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影“开拓者”吴印咸的光影人生

　　一、刘海粟的门生

　　吴印咸，曾用名荫诚，字至甫，1900年生于江苏沭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吴绍矩，字铁秋，祖居安徽屯溪，清末秀才，以教书维持一家人温饱。吴印咸5岁起到父亲的书馆读书，几年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此时的吴印咸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很快就表现出在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天赋。1916年，吴印咸高小毕业，因父亲无力承担他和三弟同时升入中学的费用，吴印咸主动放弃学业，考入了可以半工半读、位于淮阴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这家企业生产棉布和线毯，在这里，吴印咸半天当织毯工人，其它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因勤奋好学，仅用一年多时间，他不但掌握了织毯技术，还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几幅工厂技师认可、投放市场后又得到用户欢迎的地毯图案。1918年，吴印咸结束了半工半读的状态，留在厂里教图画课，设计产品图案。后来，吴印咸回忆他在这家工厂学习工作的经历时说:“这对我以后的艺术生涯算是一个重要的启蒙阶段。”

　　1919年，吴印咸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开始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苦读3年后，他不仅圆满完成学业，还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结识了后来曾担任左翼美术协会主席的许幸之等人，对其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此期间，有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吴印咸的一生。一天，他路过旧物市场，在地摊上看到一架美国产的勃朗尼牌旧照相机。自从进入美专，吴印咸就一直渴望有架照相机，他觉得如果能通过相机将立体转化为平面，将写生变成临摹，对快速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必定大有裨益。可是当时照相机还算奢侈品，在学校里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买得起。他壮着胆子问了价钱，得到的答复是3元。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价格，但如果买回去，这个月就只能不吃不喝了。他犹豫许久，最后决定吃饭的事儿回去再说，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有了照相机之后，吴印咸更是频频出现在出售这类旧物的地摊旁，那些过期不久的胶卷、相纸，还有相机小配件，都是淘来的。为了冲洗胶片，他把床铺周围挡得严严实实，形成“暗房”。床铺太矮，他就趴在床下操作，还称自己是“蛙式作业”。

　　吴印咸的照相机对他提高绘画技艺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学习期间，吴印咸对美专剧团的演出更有兴趣，还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二、爱国的电影人

　　1922年，吴印咸从美专毕业，回到家乡，先后在县立高小、中学、县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师，同时开始摄影创作。这段时间里，吴印咸创作了很多摄影作品，其中《田螺》后来还获得了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吴印咸所处的是一个动荡、变革的年代，在他去上海读书前后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年轻人，吴印咸站在了人民一边。在他当年拍摄的《饥寒交迫》《赌》等摄影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现实冲击力。1927年初，吴印咸的家乡发生了土豪劣绅勾结军阀镇压革命力量的事件，吴印咸因到现场拍照被通缉，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上海。

　　1930年，吴印咸的几位美专同学在上海合开了一家照相馆，吴印咸被聘为摄影师。两年后，日军侵略上海，照相馆因橱窗里摆放着支持中国军民抗战的照片而被日本浪人捣毁。此时担任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执委会主席的许幸之介绍吴印咸加入由邵氏兄弟开办的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兼写预告片美术字等。

　　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接触电影，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第一次接触电影后，就被它独具的艺术表现形式所震惊。我惊叹它那变化无穷的魅力，欣赏那奇特的光线、巧妙的镜头和漂亮的场景，我决心进入这门近代的新型的艺术领域……为了尽快掌握电影造型的特殊艺术规律，我废寝忘食地学习。”

　　1935年，吴印咸与许幸之联合举办了一场绘画摄影展。当时，由夏衍、钱杏邨、司徒慧敏等组成的中共地下电影小组已建立两年。吴印咸和许幸之的绘画摄影展引起了夏衍的注意，他找到许幸之，希望他们能够加入由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夏衍、孙师毅编剧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尽管吴印咸当时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但他认为拍摄抗日题材的影片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便欣然接受了。

　　《风云儿女》由许幸之执导，袁牧之、王人美主演，聂耳作曲，由吴印咸担任摄影。这是他第一次掌控一部电影的画面，但因为他在技术、心理、精力等方面都有足够的储备，所以圆满完成了任务。电影公演后轰动上海，影响全国，电影的主题曲后来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吴印咸又接拍了袁牧之编导的《都市风光》，与应云卫合作拍摄了《生死同心》，并再次与袁牧之合作拍摄了久映不衰、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的《马路天使》，一举成为上海著名的电影摄影师。

　　三、白求恩的朋友

　　1937年夏季，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为支援抗战，上海电影界也动员起来，紧急排演了《保卫卢沟桥》等剧目，在剧院、街头，甚至奔赴前线演出。此刻，吴印咸再度与许幸之合作，拍摄、剪辑了一部揭露日军侵略暴行、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大型纪录影片《中国万岁》，但因为片子带有歌颂共产党的政治倾向而被当局付之一炬。

　　就在吴印咸深受挫折之际，突然接到袁牧之的一封电报，邀他去武汉，称有要事相商。没想到就是这次武汉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八路军周恩来先生邀请我到延安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对编导还算内行，对摄影可不大通，所以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和我同去，我们再配合一次，拍一部有价值的片子。”在袁牧之的邀请下，吴印咸带着满腔热血奔向了闪耀着红星的延安。

　　拍电影是需要器材的，可是当时他们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及少量胶片。恰在这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得知吴印咸准备去延安的消息后，决定送给他们一台“埃姆”35毫米摄影机和一部分胶片。

　　吴印咸知道陕北缺少照相器材，到武汉接收这批设备时，还自己花钱购买了3架相机。后来，他就是用这些相机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来到延安。延安当时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到处充满了火热的激情。吴印咸拿起相机，开始记录周围的一切，很快就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如《抗大午餐》等。

　　吴印咸与袁牧之抵达延安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团。电影团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李肃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为艺术编导，吴印咸负责技术和摄影，徐肖冰为专业摄影。1938年10月1日，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摄影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机，揭开了为新中国拍摄电影的第一幕。影片将黄帝陵确定为第一组镜头，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刻寓意十分深远。

　　拍摄期间，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上空盘旋、轰炸。一次，吴印咸和徐肖冰正在驻地拆解摄影机，进行维护保养，日军飞机突然来了，其中一枚炸弹就落在附近，把他们的房子震塌了一角。吴印咸一下子就扑到了拆开的机器上，用身体挡住掉下来的碎石瓦砾。飞机一离开，他们就赶紧从土石堆中爬出来，清点零件，所幸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丢失。事后，周恩来和谭政特地赶来看望，还专门慰问了吴印咸，嘱咐他们宁可因光照原因影响照片处理进度，也要搬进窑洞。

　　延安的拍摄计划完成后，电影团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临行前，毛泽东将袁牧之、吴印咸、李肃、徐肖冰等人请到家中，为他们送行。

　　翌日，电影团乘小船东渡黄河，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艰苦的战地拍摄。

　　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电影团首先来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然后又穿越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在这里，司令员聂荣臻在介绍八路军英雄事迹时，特别提到了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情况。

　　当时，白求恩就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前沿，这也是电影团要去的地方。在那里，吴印咸与白求恩做了两个月的邻居。白求恩有一架“雷丁那”照相机，且酷爱摄影，这个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一起谈论摄影，谈论各自的家庭和人生，白求恩甚至邀请吴印咸战后一定去加拿大看看，他的家乡很美，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和森林。白求恩还告诉吴印咸，不久后他可能会回一趟加拿大，筹集资金、器材、药品，届时会给吴印咸多带些胶片回来。

　　没想到就在欢送会都已开过，白求恩大夫即将启程之际，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冬季扫荡”。吴印咸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白求恩大夫毅然决定留下来参战。我随着医疗队冒着风雪赶了七十里山路来到摩天岭前线。按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指示，手术室被安置在离火线七里的孙家庄村外的小庙里，这座小庙孤零零地坐落在路边，庙里的佛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雕梁画栋和墙壁上的残图还保留着。

　　……

　　手术进行到次日下午，哨兵突然报告后山发现大批敌人，正向孙家庄袭来，情况十分危急，白求恩大夫立即命令将轻伤员转移，剩下十名重伤员就地手术。敌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破旧的小庙被震得簌簌落土，大家一再劝白求恩大夫撤离，但他镇定沉着，旁若无敌，连续工作三十小时毫无倦意。

　　当他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我举起照相机，利用夕阳微弱光线的照射，以中国特有的古庙作为衬托，将白求恩大夫的这种感人形象记录下来:身着粗布衣衫，脚穿草鞋的他和中国式古老小庙的典型环境，以及简陋的手术台和他那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沉着镇定的神情，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白求恩在这次战役中手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医治无效逝世。后来，毛泽东看到摄影作品《白求恩大夫》后对吴印咸说:“感谢你留下了这幅照片。”随后便写下了《纪念白求恩》的名篇。

　　四、毛泽东的摄影师

　　袁牧之离开延安后，电影团的工作交由吴印咸负责。1942年5月1日，经八路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彭加伦介绍，吴印咸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时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他带领电影团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其中被载入史册的有进驻南泥湾，拍摄军民大生产电影;记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盛况;还为中共七大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吴印咸在延安的收官之作，是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在飞机上向前来送行的群众告别时的《挥手之间》。照片摄于1945年8月28日，政治背景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向延安发来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两党合作、和平建国大计。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中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尽人皆知，所以全党上下几乎都不同意他去重庆。可是毛泽东本人却坚决主张前往重庆，他认为这次与蒋介石谈判，即便不能达成和平协议，也可以让世界和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党的主张。

　　当天清晨，延安军民近千人前往机场送行。毛主席身穿半新的蓝布制服，头戴灰色盔帽，一步一步踏上飞机舷梯。人们牵挂着领袖的安全，现场一片寂静。当天，吴印咸负责拍照，记录毛主席从走出窑洞到登上飞机的全过程。但他总觉得当天的气氛有些紧张、压抑，所以对作品也不够满意。毛泽东开始登机了，凭着几年来多次为主席拍照的经验，他认为毛主席肯定会给前来送行的人们一个特写，所以他端着相机静静地等待。这个时刻终于来了，在机舱口，毛主席转过身来面向送行的群众，将那顶盔式帽用力一挥，举过头顶，在半空中停住了。机场顿时沸腾起来，人们面向毛主席招手、欢呼。此刻，吴印咸适时地按下快门，为人们留下了经典之作——《挥手之间》。

　　五、长影的开拓者

　　抗战胜利后，吴印咸所在的延安电影团大部分成员被编入干部支队开赴东北。途中，根据战局变化曾在绥德等地滞留。其间，吴印咸被调到北平(今北京)军调处，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中共方面的新闻摄影，经常深入国共双方摩擦区，取得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证据。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离长春，由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占领了这座伪满时期的首都，同时接管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成立了由舒群、张辛实分别担任正、副经理，袁牧之为顾问的东北电影公司。一个月后，因局势恶化，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放弃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东影必须在部队撤离前，携带全部设备、器材和主要技术人员撤出长春，择地建厂。此后几经波折，东影落脚在距中苏边境不远的兴山(今鹤岗)。

　　一座真正属于新中国的电影制片厂诞生了!消息传来，电影团成员无比兴奋，随后便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吴印咸与电影团在烟台会合，几经辗转，于1946年8月27日来到兴山。此时，袁牧之、舒群、陈波儿、田方、钱筱璋等人已先期到达。新中国的第一代电影人，终于在这里相聚了。

　　1946年10月1日，经东北局批准，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舒群任厂长，袁牧之为顾问，吴印咸、张辛实为副厂长。两个月后，舒群调离，袁牧之任厂长。1949年2月，袁牧之奉调进京，筹建国家电影管理机构，吴印咸被任命为东影厂长。

　　在东影工作的8年间，吴印咸与袁牧之及后来的几位副厂长紧密配合，领导东影人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为完成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这部巨制，东影先后派出30多支摄影队，跟随人民解放军从北向南，共拍下近10万米胶片的素材。这些摄影师继承了吴印咸当年在抗日前线的光荣传统，带着摄影机、照相机，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其中，张绍珂、王静安、杨荫萱3位摄影师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民主东北》在拍摄过程中，即被送到各个战场和解放区放映，给各地军民以极大鼓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看到这部影片，特别是看到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看到我军缴获的武器装备堆积如山时，不断称赞:“队伍打得好!片子拍得好!”

　　在拍摄影片的同时，吴印咸等人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演职人员，其中有很多人后来担任了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的领导、技术骨干和演艺明星。此外，东影举办的四期训练班还培养了650余名专业人才，他们被分配到各个野战军，用胶片记录下了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海南岛的全过程。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东影从兴山回迁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当时的长春百废待兴，东影人首先恢复了洗印、录音等技术车间，接通了水电气工程，集中力量抢修了两个摄影棚，改建了音乐排练室、仓库、机械厂和化工厂，还修复了一些宿舍楼。

　　1949年4月1日，第一批人员物资从兴山出发，两天后到达长春。4月8日，吴印咸率厂部人员抵达长春。那段岁月里，厂房需要继续维修建设，设备需要配套，人员的政治面貌需要甄别梳理，日籍职员的去留需要调查安置，更为紧迫的是，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很多部队和地方政府通过中央各部门向东影要人。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吴印咸还是带领东影人拍摄了《赵一曼》等多部优秀影片，还译制了大量苏联影片。

　　1954年年底，吴印咸离开长影。翌年2月28日，文化部决定将东北电影制片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六、北电的创业者

　　1955年4月，文化部作出“争取四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的决定。第二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兼任院长，吴印咸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

　　上任伊始，吴印咸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教师、没有教材、没有经验的局面。他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建立了一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教师队伍。作为摄影系主任，吴印咸一直承担着《摄影构图》专业课的教学任务。为此，他编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摄影教材《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1973年，意大利的一家出版社曾翻译出版此书，成为很多国家高校该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优秀的教师队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北电摄影系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该系的学生就崭露头角，进而挑起中国电影摄影的大梁，后来更是培养出张艺谋、顾长卫等著名电影人。

　　在北电期间，吴印咸还承担过几部彩色故事影片总摄影师的任务。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影片《红旗谱》，吴印咸应邀加入。在1962年举行的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比中，该片获得了“最佳摄影奖”。1963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联合拍摄故事片《白求恩大夫》，导演和主创人员都觉得总摄影师非吴印咸莫属。

　　七、世界的摄影大师

　　吴印咸的光影人生是从旧物市场上的一架照相机开始的，此后他始终对摄影情有独钟。在他的一生中，共有近万幅照片发表在报刊上，或者以影展、出版摄影集等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让人们获得美的享受，并从中汲取力量。

　　吴印咸不断总结自己的摄影经验和体会，撰写了大量专著，其数量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

　　吴印咸的一生获得过无数奖项。1992年，北京电影学院授予他“金烛奖”;1986年，新加坡影艺研究会授予他“荣誉高级会士”称号;1988年，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他“摄影功勋证书”;1988年，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1994年，港澳摄影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称号……

　　1994年9月7日，吴印咸走完了他与世纪同行的光影人生。

　　(作者徐振泽 为长春历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