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读懂一张地图，可以读懂一个时代”。《长春历史地图集》中的第一部“区域图”，收录了17幅地图，其中展示长春城区域位置的有8幅，有明确疆域的9幅，它们反映出长春100多年间的历史演变和形势变化。深度阅读这些地图，就是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长春发展史。
长春厅初设
地图，我国古代称之为“舆图”，这是因为《易·说卦》曾言:“坤为地……为大舆”，此后即以“舆地”指大地，于是称地图为舆图。历代帝王、政治家和军事家都重视舆图的绘制，清朝尤其重视这项工作，从康熙到宣统，国使馆、会典馆等中央机构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图书，会要求各省呈报各种地图，地方修志也要绘制舆图。所以，不管是全国疆域舆图，还是地方地图绘制，都空前兴盛。清朝早期，西方先进的制图法已在中国得到应用，地图绘制手法已趋于科学化和技术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皇舆全览图》，首次应用三角测量和经纬度测量技术，甚至被认为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精准，但遗憾的是，这一科学方法没有被后世继承，更不用说在地方普及了，传统绘图法仍大行其道。比如《长春历史地图集》“区域图”中的前6幅，都采用典型的传统绘图法。其中的吉林省图(局部)绘制于1822年，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彩绘，无图例，直接在图中使用具象符号来表示地物，如山河、柳条边、伊通边门、建筑和村落等等。地图上也有一些抽象符号，但会加上旁注，表明这并不是当时流行的统一图例。
从形式上看，这幅地图的独特之处在于，为了适应纸张，将吉林省形绘成长方形，无视地形比例和透视学常识。从内容上看，该图对长春来说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从绘入的地物来看，地图似乎重在展示吉林省水系，却将长春厅衙署所在的新立城与宽城子(今长春)同时绘入。宽城子成为唯一被绘入地图的非官署所在地，这体现了当时宽城子的规模、地位和影响。据档案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时，宽城子已成为长春厅“生意汇总之区”。二是从中可以看出，长春厅孤悬于吉林省西北的柳条边之外，充分展示出长春在吉林省的位置。此时的长春，虽然还没有体现出后来“三省冲衢”的东北区域中心位置，但《吉林外记》中描述的长春厅“枕山带河，远镇沙漠”的气势，已在图中一览无余，从中能够看出长春厅未来的发展趋势。
长春厅衙署移建
长春厅的建立是为了管理到柳条边外蒙地垦荒的民人，自然有自己的疆域。《长春厅舆图》是目前可见的首幅标有区域的长春地图。这幅地图是道光五年(1825年)吉林将军富俊向皇帝奏报长春厅衙署从新立城移建到宽城子时的绘呈之作，上北下南、无比例尺、无图例。该图在绘制手法上风格独特。首先，其地物数量只有20项左右，包括1座山峰(富丰山，即今阜丰山)、2个村子(公营子、纪家窝铺)，3个重镇(长春厅、宽城子、伯都讷城)、6个边门、7条河流，还有封堆边线，再未绘入其他任何村屯。长春厅建立后的20多年中，发展极快，到道光二年(1822年)时，长春的实际人口已达10776户、51878人，比初建时增加了五六倍，因此不可能只有图中所绘的几个村镇。其次，绘图手法极为写意，用流畅的线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长春厅水系和河流走势，边门、封堆和建筑等描绘得栩栩如生。另外，一般舆图的“贴说”都写在边角之处，而此图则直接写在地图关键位置，用两段40余字的说明，写出新立城和宽城子的南北距离和各自的居民户数。富俊在相关奏折中并没有写明这些数目，只说当时的新立城地处偏壤，“遇有东北乡村相验，往返二三百里，需四五日，耽误办公”，“有鞭长莫及之虞”;而宽城子“人烟稠密，商贾辐辏，五路通衢”，非常适合作为厅署驻地。“贴说”内容既呼应奏折提出的移建长春厅衙署的主题，又体现出当时长春厅衙署所在地新立城和宽城子的关系，使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内容互相补充、各有侧重又和谐统一，强烈突出了宽城子这一核心要素,使皇帝一看便知道它在长春厅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观者对长春厅衙署移建必要性的认同，大大增强了地图的说服力。而地图内写入大量文字，又有效地弥补了图中地物数量过少所形成的空疏感。文字与各种地物之间疏密有致，则是传统绘画“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布局方法在地图绘制上的体现。所以，它既是一幅地图，又是一幅精美画作。
在清代，移建衙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花费大笔银钱。富俊在绘制这幅地图时煞费苦心，最终达到了目的。长春厅衙署的移建，适应了长春厅的发展速度，正如富俊所言，“不惟易于弹压而安商旅，具便于访缉，不致有疏脱之虑”，化解了人口增加对于治权带来的压力，又增加了周边的辐射能力，有利于日后长春厅向西、北、东3个方向的开发与扩张，为蒙古王公持续推行开放政策提供了行政管辖能力上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衙署移建奠定了今天长春城的基础，是长春城市史的真正开端，也是长春发展史上的首要历史事件。
主官升抚民通判
从1800年长春厅建立开始，朝廷实行的是不多添一人、不多开一垄的封禁政策。道光七年(1827年)开放蒙荒，算得上长春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政策支持。此后，这里的土地大量开发，人口繁盛，村屯增多。绘制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长春厅舆地全图》恰好体现了这种变化。该图高50厘米、宽60厘米，封面为硬蓝花格纸，正中贴有黄色斗签，上书“绘呈:长春厅舆地全图”字样。地图上北下南，无指北标，用文字标明方向;仍无图例，对于山河等地物或表达地物的符号都加以文字标注。地图中间是长春厅区域，四角空白处写有近千字的“贴说”。相对于《长春厅舆图》来说，该图称得上名符其实的“全图”，承载的信息量巨大。图上贴有红色“浮签”7个，写明长春厅所管辖的五大乡和东西两个夹荒的名字，展示出长春厅各乡的相对位置。在绘制手法上，该图用蓝色线条画出长春厅区域内的河流，山峰也为具象式。边界、河流的走向完全不符合实际，由此可知，该图与《长春厅舆图》一样，是绘图者依照已有地图和自己的感观认识所进行的创作。
这幅地图用170字写明了农安城的四至和里数。当时的长春厅区域内，万宝山、朱家城子都是嘉庆初年即出荒立市,其开发历史远比农安城早得多。道光七年(1827年)出放农安荒时，农安“城内低洼，无人承领，已成废地”，后来此处的商人因无处设立市场，才购买了城内的土地，“逐渐迁入，遂成街市”。此后“人口日众，交易日繁”，从荒凉之城变为富庶之区。大约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年)的《长春厅志》记载， 长春厅境内“村镇较大者，首推农安城”。农安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长春厅南北过于宽广，北部需要一个经济中心，而农安城又地处伊通河畔，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自然就承担起这个角色。由于长春发展迅速，人口增加，蒙民交涉日繁，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将军铭安奏请将长春厅理事通判升为抚民通判，增加权限，加强管理，并在农安设立分防照磨。农安承担如此重要的职能，在《长春厅舆地全图》上是有历史征兆的。
地图的“贴说”中还记载了同治三年(1864年)时长春厅村屯的数目，这说明长春厅曾做过详细的村屯普查工作，但是直到绘制此图时，受马傻子农民军以及地方官员频繁更换的影响，再没有做过类似的统计工作，只能使用十几年前的信息。长春历史学者于泾根据该图折叠后的尺寸和封面上的“绘呈”二字，曾判断它为某个奏折中的附件。光绪二年，吉林将军穆图善曾奉旨议奏吉林官制改革问题，这幅地图有可能是穆图善为此而作。不论其出自何人之手，因何目的绘制，它都记载了长春厅的开发、边界、疆域、四至、道里等地理信息，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长春厅历史面貌的重要体现。
这幅地图的“贴说”信息量极大，其中明确记载“同治三年，查大小集镇村屯五百余处”，并绘入了130个集镇村屯的名称，其中有25处地名用朱笔圈画，以示重要。这说明道光七年之后的四十多年间，长春厅“境界宽远，生齿日繁”，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长春县志》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时，长春厅已有人口23100户、64183人。光绪四年(1878年)，吉林将军铭安设计吉林省的官制改革时，认为长春“地方辽阔，民风强悍，最称难治”，而且又是在蒙地上设治，形势复杂，于是将长春厅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并加理事衔;而农安城“地当冲要，生聚日繁”，设分防照磨。铭安的这次改革最为深远的影响是，长春厅主官任命不再受民族出身的制约，更多熟悉地方情况、有为有守的优秀人才来到长春，对这里实施有效的治理。而《长春厅舆地全图》，便是铭安改革前长春厅形势的真实写照。
长春厅升改府治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吉林将军希元奏请将长春厅升为府，并在“农安城分设县治，名曰农安县，归府统属”。希元确定了长春和农安的界线，同时“绘具长春、农安地图贴说，咨行军机处备查”。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绘制一府一县的地图，费时费力，非一朝一夕之事。长春府和农安县地图是由时任长春厅通判善庆和在吉林省当差的候补知府王鸣珂“履勘”绘制的。
从希元奏折看，长春府和农安县地图并没有直接奏报给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而是由军机处存档。关于早期的长春府地图，光绪朝《大清会典舆图》曾有收录，但它地物过少，信息量远远比不上《长春府图》。该图绘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自于《吉林通志》，是“地图卷”中的第6幅。在形式上，上北下南，计里开方，无图例。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清代地图上没有图例，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地图已做到了应标尽标，无需图例;二是地图为套图中的一幅，已在首图上标有图例;三是写有统一的图例说明，《长春府图》便属于这种情况。《吉林通志》首卷中专设“图例”一项，说明当时各府厅州县绘入地图的情况，还用文字对地图中的图例做了说明，比如省城为“回”字形，府为“□”、县为“○”。
《长春府图》成图时，长春升府只有两年时间，大体反映了当时的局面。当时长春已成为吉林省东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流民日多，抚循已非易易”。希元就曾表示，他刚上任时就听说长春是最难治理的地区。同时，长春“幅员五百余里”，往来办理公事极为不便。于是长春改设知府，并于农安设县，南北分治，达到政教通和的目标。光绪十五年(1889年)，朝廷同意了希元的建议，并将分防照磨从农安移驻靠山屯，后又移至朱家城子，朱家城子由此成为当时长春府境中唯一的镇。
清末新政时期
光绪年间，伴随着营口通商，长春商业贸易兴起，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东北三省贸易中心之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东铁路南支线开始修建，使长春成为交通和商品转运中心，长春城也从“省西门户”变为“关左冲衢”和“东三省中央之枢纽”，迎来国际化时代。周边农产品通过长春向营口运送出口，长春城的商贸和物流业非常发达。由于国际需求的刺激，整个长春府大豆、蓝靛、黄烟等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也使农业人口涌入，余散土地不断开垦。到宣统二年(1910年)时，全府正附户总数105332户，如果按每户5人计划，已经达到53万人。与光绪十八年(1892年)相比，人口增长6倍之多;“纳租地亩四十一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垧六分”，这还不包括东西夹荒的免租土地。《长春府舆图》反映出了20世纪初长春这样的繁华景象。
《长春府舆图》绘制于宣统元年(1909年)，现存吉林省档案馆，是首次披露的孤本。在绘制手法上，比例尺与计里开方混用，有指北标;村屯、河流、山川等地物名称使用小楷书写，府界和各乡甲界清晰。左上角、左下角和右下角粘有斗签，分别为图名、贴说和图例。图例中绝大部分已经从原来的具象示意改为符号示意，特别是教堂、铁路、边栅等地物的图例，具有其所代表地物的典型特征，绝大多数图例已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该地图风格可谓中西合璧，表明绘制者石景安具有先进的地图学测绘知识和能力。尤其可贵的是，地图的名称为时任长春知府孟宪彝题写。孟宪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任职长春府，是清末民初的书法家。《长春县志》中说他的书法“片羽吉光，人争宝之”，而其政绩更令人称道，但因为商埠问题与时任吉林西南路道道员颜世清发生矛盾，被降调双城厅。该图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一是至少标出了1160个村屯的名称和位置，反映出当时长春府境人烟稠密、阡陌纵横、村屯林立的繁荣景象;二是绘明了四大乡和所辖49甲界线，以及每甲的村屯名称，这是首次展示各甲的全貌，此前对各甲的区域记载甚少;三是绘制了长春府通往农安、伯都讷、怀德、吉林等地的道路和所经村屯，是对长春府舆地研究的有益补证。此外，河流、桥津、渡口、湖泡也有体现，中东铁路在长春境内各站的原有村庄名称也很明确。
中东铁路南支线只是把长春带入近代化进程，而1905年“日俄战后，遂入两国之范围”，长春成为中日俄三国势力的角逐之地，逐渐走向国际化。面对俄国和日本势力的渗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极有危机感，他曾表示，“长春地处要冲，康涂四达，日俄铁轨东西夹峙，轮蹄辐辏，百货云集，实称商务繁盛之区”，而他在关于设吉林西路兵备道道员的奏折中又强调，“长春最为紧要地方，居四达之冲，中外辐辏，交涉纷繁”。长春城周边地区受商贸业影响，也开始城市化，如城后堡、五虎屯、铁岭屯、黄瓜沟等，也都与长春城融为一体。再远一些的村屯，也受到了长春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影响。能体现这一历史进程的，就是《长春历史地图集》收录的3份长春府分幅地图，图名分别为《长春》《吴家屯》《金钱堡》。这3幅地图上北下南，带有比例尺，首尾相接，展示的是长春城及其南北三大区域。图边上注明东三省陆地测量总局实测于宣统元年，绘制于宣统二年。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吉林将军达桂便设立了一所测绘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又在奉天设立测绘学堂。为了响应陆军部要求测绘全国军用地图的要求，奉天和吉林两学堂头班毕业的测绘学生共180余人，编成了测量队，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东三省陆地测量总局。宣统元年三月十七日，140名测绘学生开始进入吉林省，首先从长春府着手，向东南方向进行测绘工作。直到十月末“大雪天寒，不便测量”，才收队回奉天。从现存档案看，此次测绘共形成49张地图，外加7张农安附近地图，统称《长春东南地形图》，这是东北地区乃至清朝最早用三角测量和水准测量等科学方法绘制的军事用图，使用了少有的“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尺，对当时长春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村屯、道路、坟茔、井泉、树木、河流、沼泽、耕地、军营等自然和人文要素进行了详细而又精准的呈现。特别是在名为《长春》的地图中，首次完整地绘制出长春城和商埠地的轮廓和街路走向，占据地图正中偏上的位置，很是醒目。而对日本和俄国的铁路附属地，则按照首尾相接的原则，只将其放到《金钱堡》的最下边缘，充分体现出绘图者情感的好恶。地图还展示了长春商埠、日俄铁路附属地的建设情况。这三张地图不仅是长春地区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军事地图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文图片均来源于《长春历史地图集》
[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