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长春厅在水草肥美的蒙古草原上划疆设治，开启了长春作为行政区的历史。到清朝结束的百余年中，长春疆域曾发生几次变化。民国时期，中国学界热衷于对疆域进行赋形，如称当时的中国疆域“如秋海棠叶”。1928年，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在编纂《长春县志》时，对长春疆域演变加以关注并赋形:“长春之疆域，自设治以还，变其广袤者二……当嘉庆五年设厅伊始，划全境为四乡，盖包今德惠县全部及农安县之一部，此其广袤之最大者也。迨光绪十五年升厅为府，又设农安县属焉……于是西北之疆域狭于昔矣，此一变也。宣统元年，复划怀惠乡之全部及沐德乡之一部设德惠县，而东北之疆域更狭，此又一变也。”而“二变”之后，长春的疆域“略成蝶形”。《长春历史地图集》中收录的区域地图，直观地呈现出长春疆域的“蝶变”过程。当然，金先生的上述记载，与史实也略有不符之处。我们有必要对长春疆域“蝶变”过程进行记述，对其背后的史实进行梳理，以加深人们对长春历史的认知。
长春厅初设—— 借地划疆
清朝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并加以封禁。乾隆和嘉庆二朝，吉林省也只建立了吉林厅、长春厅和伯都讷厅。到了清末，吉林省已经有数十个府厅州县，都是光绪七年(1881年)之后吉林将军(巡抚)根据流民的进入和土地开发需要而奏请创设的。清代地方大员如果专折奏请划疆设治，其中会说明其辖区范围、四至边疆道里、治所设在何处等地理信息，同时附有带“贴说”的辖区地图。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吉林将军秀林奏请在郭尔罗斯前旗地方设立通判和巡检，以便管理进入蒙地的2000多户流民。长春所在之地是东北平原的黑土带，土质肥沃，作为蒙公的游牧场所，水草丰茂。另外，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少有名山大川等明显地物作为四至标识，于是秀林在确定长春厅区域四至点时，写明了四至道里，即“东至沐石河190 里，与松花江接界;西至巴彦古鲁克山40里，与科尔沁达尔罕王接界;南至伊通边门15里;北至吉家窝堡172里，与郭尔罗斯前旗接界”。
长春厅边界划分后，即“起立封堆”，划出西部和北部的陆地界线。封堆，是清朝用以标明各行政区域之间地面界线的堆体，或用石头砌垒，或就地挖土而成，发挥界碑的作用。由于封堆会因风雨侵蚀而消失，所以官方每年还要派人专门巡视和修补。通常在勘明边界后，相关官员再“绘图贴说”，交给当事方。秀林设立长春厅的奏折一定附带辖区地图，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这幅最早的长春厅区域图。所幸绘制于道光五年(1825年)的《长春厅舆图》，能够展示出当时长春厅的大致界线和四至点，和秀林的奏报内容基本相同。但与后来的地图不同的是，该图只画出富丰山(今阜丰山)，没有画出新开河，只用表示封堆的三角形，从富丰山到松花江岸，简要划出长春西部和北部的圆弧形界线。从封堆的走向看，长春厅西部似远超过新开河，北部也远远超过伊通河，似将农安县都包含进来。当然并不存在这种状况。一是该图为奏报长春厅衙署移建而画，并非为标明长春厅边界，所以只用封堆对长春厅的西部和北部边境做一个大致的呈现而已。
长春厅设立后，编设恒裕、沐德、怀惠、抚安四乡。从后来的清代长春地图来看，这4个乡位于新开河、伊通河、雾开河、驿马河(即饮马河)、沐石河之间，并以河流中线为界。新开河是否为长春厅的西边界，《长春厅舆图》没有标明，目前史志档案也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依靠光绪二年(1876年)的《长春厅舆地全图》进行论证。该地图和《长春县志》都明确记载，“新开河是由富丰山入境，东北流百余里至两仪门入伊通河”。在该地图上，新开河也是东北走向。新开河入长春厅后，实际上是西北方向流动，并注入翁克河，但《长春厅舆地全图》体现的信息显示，当时官员认为新开河是流向东北方，那么平地上突起的富丰山理应是长春厅最西点，是完全可以作为地标的。在《长春厅舆地全图》《长春府舆图》上，恒裕乡与道光年间才出放的西夹荒，也是以新开河为界，这就不难推断出，1800年长春厅设立时的西部边界就是新开河。那么，长春厅的范围是以富丰山开始，向东南到伊通边门，接以东北走向的新边边墙，然后再向北，分别以沐石河、松花江、伊通河、新开河为边界，形成了一个大致为六边形的区域。
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长春厅境内的这条新开河今天已改称新凯河，其流经长春汽开区的河段正在治污绿化，但这段河道已不是《长春厅舆地全图》或《长春县志》中所说的发源于富丰山的新开河，只是当时新开河的一个支流。二是秀林曾在奏折中说长春厅“东至沐石河190 里，与松花江接界”即是沐石河与松花江接界，而非边墙与松花江接界。三是从《长春厅舆地全图》等地图和“贴说”可以看出，长春厅的西北部边界虽然是新开河，但其北岸一定距离内的村屯也被划入了长春厅界内。
长春厅区域初变——出荒增乡
长春厅创设之后，“枕山带河，远镇沙漠”，开启了借地设治的行政管理模式。嘉庆明确要求，除已开垦之地外，“不准再行开垦一垅，亦不许添居一人”。但是，这里“地多租少，流民利之”，地方官员的监管也只是流于形式，大量流民拥入，结果一边是朝廷的禁令，一边是地方官员不断奏报安插流民。长春厅设立最初10年间，垦民竟然增加七八倍，以至于嘉庆生气地说，地方官每查办一次，就多出数千户流民，然后再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请求安插落户，“是以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
嘉庆虽然生气，但并没有处分官员。而道光帝即位后，一反其父亲的治理之道，曾于道光四年(1824年)以私自容留民人开垦田地为由，将郭尔罗斯前旗王公鞥克托克托瑚、长春厅通判那麟太因等人治罪，长春地区的移民才告一段落。两年后，吉林将军富俊又以道光帝分流进入双城堡的流民为契机，上奏蒙古王公三番五次奏请招民开荒，推动了郭尔罗斯前旗土地开垦合法化。道光七年(1827年)，蒙古王公开始大规模招民垦种。此次开垦之初，并未划定范围，而是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对新开土地进行全面清丈起租。并将这些新开的区域称之为农安乡、西夹荒、沐什河夹信子荒，纳入长春厅范围。长春厅重新划定厅界，疆域首次发生变化。
关于农安乡等3个新荒的设置，相关史料较为缺乏，好在《长春厅舆地全图》和800多字的“贴说”，为我们精准还原了这段历史。该图是目前可见的展示长春厅首次扩张后疆域的最早地图，地物信息极为丰富:一是图上有清晰的边界，写有四至八到标志点:北到农安边达屯，南到伊通边门长岭子，西到秘子厂，北到农安的韩达屯;“坤艮(东西)相距三百余里，乾巽(南北)相距二百余里。可以看出，松花江以西以南都划入长春厅。“贴说”还记载了边界走向和里程，最后总结说长春厅“周界一千余里”。边界内侧还标注了大量村屯名称，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长春厅准确边界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依据。另外，图中用蓝色线条从细到粗，勾画出厅域内的河流，在河流之间贴上写有七大区域名称的红色贴标，让我们对各乡的区域有了清晰了解。更为珍贵的是，“贴说”非常明确地介绍了各乡的来历，即嘉庆五年(1800年)在长春厅“编设恒裕、抚安四乡，招民肯种。道光二年(1822年)出放农、夹荒……于是境界宽远”。
通过《长春厅舆地全图》计算交通路线里程可知，当时长春厅南北最宽处达275里;东西最宽处达350余里。长春厅辖区此次扩大一倍以上，管辖范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金毓黻先生关于嘉庆五年设厅伊始就是长春“广袤之最大者”的结论，显然与历史不符，他甚至都没有提到长春厅曾有农安乡这回事，这也说明他在修志之时，受到了史料和档案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当他看到载有“农安乡”的《长春厅志》时，已经是1947年的事了。
《长春厅舆地全图》完整地呈现出当时长春厅的区域情况，其疆域形状很像一顶皇冠。从历史影响来看，长春厅确实像皇冠一样引人注目，因为其他蒙古王公也以长春厅为例，在自己的领土上设立了民事管理机构。长春厅还为郭尔罗斯前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上至蒙古王公，下到普通兵丁，每年都有一定分红。
由于《长春厅舆地全图》使用典型的具象法绘制，疆域形状与实际有巨大的差异。相对来说，还是光绪年间形成的《大清会典舆图》中收录的《长春府图》更为准确。这张地图虽然冠以《长春府图》，但仍将刚从长春府析划出来的农安县绘入地图之中。但是，该图使用了更加科学的新式绘图法，比较精准地体现了长春厅疆域的真实形状。需要注意的是，这张地图中的农安与郭尔罗斯前旗之间没有标明边境线，而在《长春厅舆地全图》中，长春厅与昌图府之间用实线划出，而与郭尔罗斯前旗之间的边界则用虚线标明。这说明，当时的开垦者随时在向北方开发土地，边界是随时变化的。这也说明蒙古王公并不想确定一条明确的边界，因为这样会限制招垦，影响自己的收益。
长春厅区域再变——升府设县
长春厅增加了农安乡和东西夹荒后，随着移民合法化进入，人口迅速增加。《长春厅舆地全图》记载，同治三年(1864年)时“大小集镇村屯五百余处”。按照史料估计，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长春厅人口约在10万以上，是吉林省东部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人口良莠难齐，奸宄匿迹”。清朝规定，遇到命案，地方印官必须亲往勘验，长春厅通判常常“方急南辕，旋更北辙”，长春“幅员五百余里”，一起命案需要官员用五六天时间去勘验，在路上要浪费大量时间，造成公事积压耽延，官员疲于奔命。还有一些乡民打官司，要到长春城等候传讯，因为往返路途太远，只能在小店居住，一次住上一两个月也是常有的事，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贫困者只能抗传不到，官府则需派人“守候追比”，结果是官民交困，“政教难孚、讼狱滋丰”。当时的吉林将军希元认为，长春是吉林省最难治理的地区，长春改设知府、农安设县分治是“不得不然也”。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希元专折奏请朝廷，提出仿照吉林厅升府、分设敦化县等模式，将长春厅升为长春府，“自理地面命盗词讼各事”，并在农安城分设县治，归府统属。奏折还附带由候补知府王鸣珂和长春通判善庆对长春进行全面“履勘”后绘具的地图、“贴说”。
既然府县分治，就要划疆分理。史料记载，长春的这次“分家”，是将恒裕乡的十四、十五两甲划出，再加上农安乡原有几甲，共同构成了农安县。我们今天未能看到当时的地图，《吉林通志》收录的《长春府图》成为重要参考。该图绘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距离长春升府只有两年时间，应与希元奏报的地图非常相似。从该图可以看出，长农之间除了划归农安的两甲，其余仍沿用农安乡和四大乡原有的边界，特别是东半段，完全以伊通河为界，河北为农安，河南为长春。南岸的农民距农安城只有几里远，距府城却有一百余里。为了管理这些远离长春府城的民人，希元还奏请设立分防照磨一员，以维护长春府东北十余个甲的治安，排解民事纠纷。该分防照磨先是设在靠山屯，但位于农安县地界，这又相当于“借地设治”了，于是又移到朱家城子。然而，农安城距离长春府界过近，也为日后长农边界争端埋下了伏笔。
此次分设农安县，正如金先生所言，长春府“于是西北之疆域狭于昔矣”。不过，这种区域上的变化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长春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春区域三变——破茧成蝶
长春厅升府后，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日俄势力的进入，农业和商贸兴盛，大量农产品通过铁路南下出口，刺激了区域内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20年间，长春府人口增加了4倍左右，村镇繁兴，这在《长春府舆图》中有所体现。该图展示的是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以前的长春府辖区，不仅边界清晰，还绘出了长春府当时的49甲边界和各甲的村屯集镇。
当时在吉林省其他地区，为了抵御日俄势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这就需要增设更多府州厅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设立密山府、长岭县等机构。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锡良认为吉林省“壤地辽阔，治理难周”，还要防备日俄等国的侵略，“治内防外之要策，非添设民官，断不足以资治理”，又奏请将辖区过大的府厅州等进行拆分，设立民官进行管理，例如将伯都讷厅分成新城府和榆树县，从吉林府分出舒兰县等等。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吉林巡抚陈昭常上奏说，长春府设立20多年来，虽然不如吉林府那么辽阔，但“繁盛过之”;“人民富庶，较昔为倍”;而且长春府过于狭长，府治又偏于西南，根据地形和民情需要，“宜于东面分沐德和怀惠二乡与东夹荒之地，以为县治，即名曰德惠县”，朱家城子分防照磨一缺即可裁撤。
朝廷同意了这个方案，要求吉林省“将新划区域测绘方里详图，咨部备案”。随后，陈昭常委派管尚勋试署德惠县知县一职，负责筹建工作，并与长春知府何厚琦负责长德之间的“划疆分理”、分拨户口和地亩等事宜。在府县边界划分上，陈昭常在奏折中只是简单提到德惠由“沐德和怀惠二乡与东夹荒之地”组成，可是如果真按此分割，德惠区域和耕地面积就与长春府基本相等，这是长春府不能接受的，双方初步确定按“府六县四”的比例划分，沐德乡只分给德惠一部分。《长春县志》记载为该乡的四五六七等甲划给德惠，这个记载并不全面，其九甲也划给了德惠，长春府留下了头、二、三、八4个甲。当然，创建一个县级建制并不容易，九月初德惠县就已经正式开门办公，而与长春府的分界详图绘制和户口、地亩分拨一事，到了十月份才结束。
在长德划界之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已分治20多年的农安县的介入。原来，农安县从建立开始，以王皞民为代表的绅民就认为县城与长春府北部边界过近，于是借德惠设治之机，向锡良提出将伊通河南岸长约百里、宽约四五十里的区域划给农安。锡良没有过多考虑，就回批说，可以等长德划界时再做统一研究和处理。宣统二年八月，长春与德惠印官开始研究分界，农安县绅民以有锡良批示为由，加入分界谈判之中。长春知府何子璋发现，农安县要求划走的区域涉及农田七八万垧，再分给德惠一部分，长春府的耕地还没有农安多，他无法接受这一结果，于是向锡良禀报反对。锡良也对农安县的做法十分生气，在回批中指出，此举事关国家行政区域，绅民们无权参与，“绅士王皞民等甘违公论，哓渎不休，实属不知大体”。这样，此次纷争才算平息。当然，也有部分农民不愿意被划归德惠县，沐德乡四甲即以绅户于海波为代表，向长春府联名禀报，要求留在长春府，“以便人地相宜”。何厚琦只能安抚说，划分计划已经禀请上级审核完成，无法再改动。
德惠县的分设，是长春厅设立以来区域的第三次变化。金先生对此表示，长春府“东北之疆域更狭，此又一变也”，长春区域形象也由此迎来了一次“蝶变”。对于这只“蝴蝶”，金先生在《长春县志》中曾有生动记载:“全县疆域略成蝶形:伊通河贯其中部，如蝶之腰;东北境至刁家油房，西北境至弓棚子，皆斜长一百八十里，如张两翼，而北凹入突出如喙，南部突出如尾，为一有趣之观。参阅全县区域图，自知之矣。”当我们看到绘制于1924年的彩色地图《长春县图》时，就会感觉金先生的比喻是如此的生动形象，这只“蝴蝶”几乎要破纸而出，翩翩起舞。回望历史，220年间，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长春从茫茫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屯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何尝不是一个栉风沐雨、破茧成蝶的过程呢?
(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