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与东北电影制片厂 长春文史-文化 曹淑杰 308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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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之与东北电影制片厂

2020-03-19 14:28 | 来源: 长春日报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第二展厅,有五尊“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塑像,其中之一便是曾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第一任厂长、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的袁牧之;在位于长春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一组名为“开拓者”的五人群雕迎门而立,袁牧之也身列其中。袁牧之,这位近代史上极有才华的电影人,为长影的开创及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

  袁牧之,原名袁家莱,号牧之,1909年生于浙江宁波。他15岁入上海戏剧协社,18岁成为辛酉剧社主演,在舞台上塑造各种形象,不到20岁便有舞台“千面人”的美誉;他19岁发表剧本,22岁出版《戏剧化装术》等理论著作,成为集表演、编剧、戏剧理论研究于一身的艺术家。

  上世纪30年代,袁牧之加入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写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桃李劫》,该片在上海首映后,一炮打响,作为编剧和主演的袁牧之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主持拍摄的影片《马路天使》,在各个时代久映不衰,多年来获奖不断。抗战时期,29岁的袁牧之从上海来到延安,开始组建延安电影团,此后,被派往苏联,其间,担任苏联著名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助手,参加了《伊万雷帝》《彼得大帝》等苏联影片的摄制。抗战胜利后,袁牧之受命,于1946年回到祖国。

  东影 从长春到兴山

  1946年2月,袁牧之回国,是从东北入境的。党组织为他选择这条路线,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我党正在组织力量,准备接收位于长春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早在袁牧之回国之前的半年,中共长春市地下党已经进入“满映”,发动群众,为接收工作做准备。而袁牧之和一批共产党艺术家在长春的会聚,使得接收“满映”的条件已经成熟。

  “满映”始建于1937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机构,其规模、设施、演职人员队伍在亚洲堪称第一。日本投降后,“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于1945年8月20日自杀。此后,“满映”便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目标。甘粕正彦自杀当月,中共长春市地下党派刘健民、赵东黎进入“满映”,与张辛实等人一起,发动群众,于1945年10月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与此同时,延安电影团也派出钱筱璋、徐肖冰等,星夜兼程,直奔东北。已经先期抵达东北的延安干部团又派出田方、许珂进入“满映”,意在稳定原有职工情绪,号召大家保护制片厂设施。袁牧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到东北的,他的到来及田方、许珂、钱筱璋等一批共产党艺术家,让中共东北局感到将“满映”收回人民手中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6年4月初,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将城市交给国民党军队接管。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守敌发起攻击,很快就控制了这座城市,第一次解放了长春。4月18日,舒群持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周保中签署的命令接管“满映”,舒群、张辛实分别担任东北电影公司正、副经理,袁牧之为顾问,田方任秘书长。不料他们进厂不到一个月,东北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将大批军队调到东北,很快就推进到距长春只有百十公里的四平。为避其锋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放弃长春,但东北局同时决定,东北电影公司必须在部队撤离前,携带全部设备、器材和主要技术人员撤出长春,另建厂房。

  要将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从5月13日至23日,东北电影公司竟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

  据舒群回忆:东影转移时,首先搬走的是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照明设备和器材,以及服装、化妆用品,大量胶片、数百部电影拷贝等贵重、专用设备和物资,袁牧之、钱筱璋与这批物资寸步不离,先期抵达了哈尔滨,随后又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来到距中苏边境不远的兴山(鹤岗)。

  为新中国电影事业

  留下两笔财富

  厂址确定后,东影像当年延安大生产一样,马上就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8月27日,由吴印咸带领的延安电影团一行40多人也来到这里,给东影注入了血液和力量。

  当年10月,东北电影公司易名东北电影制片厂,年底,舒群因工作调离,袁牧之继任厂长,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

  从1946年底至1949年初调往北京,袁牧之在东北电影制片厂领导岗位上为中国电影事业留下了两笔财富:一是在简陋的条件下拍摄了一批影片,创造了新中国影片的“七个第一”;二是将东影建成了新中国电影摇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演职员,其中很多同志后来都担任了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领导、技术骨干和演艺明星。

  1947年2月,东影提出“建厂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的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的口号,在其鼓舞下,先后推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和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在东影完成的“七片”中,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始终被放在首位。这部长达17辑的影片,包括13辑纯新闻片和4辑专题片。为完成这部巨制,制片厂刚刚成立,吴立本、徐肖冰、马守清就各带一支摄影队,分赴部队和农村拍片。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影先后派出三十多支摄影队,跟随人民解放军从北向南,共拍下了近10万米胶片的素材。现在找到《解放东北最后战役》等纪录片,如果不特别注意,还以为是在观看几十年后拍摄的《大决战》等故事片。同样是炮声隆隆,同样的硝烟滚滚,同样有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同样有战友在身边倒下,但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东影摄影师扛着另一种武器,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得到的。为此,张绍珂、王静安、杨荫萱3位摄影师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民主东北》在拍摄过程中,随时被送到各个战场和解放区放映,给各地军民以极大鼓舞,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看到这部影片,特别是看到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将双手举过头顶,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看到我军缴获的武器装备堆积如山时,不断称赞“队伍打得好!片子拍得好!”

  新中国电影人才的培养

  在努力抓好工厂建设与影片拍摄的同时,袁牧之特别重视对电影人才的培养。他的想法得到中央宣传部的肯定。1948年8月4日,中宣部发出《为发展电影事业向各野战军抽调干部的指示》,由此,隶属于各个部门的文艺团体和干部陆续来到兴山,其中钟敬之、 成荫、凌子风分别来自延安电影制片厂、晋绥军区战斗剧社、晋绥七月剧社,王家乙、林农、林白、李牧、于蓝、张平、刘炽等来自以鲁艺为班底的东北文工一团,苏里、葛炎来自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徐徐、葛存壮则来自东北青年文工团。

  1945年东影建厂时仅有职工278人(其中日籍81人),到1949年底已发展到1193人,其中艺术人员340人、技术人员215人。

  1947年5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电影训练班在兴山开学,参加学习的大都是在兴山附近通过招考录取的青年学员。训练班设摄影、录音、放映、洗印等专业,专业课以实践为主,同时还要学习辩证唯物论等课程。几个月后,40多名学员就走上了工作岗位。

  随后,东影又接连举办了第二、三期训练班,共培养学员200多人。1948年底长春解放后,东影迁回长春,但训练班不仅没有停止举办,反而扩大了规模,仅第四期就招收了学员400多人。

  东影的4期训练班共培养了650多名专业人才,他们被分配到各个野战军,用胶片记录下了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海南岛的全过程。

  1949年2月,袁牧之奉调进京,几个月后,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建立,袁牧之任局长。在局长任上,他将艺术态度和行政手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导魅力和风格。

  袁牧之在东影的爱情

  1951年11月9日,袁牧之的妻子陈波儿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对他的打击很大。袁牧之幼年丧父,母亲不久便改嫁他人。在上海读书时,母亲曾去看过他一次,此后便再无音讯。让他终生难忘的父亲的正妻大奶奶,年幼时对他照顾有加,但也在他20岁时离世。他在上海读书时,本来与同父异母的姐姐相处得很好,但因为他酷爱戏剧表演,“不务正业”且“屡教不改”,姐姐因失望而与之断绝了关系。至此,袁牧之在几十年里再无一位亲人。在上海拍摄《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影片时,他曾对女主角陈波儿有过好感,但因当时陈波儿已是有夫之妇,所以只能发乎情,止乎理。

  东影建厂后,周恩来安排陈波儿来到兴山,协助袁牧之工作。这时,陈波儿的前夫任泊生已经另娶。于是,经组织批准,李立三“做媒”,袁牧之与陈波儿举行了婚礼。与袁牧之同为长影开拓者的陈波儿也极有才华,两人演绎了一段东影的佳话,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在一起仅生活了4年,陈波儿就去世了,这对袁牧之的打击是很大的。

  1952年1月,袁牧之在电影局整风会上就《武训传》等影片被批判做了检讨,两个月后,组织上安排袁牧之离职疗养。1954年,他正式提交了离职申请,得到批准。从此,年仅45岁的袁牧之在文化领域销声匿迹,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