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邮政旧事 长春文史-文化 曹淑杰 316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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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邮政旧事

2020-07-01 13:50 | 来源: 长春日报

  壹 两设邮局

  邮政是近代社会的产物。17世纪,英法等西方国家将官府专用的通信机构和民间经营的邮递组织结合起来,创办了国家专营的通信事业,发展成为近代邮政。1840年,英国对邮政进行改革,发行并使用了邮票,使近代邮政最终定型。

  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俄、日、德等国先后在中国口岸设邮,与各自国内通邮,形成了独特的“客邮”现象。在此情形下,清政府便在使用传统驿递的同时也试办邮政,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式开办,由大清海关负责。当时,全国仅设5处口岸邮政局,在东北有一处,设在牛庄(今营口)。

  两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清政府开始向内陆城镇推广邮政,牛庄大清邮政局派人来到商业已经很繁荣的长春,在城内三道街合盛信局内开设代办,收发邮件。在代办有成绩之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城内设立了长春大清邮政局,在长春正式开办邮政。设局后,陆续开办的业务有信函、包裹和汇兑。当时邮局没有投递员,民众寄取包裹和汇兑银钱都直接在邮局内办理;信函业务中的寄信,可贴票直接投入邮筒或交给邮政代办商铺,来信则由收信人自己到邮局或邮政代办商铺认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土地上爆发。在两国打仗期间(1904年—1905年),包括长春大清邮政局在内的一些东北邮局因战乱而关闭,两年后才陆续重开。长春局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907年1月14日)重新开办,这一天也是吉长两城开埠、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馆的日子。当时《盛京时报》报道:“长春、吉林等处邮政局前已开办……自十二月初一日起,所有一切邮件一律办理,以便通信。”

  在长春局重新开办后不久,清政府将整个东北的邮政由牛庄大清邮政局管理改由奉天(今沈阳)大清邮政局管理,长春大清邮政局转归奉天局统辖,局名改为“长春府邮政分局”,也称“宽城子分局”。

  重新开办的邮局局舍是租赁的,在城内西三道街路南,正对路北南庆丰胡同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绘制的《长春市街全图》上,标有邮局的位置。

  贰 宽城子分邮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将奉天大清邮政局改为东三省邮政总局,为推广邮政和方便邮件的封发转运,筹划将东北划为奉天、牛庄、安东(今丹东)、吉林、哈尔滨、宽城子等几个分邮界来管理,宣统元年(1909年)正式施行。

  分邮界的范围初无定界,都是以分管局为中心向周围延伸。长春府邮政分局管理宽城子分邮界,最初的范围在长春府周围,除长春府外仅有怀德县、辽源州、公主岭、新城府(今松原市宁江区)等6处局所、11处代办所。后来的发展越来越大,宣统二年(1910年)时有总分局所12处、代办29处;宣统三年(1911年)时有总分(支)局15处、代办32处;民国元年(1912年)时有总分支各局16处、代办60处。宣统三年时,分邮界的范围西到四平、北到洮南,除长春府外,还包括奉化县(今梨树县)、公主岭、新城府、辽源州、四平街(今四平市)、八面城、石头城子、伊通州、怀德县、磐石县、洮南县、农安县、郭家店等地。民国初年又把吉林分邮界并入,涵盖了半个吉林省。

  因为大清邮政是由英国人赫德掌管的大清海关管理的,所以,大清邮政与大清海关一样,许多高级邮员由英法等国人员充任。宽城子分邮界自设立起,一直由洋人任总办(即局长),住在长春府邮政分局内。洋人总办先后有英国人马勋、葡萄牙人都礼佛、法国人乍配林、奥地利人魏登贝等,宣统三年时有正式邮员44人,其中供事12人、邮差32人。宽城子分邮界宣统三年时总计收寄包裹50960件,共重130200公斤;汇关平银48000两,兑关平银6000两;收信2464800件,发信1528200件,转信1587600件。其中,在长春城就地投递的信件就有1600件。

  在管理宽城子分邮界期间,长春府邮政分局在长春府本地设有头道沟和二道沟两处支局,以及城内外24处信柜。同时,在本城内开始了邮差投递。《盛京时报》宣统元年五月十五日报道,长春“中国邮政局凡来往信件,由局中雇人按户投送,意良法美,人皆称便”。

  由于当时社会治安不好,距离较远的两地间的邮差有时还要佩带枪支防身。《大清邮政章程·通邮局所汇编》中载:“吉林至宽城子又新设有马差,计路二百四十里,约需十六点钟。惟其一带路上时有盗贼,是以信差等经地方官发给洋枪子弹。”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邮政变为中华邮政,长春府邮政分局于当年3月将门首大清邮政局匾额摘下,改制中国邮政局匾额悬挂。1913年3月,长春府遵令改为长春县,长春府邮政分局改称“长春邮政分局”。1914年,中华邮政为使全国邮区与行政区一致,取消邮界制,东三省邮政总局改为奉天邮政管理局,直辖东北各邮局,并将各邮局按业务繁忙程度划分等级。长春邮政分局因地处要衢、业务繁忙,并因此前为邮界管理局而定为一等邮局。

  分邮界撤销时,长春邮政分局的职官名称也改变了——“总办”改称“局长”,改由中国人担任,首任局长是辜木荣,不久改为吴天赐。同时在各县添设支局数十处,本局的机构、人员略为缩减。其业务陆续开办了贺年邮件、盲人邮件、保价包裹、代收货价包裹、国际包裹和邮政储蓄等,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长春一等邮局在商埠地内新盖楼房局舍一栋,全局有一百多名员工。除本局外,下辖支局3处(头道沟、三道街、二道沟)、代办7处,民国邮政业务基本开办齐全,发往外埠邮件每年约有320万件,投递本埠邮件每年约为6万余件。

  叁 民信局兴衰

  信局,又称民信局,是产生于明永乐年间(1043年─1424年)的中国民间通信机构,办理信函、银钱和小件包裹等递送业务,长期以来与驿站等国家通信机构并存。长春自嘉庆五年(1800年)设治后,民间通信除了像“柳毅传书”那样托人捎带外,也产生了信局。光绪年间,在城内有名可查的信局就有本城的合盛、和兴、天泰信局,奉天义合信局、哈尔滨义和信局和卜魁(今齐齐哈尔)信局在长的分局。这些信局与镖局一样,定有专章,互相联络,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民间通信、物流网络,为社会和经济服务。

  合盛信局位于城内西三道街,开办于道光末年的1850年前后,为郭姓所办,本局在长春,外埠有联号,经营得相当不错,深得长春商民的欢迎。即使官办邮政开办后,人们还常将官邮局与民信局相比,批评官办邮局的不足。

  清政府的大清邮政正式成立后,对民信局一直是既利用又限制,要求其只能作为邮局的辅助和补充。日俄战争后,东北各地邮局陆续恢复,为了垄断通信行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东三省邮政总局发出告示,再次申明邮政由国家专营,民信局只能作为邮局的辅助机构而挂号营业,否则予以取缔。

  在长春,自大清邮政局设立后,其他民信局陆续关闭,唯有合盛信局一直营业,并且未曾挂号,长春府邮政分局便开始对它进行限制,手段就是查扣信包。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秋,合盛信局的信包经常被邮局强制查扣,经营陷入困境。为此,合盛信局执事郭庆凌在多次与邮局交涉无果后,赴长春府递状诉告邮局。状呈先是称,“郭家在吉长开设信局以来,南至沈营,北至江北各处,东至吉林,已六十余年,南北通达,走送东三省各府州县宪衙公事,下至买卖铺商信件,都是守法经营”。然后称,“当年(1898年)牛庄大清邮政局毕总理投敝局办邮政,敝局予以收留帮助,今日却不许敝局营业,野蛮地抢去信包”,请知府主持公道。

  这张状纸虽然写得言词恳切、合情合理,但长春府却不敢接,更不敢过问。因为当时邮政是国家直属机关,且关系到洋人,当时邮局限制民信局又是一种行政执法。所以,长春知府接到状纸后一推了事,批曰:“事关邮政,无论是非曲直,非本衙门权限所及,应自行禀请邮政总局核办。”合盛信局哪敢去找邮政总局,只能自认倒霉。

  祸不单行,宣统三年春,东北暴发鼠疫,合盛信局因病死数人而关闭,以合盛信局为代表的长春民信局行业也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张带有府批、本应退给合盛信局的状呈,却因合盛信局的倒闭而没能退回,黯然地留在了长春府的文牍里,至今仍保存在长春市档案馆内。

  肆 “三邮并存”

  在牛庄大清邮政局派人来长春开办邮政后,随着俄日两国势力进入长春,两国的邮局也先后在长春设立,形成了持续二十多年的“三邮并存”的局面。

  俄国邮局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国在长春城北修筑东清铁路时,在宽城子车站内附设的,很小,未及使用便在义和团运动中随车站一同被焚。俄国出兵镇压东北义和团时及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起,俄军曾在宽城子铁路附属地内先后设立两处军邮局,后都改为民用,为附属地内的俄国人和其他铁路员工使用。改为民用后的这两处邮局,均隶属于东清铁路局的邮电股。

  日本在长春设邮,稍晚于俄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接管南满铁路时,在长春城西孟家屯设有日军辽东守备队通信所,先军用后民用。通信所开放民用后,改归日本设在大连的关东都督府邮便电信局管辖,成为该局的宽城子支局。第二年(1907年),日本“满铁”开始在城北头道沟修筑新车站及其附属地,宽城子支局迁入附属地并改称“长春邮便局”。1908年,以车站为中心,包括邮局在内的第一批建筑在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迅速建成后,长春邮便局便于12月1日迁入新建的二层局舍内(今宽城子邮电局电信营业室),1909年3月30日正式营业。

  日本在长设邮后,大肆扩张,先后在长春城内、吉林城内设出张所,并派员到哈尔滨收投邮件,成为日本面向北满的邮政窗口。日邮在长春陆续开办的业务有信函、包裹、汇兑、储金等,不仅为当时在长的日本人所用,也吸引了许多中国人。

  三国邮政在长春并存,三方之间陆续建立联邮关系,使长春成为当时东北地区邮政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任何一方的邮政业务,这是“三邮并存”带来的便利。但是,与口岸地方的外国邮局一样,俄日两国在长邮政毕竟还是属于“客邮”,侵蚀着中国的主权和邮权。为此,中华民国成立后,特别是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国人要求撤废各国在华“客邮”的呼声日高,终于在1921年国际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这一要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会议通过议案:各国一律撤废在华邮局,以1923年1月1日为最后期限。

  撤废外国在华邮局,涉及俄国的不成问题。因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对苏维埃政权不予承认,1920年便停止了俄在华官员的一切待遇,俄在华邮局相继关闭,其中包括在长春二道沟的两处俄邮局。为满足当地用邮,长春一等邮局于1921年初将本局设在二道沟的代办所升为支局。

  遵照华盛顿议案,日本在我国其他地方的邮局都撤废了,唯独包括长春在内的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内的邮局未予撤废,理由是这些邮局属于铁路的附属设施。

  日本在长春的邮政发展极快,1922年时在长春共有邮电员工313人,有局所5处(其中两处单办电信业务)、代办信柜6处、代售邮票处16处、邮政筒箱18处,人员数量、局所规模、所办业务都远远超过民国邮政,有的邮政设施一直设在长春城内和商埠地内。华盛顿会议后,在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下,1922年底,日本仅将设在长春城内和商埠地内的邮局和信筒等撤进附属地内,而附属地内的邮局则照常运行,一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后的1937年底,随满铁附属地一同交给伪满。

  伍 邮政“大撤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落入日寇魔掌,但各地邮局仍然隶属于中华民国交通部,按照中华邮政的指令进行工作。日本关东军对此十分恼怒,在占领了奉天、长春、吉林等城市后,无一例外地派宪兵到当地民国邮局检查邮件,野蛮地扣留关内寄来的或东北各地互寄的报纸。因为抗议日军的这种行径,1931年10月24日,长春一等邮局局长哈石均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监禁拷问了36个小时,同时将吉黑邮政管理局寄来的文件等掠走。像这样的事情,当时在东北其他城市也发生过。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伪交通部邮务司于4月1日发表所谓“邮政自主宣言”,声称要接收东北的中华邮政,并派接收委员分别到民国的辽宁、吉黑两邮政管理局任监察官,开始向两邮政管理局下达伪交通部文件,意欲接收。但是,碍于邮政在国际上受万国邮联保护以及这两个邮区的邮务长都是外籍人,当时未敢强行接收。最后在把东北其他中华民国机关接收完毕后,宣布将于8月1日强行接收。

  日伪的野蛮行径早就引起中华民国全国邮务员工的愤怒,他们谋划着最后的抗争。目睹了日寇暴行的东北邮务员工,深知东北邮政难保,又不愿为日寇服务,便在日伪政权成立后发出通告,呼吁中华邮务工会援引国际邮政公约的规定,封锁东北邮政,关闭东北邮局。于是,在当时夺回东北无望的情况下,民国交通部决定撤邮。当时由辽宁管理局的邮务长巴立地(意大利人)协调在哈尔滨的吉黑邮政管理局,秘密地向关内封送文件、典押不动产,筹划整个东北邮政的撤退事宜。

  7月初,伪交通部开始行动,将在日本国内印制的代表国家主权的所谓伪满邮票、伪满明信片和伪满汇兑印纸发到两邮政管理局,令其从8月1日起发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交通部于7月22日发出3696号密令,关闭东北全境邮局,停办关内各省对东北的一切邮政业务,命令东北邮员全部撤入关内。当时,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致电国际邮政公署,阐述关闭东北邮政之事:“日本政府嗾使其所属傀儡政府,派遣邮务人员──其中大部分为日本人──以武力夺据当地及东三省各邮政机关之财产,并强迫各邮政机关,使用其傀儡国之新邮票,破坏中国邮政之统一,致各邮政机关陷于不能执行职务之地位。中国邮政总局鉴于此种特殊情况,不得不请贵署转达国际邮联,兹遵伦敦国际邮政公约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所有东三省邮政在新办法未决定前,暂时停办。”

  由于东北的撤邮准备很充分,因此动作也很快。7月24日,奉天市内各邮局还都照常营业,但到了25日晨已无人上班,管理局及各分局门口都张贴了撤邮通告,通告日期为7月24日,签署人为巴立地。

  通告不仅说明了关闭东北邮政的原因,还特别对公众存在邮局的储金等作了交代:“自即日起,所有本区各局一切业务,只得暂行停办,一切债务,亦无从负责,惟有留候本区邮政恢复常态时再行清理。查辽宁、吉黑两邮区各局所收储金存款,不过数十万元,未付汇票及其他款项,为数更属有限,而邮政财产,在两区境内所有之动产不动产,价值二百数十万元,足以抵偿,绰有余裕。特此通告,俾众周知。”

  吉黑邮政管理局的关闭比辽宁邮政管理局晚一天,为7月26日。区内长春、吉林两一等邮局同日关闭,部分员工撤进关内,另行分配工作。长春邮局是在26日晨将存局邮件投递完毕后停止办公的,体现出民国邮政人敬业负责的精神。

  由于日伪的阻挠,东北邮员向关内撤退一直持续到当年底。两邮区总计3200多人,绝大多数都撤进关内,仅余100多名下级职员留在了伪满。其中长春局撤入关内者有120人,留用者13人。辽宁邮区邮务长巴立地、吉黑邮区邮务长史密斯,以及新接替哈石均的长春一等邮局局长里抗德等几个外籍人局长,暂留当地处理善后。东北邮政撤退后,中华民国在东北的2685处邮政局所、2325000余元的邮政产业,完全落入日伪之手。除此之外,每年邮政营业损失440万元。

  中华民国的这次撤邮行动,进行得非常机密有序,可见当时邮政员工的民族意识和团结精神。撤邮行动发生后,日伪当局慌作一团。7月27日10时,在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伪交通部邮务司电务科长羽根田久一(日本人)、总务司调查科科长金振民(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的女婿)等7人来到长春一等邮局,强行接收了长春邮政,金振民任临时局长。此时,长春邮政共有局所4处,即长春一等邮局、三道街支局、头道沟支局、二道沟支局。长春邮政局是在长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公务机关。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在长春市邮政局做局史工作,曾接触到一些撤邮邮员的资料。同为邮政人,虽前后两代未曾谋面,但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我的心中还是涌起了无限的敬佩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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