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长春电影制片厂”之谜 长春文史-文化 曹淑杰 315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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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长春电影制片厂”之谜

2020-06-10 08:42 | 来源: 长春日报

  在长春历史上有两个“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个简称“长制”,一个简称“长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们之间有哪些关系?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东影”撤往兴山

  1946年4月,光复才半年多的东北又笼罩上了战争的阴云。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打过山海关,迅速占领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从沈阳撤到抚顺、梅河口,又撤到了刚从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的长春。跟随东北局来到长春的还有从延安跋山涉水两个月走到东北的一批文化艺术干部。他们由延安“鲁艺”部分创作人员组成,到东北后改称东北文工一团,以舒群为队长,田方、沙蒙为副队长,其中有著名诗人公木,作家严文井,演员王家乙、林白、于蓝、王大化、张平、林农,作曲家刘炽等。还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著名电影家袁牧之、延安电影团先遣小组组长钱筱璋等人。

  按照东北局命令,于1945年10月1日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实行军管,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东北电影公司”。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想让袁牧之任总经理,但袁牧之刚回国,没担任过领导职务,担心影响党的工作,婉拒不受。凯丰就安排曾给朱德当过秘书,以黑人为笔名驰骋伪满文坛的作家舒群为总经理,张辛实为副总经理,袁牧之任顾问。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情况危急,“东影”必须随东北局撤往哈尔滨,选址建厂。

  东北电影公司是在我党地下党员刘健民、赵东黎支持下,经过无数工作和斗争,把已经被国民党分子姜学潜一伙掌控的“满映”夺过来,建立的电影公司,号称“东亚第一大厂”,人多,机器设备也多。这里职工构成复杂,还有日本人、朝鲜人,后撤难度非常大。设备拆卸、机器装箱、调动车辆、动员说服……在舒群、袁牧之和张辛实的有效组织下,仅用一周时间,就把“东影”的机器设备和自愿跟随后撤的部分人员撤出。当舒群亲自带着凯丰部长的车去小白楼接出张辛实、凌元等人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已经逼近范家屯。凯丰部长把车借给舒群去“东影”接人,自己则和警卫员步行前往车站。

  当时,“东影”演员剧团的部分演员按照公司安排,在市里演出话剧,因为情况突变,来不及接他们,于是浦克、于洋、李林、莽一萍、王人路、方化等人便留在了长春。

  “东影”在哈尔滨只停留了3天,找不到可以建厂的地址,加之战争的不确定性,又按东北局指示继续北撤,这才撤到兴山(今鹤岗)。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建厂完毕,按照东北局宣传部指示,改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金山成立“长制”

  东北民主联军刚一撤出,国民党军队便立即占领了长春,随之进入长春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收伪满文化财产的接收大员。负责接收“满映”的金山带着随员来到“东影”撤出后的厂房,摄影棚、录音棚、洗印间、摄影间……到处空空荡荡,办公室连把桌椅都没有。金山在小礼堂召开会议,“东影”未撤出人员,凡接到通知的都参加了。

  在自我介绍和开场白之后,金山话锋一转,说:“我是搞艺术的,无党无派,在我主持的电影厂里不准搞党派斗争,如果有人想在这里办党务、搞党派,碍了我的手脚,我不客气!”

  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夜半歌声》里饰演宋丹萍的金山,但他的话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竟称自己“无党无派”,不过这给浦克、朱文顺、方华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金山原名赵默,从小喜欢表演艺术。他没有上过艺术类学校,完全靠实践学习。他自幼丧父,母亲把他们兄妹4人抚养长大。为了生活,他很小就走进社会,干过各种苦力活,也接触过各种人物,学会了和各类人打交道。走上戏剧舞台后,他看了苏联电影《金山》之后改为此名。金山曾带领演剧队远下南洋宣传中国抗日,也为抗日募捐;他曾经主演过郭沫若编剧的历史大戏《屈原》,在演出中与扮演婵娟的张瑞芳相爱结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潘公弼出任东北文化特派员,接收伪满文化财产,潘公弼正是金山的姐夫。伪满文化财产的重中之重是“满映”,潘公弼找到金山,要他到长春接收“满映”,并出任电影厂厂长。金山找了些信得过的朋友,搭建了一个接收班子,其中有张瑞芳的姐姐、姐夫,有跟随他去南洋演出的演员,有在《夜半歌声》中与他合作的作曲家,还有从“满映”逃到关内,在山西宣传抗日的演员郭奋扬、张静夫妇等。金山又拜访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介绍些社会关系。杜月笙热情地写了一封给国民党军统局东北督导室主任文强将军的信,交给金山。

  由于杜月笙的介绍,文强非常信任金山,带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并为他引见了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党政军界高官熊式辉、杜聿明、梁华盛、赵君迈、廖耀湘、孙立人等,这些高官对金山接收“满映”、出任电影制片厂厂长寄以厚望,希望他拍出“让党国称赞的好片子”。此外,金山还认识了一些新闻记者。

  文强确实对金山起到了护身符的作用,当南京有人说金山带了一些左翼分子去长春时,文强为他辩护,驳回了南京方面对他的怀疑和攻击。

  金山在“东影”大楼门前挂起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筹备处”的牌子。随后,他弄来一些桌椅板凳和笔墨纸张,备齐了办公用品。厂长办公室和艺术科、生产技术科、剧团等单位也挂牌成立,没有撤退的300多人,纷纷到厂长办公室登记。金山对“东影”遗留人员的专业和工作业绩有了基本了解后,不问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继续工作。

  金山接收了伪满宫内府乐队,成立交响乐团,盛家伦任团长;接收了演员,成立演员剧团,沈剡任团长;安排了朱文顺任剧务组长,王紫东任总务组长,杨霁明任技术组长,郭奋扬负责艺术。至此,长春电影制片厂机构初步形成。

  沈剡去接收了长春唱片厂和唱针厂,厂长把一部录音机拿出来交给沈剡,这是日本人逃跑放火时,他埋在地下的。机器已锈蚀,经过擦拭还能使用,沈剡非常高兴。为了解演员的业务能力,他们还组织排演话剧,为日后拍电影做准备,金山让沈剡考察演员水平……

  1946年7月7日,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金山出任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唯果和东北党政军界高官参加了成立大会,可见国民党对这个电影制片厂的重视程度。

  抗日影片《松花江上》

  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厂之长,金山不能不拍电影。可是拍什么,既能通过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审查,又不伤害我党的声誉,做到两全齐美,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李唯果曾让金山拍摄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的纪录片,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党军队的重大胜利,“长制”理所当然要拍出来向世界炫耀,向蒋介石表功。金山则以电影厂刚刚成立,人员和机器设备都没有准备好为由,迟迟没有行动。

  可是到底要拍什么样的片子呢?针对这个问题,金山与随他前来接收“满映”的几个最知心的朋友一起思来想去,苦无良策。这些人大多有在上海演艺界工作的经历,都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哪怕是民营电影厂,要拍进步电影,难!在国民党接收“满映”后成立的电影厂,不拍反共电影而拍进步电影,难上加难!金山就是要在这“难上加难”的情况下寻找一条可行的路。

  1946年10月末的一天,张瑞芳迎着鹅毛大雪来到长春。她听金山说出自己的苦恼后说:“金山,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想想,国共两党在什么事上可以达成一致?”一句话提醒了局中人。对呀,就拍抗日!张瑞芳快人快语地说,就拍东北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生活,拍他们自发的反抗斗争……

  这次从北平(今北京)到长春的旅行途中,张瑞芳听旅伴讲述了日本统治东北时期人民的苦难遭遇。有一个老汉,他的一个儿子被抓了劳工,一去未归;儿媳妇被日本兵强奸,疯掉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为了躲避抓劳工,说是去找抗日队伍,一直没有下落……这个故事没说完,旁边一个旅客接着诉起了苦……每个东北人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

  张瑞芳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赞同。经过采访,她写出了一个故事大纲,剧名《松花江上》,金山在出差的列车上完成了拍摄剧本。当年冬天,摄制组选取永吉县老爷岭一带做外景地。开机前,金山带着演员访贫问苦,加深对人物的理解。

  当时的吉林省省会在吉林市,时任吉林省长梁华盛拟将“长制”剧团演员调到省里去。在金山的努力下,这一计划落空,电影演员剧团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所致,金山一直没有得到资金支持。他只能因陋就简,利用“东影”遗留人员送来的旧摄影机和唱片厂厂长提供的旧录音机拍片。胶片是从仓库里找到的一些过期负片,在洗印厂角落里还发现了一台报废的洗片机。这些东西,不知是“东影”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运走,还是因为不能用了故意丢弃,不管怎样,现在倒是成全了金山。

  《松花江上》讲述的是松花江边一个村庄里,有祖孙三代四口人,在日本人入侵前过着平静的生活。日本侵略者到来后,这一家人连连遭难。父亲被日本兵的马踩死,母亲被日本兵推进江中淹死。孙女被日本小队长尾随,在施暴时被爷爷和表哥救下。在逃跑途中,爷爷中弹死去,表哥和孙女来到一家煤矿。因为矿难,日本人和监工不顾工人死活,引起矿工愤怒,群起暴动,展开对日本人的斗争。后来,在义勇军大汉的帮助下,二人参加了反抗日本侵略的义勇军……

  剧中人没有姓名。张瑞芳演孙女,浦克演爷爷,朱文顺演父亲,莽一萍演母亲,周凋演大汉,李林演日本工头。表哥的角色,金山原想让于洋演,可是他外出没有回来,就让沈剡演。

  日本小队长的角色,金山选的是方化。他听浦克介绍过,方化原是录音员,因为喜欢表演,考中了“满映”,却无缘剧团,但他经常到剧团去看演出,浦克每次演出他都坐在前排观看揣摩。“东影”大撤退时,他就是因为在剧团演出,耽误了撤退,才留下来的。他戏剧基础好,会唱几种戏剧,也擅长乐器。剧团里的其他演员,如夏佩杰、贺汝瑜等,都在戏中演群众。摄影由杨霁明、陈民魂担任,朱文顺除饰演父亲之外,还任副导演兼剧务主任。

  开机了。沈剡穿上表哥的服装,拿起大鞭子,吆喝着拉车的马。他是南方人,不熟悉北方,又没有到农村去体验生活,不会赶马车,不论他怎么吆喝,马都不听话。

  朱文顺对导演说:“沈剡演的不像东北青年,他也不会使唤牲口。”

  金山对浦克说:“老浦,你给沈剡做个示范。”

  浦克对站在一边准备演群众的王人路说:“王人路,你上。”

  王人路接过大鞭,站上车辕,用力一甩,“啪”的一声,发出脆响,喊一声:“驾!”那马便乖乖地听他招呼,小跑着上路了。

  金山灵机一动,说:“沈剡,你把服装给他,让他演。”

  王人路没有推辞,好像他本来就应该演这个男主角似的。他穿上表哥的服装,表演起来,金山十分欣赏他的表现。

  影片拍摄一直非常顺利,只是在拍到煤矿工人暴动的重场戏时出了问题。王人路扮演的表哥顺着梯子爬到房顶岗楼,去和日本兵搏斗,从上面跌下时的动作,导演不甚满意。王人路就说,“那就再拍一条”,然后又上到房顶岗楼旁边。他当时穿着东北男人常穿的笨重的牛皮靰鞡鞋,房顶有雪,他上去后还没有站稳,脚下一滑,就摔了下来。地上负责保护的人措手不及,还没等拉开防护网,王人路已经头朝下摔到了地上。金山马上安排人送他到医院检查治疗,可是他的脊椎骨已经摔断,医生也无力回天。以后的戏,都是由替身演员完成的。朱文顺则帮助完成了影片的剪辑。

  《松花江上》拍摄完成后,顺利通过东北行营的审查,国民党中宣部也反映甚好。金山让张瑞芳带着影片到上海首映。1947年11月,《松花江上》在上海大光明影院首映,反响热烈。评论家叶以群说,影片从日本侵占东北到东北解放,这段历史是空白,影片填补了空白。艺术上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厚。

  “长制”撤往北平

  金山成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二部影片是《小白龙》,导演是朱文顺,演员有浦克、方化和张静。当时,长春的敌我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国民党军队被围困在长春城内,电影厂面临困境。接收队伍中的郭奋扬、张静夫妇秘密逃出长春,投奔解放区,参加了东北文工二团。朱文顺逃出长春,加入了“东影”。金山将电影厂主要创作干部转移到北平,任命李凤仪担任“长制”留守处主任,“东影”大楼又一次成为空楼。

  金山带到北平的电影厂人员,在新街口中电三厂大门旁挂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牌子,并在这里拍摄了第三部影片《哈尔滨之夜》。

  北平解放之后,“东影”秘书长田方奉命接收国民党的电影机构,从长春过去的创作人员成为此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班底。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在报到的时候,于蓝看见代表中有张瑞芳的名字,分外疑惑。她找到周恩来,说:“张瑞芳怎么也是代表?她不是咱们的人。”周恩来不置可否。当天晚上,于蓝应邀到周恩来房间,发现张瑞芳也在,周恩来这才笑着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他说,金山从重庆到长春,田方从延安到长春,这是双管齐下……

  原来,抗战胜利之后,9月初的一天,金山应邀来到位于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恩来公馆听取指示,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南方局文化领导小组组长徐冰在场。周恩来在讲述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之后说,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从海陆空往东北运兵。同时,也派出一支庞大的接管队伍,准备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控制东北。在长春,日本人建立了“满映”,是他们经营8年的电影生产基地,设备和规模都是亚洲最好、最大的。“所以,我们要设法控制住,不让国民党拍摄反共、反人民的影片”。

  周恩来说,国内局势无论是谈还是打,在一定时期内,长春这样的城市都是要被国民党控制的。“所以,我们决定派人参加国民党的接管队伍,把‘满映’掌握在我们手里,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他们拍摄反共影片。”考虑到金山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又是知名艺术家,曾经做过多年地下工作,还到南洋独当一面,锻炼两年多,因而组织决定派金山以进步艺术家的身份加入接管队伍,把“满映”控制在我党手中,把有本事的人稳住,不让他们为国民党所利用。

  周恩来又对金山说:“这样一来,原先让你出国学习的计划就不得不变了。你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我想你会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这个任务来得太过突然,正准备出国的金山一时没转过弯来,不过他还是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金山放弃和张瑞芳出国深造的机会,接受了秘密使命,成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为此,他承受了不少委屈和朋友的误会。

  金山从来到长春建厂到撤出长春,实际上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拍摄出两部故事片,其中一部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名片,实在难能可贵。“长制”还利用“满映”的影片资料,由张天赐编导了一部长纪录片《看东北》,介绍了东北的地理条件、自然风光、城乡面貌及矿藏等。

  “长制”的演员剧团还演出了《国家至上》《万世师表》和《风雪夜归人》等话剧。交响乐团也演出过一些古典音乐作品。

  金山的“长制”在北平期间,拍摄完成了第三部故事片《哈尔滨之夜》,同样是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主题,讲述了一位义勇军战士和一个歌女的故事。编导张天赐,陈民魂摄影,虞静子、周凋、魏鹤龄等主演。

  “长制”虽然也拍摄过反映国民党守军的纪录片,但只是在重压之下,在党的指示允许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之的应景之作。

  尽管“长制”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名义上是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东北行营的双重领导下,但“长制”实质上是共产党控制下的电影厂,她的作品应该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松花江上》应该成为人民电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它的出品比《桥》早两年。《松花江上》和《桥》,前者的意义在于填补了东北人民抗日题材电影的空白,而后者的意义则是工人阶级成为影片的主角。这两部影片有理由在各自的题材领域内独领风骚。

  “长制”和“东影”,仿佛是中国转型时期人民电影的双胞胎,共同为新中国电影创造了辉煌的一页。

  “东影”改名“长影”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翌年5月,“东影”迁回长春,后来完成了“7个第一部”,即第一部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工人阶级登上银幕故事片《桥》、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1955年2月,按照文化部要求,“东影”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这,就是长春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两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缘由。金山成立的电影厂简称“长制”,由“东影”改名的电影厂简称“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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