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以写作为职者，手中大都离不开袅袅香烟，林语堂是其中之一。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林语堂这句广告式的嗜烟妙语，无疑有着广泛的影响面，成为烟民们的口头禅，迄今仍有人津津乐道，让人忍俊不禁。
林语堂吸烟始于何时?从他写的《我所欲》可以看出端倪:“我要一间好书房，几支好雪茄，以及一个能理解我，让我自由做我的事情的女人。”
林语堂的家庭大约是这样:1919年秋，他携新婚夫人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正如字间所希望的，有贤妻良母风范的廖翠凤，对丈夫躺床吸烟等陋习从不加限制，放任自流，只是对丈夫形象实在看不下去才提醒: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林语堂不仅自己抽烟，每天过“神仙”日子，书房“有不为斋”的写字台上的烟缸总是烟灰满满，还总有一批同有此好者来家闲聊谈事，吞云吐雾，一时室内乌烟瘴气。林语堂还曾对秘书黄肇珩说，应让她的丈夫学着吸烟，“这样可避免丈夫发脾气，因为可用烟斗堵住丈夫的嘴。”
同是烟民，要说林语堂与他人有何差异，在于他的烟具。作为“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化教育界名人，他极少吸纸烟，给人的形象基本上是嘴叼弯垂烟斗，在书房边抽边专心致志写作，文思泉涌。女儿们是不可进去打扰的，夫人也只能屏声静气地倒茶端水。有时来了灵感，他慌乱地大呼二叫:“我的烟斗在哪里?”殊不知，烟斗就叼在他的嘴中。烟斗在，他就安。烟斗除了解决烟瘾，另有一大用处，就是用来揉擦冒油的鼻子，作鼻部保健。这是林语堂的习惯动作，以致擦得鼻头发红发亮，烟斗也沾光吧。
林语堂对香烟素材的兴趣和收集，有时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1932年9月，他在上海主编半月刊《论语》，期间朋友聚会，他似乎忘了三年前与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版税而发生的一场言语冲突，搭讪烟量极大的鲁迅:“你一天吸几支烟?”鲁迅似有“防范”，并不说出具体数目:“大概很多吧，我没有统计过。”反问:“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林语堂说:“我准备广播一下。”“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接着说:“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尽管被鲁迅“打脸”，但林语堂并不把前嫌看得很重，尝试以烟入题，殚精竭虑为刊物，“在国中已有各种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种不甚严肃之小刊物，调剂调剂空气而已。”(林语堂《我办论语》)
吸了大半辈子烟，何况吸烟确实损害健康，林语堂有没有想过戒烟?答案是有，但戒烟谈何容易!他曾心血来潮，立志戒烟，戒烟的头三天喉咙气管有似痒非痒的感觉，他强忍不适，吃糖饮茶强压。在戒烟的三周里，甚至昏迷过，都没复吸，度过了一段生理上的折磨期。哪知心理上的煎熬更加惨烈，看到周边的朋友们气定神闲地一口口吸、一圈圈喷，有的还给他请烟，又勾起他的烟欲，怀疑戒烟的初衷。他在《我的戒烟》中写道:“无端戒烟断绝我们魂灵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把戒烟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思想上打了退堂鼓，复吸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如此戒烟，可想而知，很快偃旗息鼓。
林语堂对烟的作用过于捧夸，甚至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然理智隐含的论点，出现许多诙谐幽默、出神入化的林氏“烟”语，权当是一种“烟气甚重”的笑谈吧。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