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座现代化城市来说，供公众游览、休憩、锻炼的公园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以来，现代化城市的概念在我国东北普遍确立，凡是目光长远、注重民生的地方长官，都比较重视公园的建设。早在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长春商埠地的设计规划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官员们在商埠地内即有“修花园之举”，这些官员包括长春知府孟宪彝，但他当时只是提出了设想，还没等付诸行动，就被贬到双城厅做同知去了。
两任道尹在商埠地修建公园
进入民国时期，长春商埠地经过七八年的规划和建设，已经粗具规模。作为官方重点发展的区域，这里不断加强“招商引资”，经济日益繁荣。与此同时，长春的官员们都意识到，商埠地内应该有一座用于公共活动的公园，以美化环境，增强吸引力，同时与日本满铁附属地的西公园(今胜利公园)相比拼。而此时商埠地的管理者，正是几年前被贬的孟宪彝，他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初一日就接替李澍恩，出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道员(民国建立后改为吉长道尹)，重回长春，而且是官升一级。他在开发和兴建长春商埠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其中就包括修建公园。
1914年3月，孟宪彝拍板决定修建一座公园，“以供公共游览”，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公园”(现存史料多直接称之为“公园”，也称“长春公园”，时人为区别于日本人修建的西公园，又称其为“中国公园”)。这座公园大约在今天的东五马路东段新天地购物公园的位置，占地28亩(约合1.9万平方米)，距离清真寺只有400米左右。
在公园开始选址设计的时候，长春商埠正值成长期，大规模的房舍、马路修建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商埠区域空地极多，这里自然不会引起“开发商”的兴趣，因此公园的建设一直少有干扰。这处位于老城以北的地方，林木茂密，郁郁葱葱，杨榆柳桃，树种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是榆树，许多树直径达一二尺。“每逢夏间，万绿丛生，堪称胜地”。而且，这里距离道署只有大约500米远，因此在公园选址时，孟宪彝一眼就看中了这里，“拟就森林地面，创设公园一处”。在与士绅们商议之后，孟宪彝禀明了吉林省民政长，然后着手划定界线，确立范围，“南北五十丈，东西六十丈”。预计在当年夏天就可以建成，并对公众开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座公园的轮廓大体上近似于直角梯形。
孟宪彝只做了公园的规划立项和界线划定，还没有开工，就在1914年7月升任为吉林巡按使，由吉林省教育司司长郭宗熙接替他原来的位置。郭宗熙到任后，立即对公园用地进行丈量，“拟先修筑房舍七间，以资招人看守”。德盛公司承包了园区的围墙、房舍、亭台以及山水桥林等工程。公园于当年9月正式动工，1915年6月13日交工。道尹郭宗熙又“选觅花匠，罗置奇花异草，以资点缀”，直到7月末，公园才算最终完工。
长春历史上第一座官办现代公园
这是长春历史上第一座由官方出资修建、具备现代意义的公园。
建成后的“中国公园”，周边是砖墙，上面“密列木栏”，西、南、北三面临马路，各设园门(1924年又在公园西墙开辟西便门，直通大马路)。这座公园在内部设计和景观布置上还是下了功夫的，根据记载，公园的东北方设有秋千、铁杠、桌椅，供游人休闲娱乐;公园北部和东部都建有木亭，遍植榆柳，“叉桠斜欹，气象幽然”;公园的南部还建有一座长亭(长廊)，《长春县志》这样描述它:“曲折回转约数丈，上覆以苇，以横以栏，倦者可息而行者可荫”。实际上，这座长亭有个十分别致文雅的但不见官方文献记载的名字——九曲草亭。在公园正中间的高地上，也是整个园区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建有一座木亭，北檐下挂着公园的建造者、吉长道尹郭宗熙提写的“凌风亭”匾额;木亭的柱联颇具意境:“半池水荇能藏月;满地榆钱为买春”。正如楹联中所说，公园中榆树最多，“围均径尺，高可数丈”，每到春末，榆钱满地。凌风亭的西侧还有假山、石洞和喷泉。公园的西南还有两栋建筑，是园区管理机构——公园事务所办公地。
整个园区植物种类繁多，除了榆树外，还有杨树、柳树、石榴、桃树、海棠、月季、兰花、菊花、玉簪、芍药等数十种，“四时皆有花开”。公园还引进了一些动物，如鹤、熊、狼、狐等，在当时的长春颇为轰动。
此后，公园又先后添设了许多非观赏设施。1922年，张作霖在全东北筹建无线电通讯网，后来长春也建起了一座“高达50尺”的信号塔，就设在公园里。1925年，在公园西侧修建了为东北军供应服装的吉林被服厂。1926年6月，长春开埠局设立“长春商埠通俗图书馆”，就设在园内北部的两间旧瓦房之内，并于6月20日挂牌。这座图书馆内有多种新旧书籍和报纸，并设有桌凳，任人观阅。当时的报纸新闻对此评论称，这对“文明进步大有裨益，而该园亦添一番清雅不俗之事项”。1927年，长春县农、商、教育会出面，为吉长镇守使丁超树立“去思碑”，地点也选在了园区北部。
当时长春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这座公园不仅是“闹市中之清凉地也”，而且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公园。同时，园内的布局、风景，也让当时的长春民众耳目一新。每年春夏之交，都有大量平民来到这里，“游人如织，徘徊瞻眺”。公园内还有说书场、洛子戏等表演，甚至还曾经有十余名俄国人在此进行商业演出，这些表演更集聚了人气。鉴于公园内人流密集，来往方便，还有人在此地开展慈善活动，比如一名牛姓者即制作了大量棉衣，在公园中“招各贫民前来，按名发给，以资御寒”。
除了民众日常游玩之外，同学离长、军人退伍、职员调动等叙别、照纪念相等，也多选在这座公园内。作为长春官方的大型公共场所，很多大型公共活动，比如集会、上层人物举办的庆祝活动等，也多选择在此举办。比如，1915年8月1日，为了庆祝驻长春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裴尧田被任命为吉长镇守使，时任长春县知事彭华清和警察厅长姜伯桐与绅商政学各界“散发公启”，在公园中“大开宴会”。1920年，在吉长道尹公署被吉长镇守使占用，而“旧道署内院落狭隘”的情况下，吉长道尹蔡运升在民国国庆当天，带领社会各界在公园内集会，以示庆祝;吉林督军孙烈臣在奉天(今沈阳)病逝后，1925年5月1日上午，长春各界在公园内为其举行了追悼大会，竟有数千人到会。
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的当属1925年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长春学界和报界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在此举行的大型示威游行。根据记载，省立二师是我党在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大量进步人士曾聚集于此，如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就曾在此工作，并进行革命宣传，所以省立二师的广大师生普遍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进步思想。“五卅运动”爆发后，师生们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声援活动。根据《盛京时报》记载，1925年6月13日，学界就准备进行游行和悼念活动，但是被官方劝止。21日，以省立二师为主体的长春学生联合会和报界人士齐集在“中国公园”内，并计划摆放“五卅运动”中牺牲者的灵位，并发表演讲。长春警察厅“催令该会速行解散，因此学生全体反对，一时与警察口角，致起冲突”，导致了有一名巡警受伤。学生在被劝离后，义愤填膺，浩浩荡荡向吉长道署进发，要求面见吉长道尹孙其昌，提出声诉抗议和声援要求。孙其昌当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各学生先各回本校;二是传令各校提前放假，免滋事端;三是学生“绝不可以任意游行、沿街演说，但是可以募捐，接济上海学工两界之食用”。孙其昌的妥协，标志着由长春学、报二界组织的示威游行运动的胜利。孙其昌安抚了学生之后，随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将苏金山等十一名进步学生开除，二师中部分进步教师被辞退。但长春学生示威游行，成为长春市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长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公园的管理与维护
为了加强管理，公园建成后，还专设了公园事务所，设主任一人，园役多人，来负责平时的维修养护，维护秩序。所以整体上“尚有可观”。
但都市的繁荣之区，历来都是小商贩们的集聚之所。公园开放之后，公园周边的马路上，“出摆摊床之人沿路皆是”，秩序很混乱。而在公园内部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比如军人在里赌牌的，随意躺卧的，流浪汉上吊的。特别是在春夏之日，还有“摆设售卖冰糕、纸烟零星食品各项之摊床”的。1916年5月，郭宗熙提升为吉林省长，离开长春后，新任的吉长道尹柴维桐因开埠局大小工程困扰，无暇顾及这所公园，“是以公园之内，日形荒废”。这年的9月份，曾有一年老的乞丐在该公园内的九曲草亭上吊自杀，引起轰动，时人将公园视为“不洁”之地，影响了公园的吸引力。所以对公园的管理，让当局者很是头痛，每换一任吉长道尹或开埠局的局长，都对这个公园历年拨款补修，对园务进行集中清理和整治，比如 “扫除清洁，外加点缀”，或对凉亭进行重新油画;对公园内部的小商贩摊床“令迁在各门外摆设”等等，还对公园外的马路进行过整治。但受制管理水平，“终未达到完善地步”，以到“破漏不堪，游人稀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924年左右，公园内已“无专人经理，遂至园亭荒芜，污秽不洁，虽有游人，并无清幽兴趣”。
1929年，长春筹办市政，公园当然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新上任的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周玉柄非常重视这座公园，特意“拨款若干，以资补修”。这次整修之后，公园内残破的情景有了改现，“百花开放，每日赴该园游览者，大有肩摩踵接之势”。在第二年的夏天，公园管理方还不惜重资，以金票(日币)八十元的价格购到了一对“能说中日俗话”的八哥鸟，于是“每日赴该园参观者不绝于途”。1931年12月，公园还与“长春市立图书馆、商埠小学校、苗圃市场管理处”等市政公属所属的机关，要造报第二年的预算，其在市政中的地位，可以概见。
1932年后伪满洲国建立，这所公园改称为“新京公园”，光复之后，国民党又改其为长春公园。根据老长春人回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座公园还存在，在夏天的时候，周边到处都是卖食品的小商贩，园内有扎大棚的马戏杂技演出，很像是一场庙会。经过多年的战乱，公园设施已不复存在，仅存稀落的树木。后来，公园被其西邻3505军工厂(即原来的吉林被服厂)所圈占，长春城内的第一所官办公园就此消失。
（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