。在开原东部的阿木巴克围场围猎时，一只斑斓猛虎忽然窜出，康熙皇帝亲自将虎射杀。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东巡时驻扎盛京围场内，曾赋《即事诗》:“吉林围接盛京围，天府秋高兽正肥。本是昔年驰猎处，山情水态记依稀。依缰执役两将军，率下从公各效勤。都是沛丰诸子弟，争先奋勇起风云。”
清代皇帝东巡和御驾行围，实际上是大规模的演武活动。乾隆十九年，清廷还制定了“岁举秋狝大典”，“秋狝”即秋季行猎。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都曾到盛京围场行围狩猎。围场有狩猎图，每位皇帝到此狩猎，均在图的左下角依次盖上玉玺印记。
皇帝行围过程分为待围、撒围、合围、罢围几个阶段。待围时，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领下，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的次序集结，在统围大臣的指挥下，以黄旗为核心，以白旗、红旗和作为通讯标志的蓝旗分张两翼。撒围时，左右两翼的马队分别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统辖下，以蓝旗为末尾向外撒开并逐渐合拢，直到严实如铁桶般地形成第一道合围圈，然后再设置第二道合围圈。合围圈逐渐缩小，把野兽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此时，皇帝骑马手执弓箭进入合围圈中，亲自引弓发箭射猎后，再下令御前大臣、侍卫等开始放箭射猎。皇帝射中的猎物，有专门挑选出来善于骑射的侍卫去追获。
行围时，遇到老虎等猛兽是不能随便射杀的，必须奏报皇帝，同时传报诸贝勒。皇帝或策马亲射，或命人猎杀。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在第二次东巡中，行围时挑选出的随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其亲手射杀的猛虎有39只之多。皇帝行围完毕后，还要对随行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
〔 东北围场的历史作用与文化影响 〕
自康熙末年起，关内流民不断来到东北开垦围边荒地。到晚清时期，边疆危机更是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朝被迫开放边禁，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吉林围场、黑龙江围场、盛京围场先后被废除。东北皇家御围场由开围到废围，绵延近三个世纪，对加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对东北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是“不忘武备，雄镇边卫”。满族人自幼学习骑射，身体强健，因而从军卒到权贵都提倡“弩强善射”。康熙曾说过，“我国以弓矢定天下”，并把“国语骑射”作为清代基本国策，认为“围猎以行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在东北御围场，八旗经常进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军队战斗力，又可通过围猎活动联系女真各部和蒙古王公、部族，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是保护了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长白山地区林木葱郁，水草茂盛，自古以来便适合各种飞禽走兽繁衍生息。延续近三个世纪的东北御围场及其封禁制度在客观上保护了包括长白山地区的东北生态环境和风物特产。
三是对东北渔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从围场被废除至今已超过百年，但是当年的许多遗迹尚存，一些与围场有关的地名也保留下来，成为东北渔猎文化的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国满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吉林省政府文史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