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创建商埠电灯厂，开启长春城市用电
日俄战争后，日本“满铁”在南满铁路最北端的长春建起车站和附属地，将西方工业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带到长春，发电便是其中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满铁”投资50多万日元，开始在长春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的铁路北(今铁北二路热电一厂址)兴建发电厂。该发电厂安装250千瓦发电机1组，运转当年(1910年)对外供电量为5.8万度。半年后又增加了2组发电机，装机容量达750千瓦，发电量大增。1910年至1912年3年间，每年对外供电量都达到70多万度，主要供给车站和附属地内的工商业用电以及街路照明。1913年供电量达150多万度，1914年至1921年间，通过增加锅炉和发电机组，供电量一直保持在200万度以上，最高接近300万度。“满铁”在附属地内外安装电灯5000余盏，1915年发展到1万余盏，尚余电量。
“满铁”在长春开办的电灯业务，强烈地吸引了中国人，特别是驻长春的吉林分巡西南路兵备道道员颜世清。
道，是当时清政府省下府上的一级准行政机关，民国时期成为省下县上正式的一级政府。长春于光绪三十二年年底(1907年年初)设道，名为“吉林西路兵备道”，一年后改为“吉林分巡西南路兵备道”。吉林西路兵备道设立时，辖吉林西路的长春、新城两府及农安、榆树、长岭等县，道员驻长春，直接主持长春开埠，管理辖境内的关税和外交。
颜世清在道员任上奋发作为，开商埠、办公司、设巡警、修马路，以发展民族经济、保护清朝国家权益、抵制日本势力为目标，是长春历史上一位为地方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他把道台衙门建在了头道沟南沿高岗上，有效阻止日本满铁附属地南扩一事，堪称壮举，流传至今。看到日本人开办发电厂后，他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向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呈请创办长春商埠电灯厂，获得批准。吉林巡抚认为长春办电厂利于国库和民需，决定由吉林官方出资建厂，由道员督办。
创办电灯厂的申请获准后还没来得及实施，颜世清便因他事被免职离长，电灯厂的实际建设与开办是在他的继任者李澍恩和孟宪彝两任内完成的。
长春商埠电灯厂的办公和营业部分设在长春开埠局内，因此亦称“电灯局”，外界又称“电灯公司”。其发电厂房建在用水较方便的道署之东、头道沟南岸，有总机房1间、工匠住房5间。发电设备是从上海的美商协隆、慎昌两洋行订购的，有发电机和锅炉各2部(座)，1座锅炉带1部发电机为1组，每组发电机的发电功率为100千瓦，2组发电机合计发电功率为200千瓦。发电流程是水在锅炉中加热后蒸发形成蒸气，产生压力，然后经管道送入蒸汽机。在蒸汽机中，蒸气压力推动活塞上下运动，带动曲轴旋转，然后拖动发电机转动发电。
电灯厂自批准后开始建设，当年(1910年)秋冬即初步建成，然后在宣统二年(1910年)年底至宣统三年(1911年)年初的鼠疫中短暂停工，至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一日(1911年7月26日)运行发电。电灯厂在发电前，即由近及远地在商埠地和城内主要街道上安设了路灯，发电后则以出租电灯的形式向商埠地和城内订灯的商户和民户供电照明，至1912年5月底，达5000盏。
有了电，长春的城市面貌为之一变。1912年4月，道台孟宪彝为庆祝民国建立，在商埠地平康里搭建一电灯牌楼，用296盏电灯组成“共祝升平”4个大字，连续3夜(20日至22日)通宵点亮，成为当时一大盛事。
1913年至1923年，长春商埠电灯厂2次增容、1次迁厂(迁至伊通河西、东大桥北)，新旧发电机组发电功率合计为500千瓦，供应电灯数增至12000盏。
尽管长春商埠电灯厂与“满铁”长春发电所相比差距巨大，装机容量和发电能力都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安装的电灯数量也比对方少得多，但是意义却是重大的:首先，它是长春城市近代化进程开始的标志之一。有了电，许多新兴事物相继诞生;其次，它与当时修建的吉长铁路一样，是抵制日俄势力在长春扩充、维护国家权益、造福长春人民的一项地方性举措，深受欢迎;另外，它是由当时的吉林省政府出资、在长春修建的第一家官办企业，与其他民族工商业一道，共同推动了吉林省和长春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肆 采用国外先进设备，提升缝纫、纺织、排版印刷等传统行业
清末民初，西方的缝纫机、排版印刷机、纺织机、针织机等，都悄然出现在长春的各个洋行里，被长春人运用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使这些行业发生了质的变化。
缝纫机
进入长春服装缝纫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底，长春城内北大街临街的一处门市由一家美国公司租了下来，专卖一种快速的缝衣机器，叫缝纫机。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胜家缝衣机器公司。
当时的长春人还不知缝纫机为何物，更不会使用。胜家公司在长春销售机器的对象主要还是日俄两国人，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机制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在长春开洋服店，当然都需要缝纫机。胜家公司的到来正应其时。
可是没几年，胜家公司便将目标转到中国人身上，因为中国人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那么，怎么能让中国人购买缝纫机呢?胜家公司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免费培训，从培训出一批会使用缝纫机的中国人入手，打开中国人的市场。从后来《盛京时报》上关于长春的两则报道看，效果相当不错。
1913年1月12日报道:“本城胜家缝衣公司，数年以来生意畅旺，近又在商埠开设连号，并在该公司内附设缝纫女学，招集女生，延师教导绣花制衣等事，以四个月毕业，不取学费，以期畅销机器……”10月26日报道:“胜家公司专办缝纫机器，在商埠及日站各设工厂……定于二十五、六、七三日，在头道沟长春座开展览会，准各界士女游观，并于是日令妇女刺绣缝纫，以备参观。”
由此可见，培训办法已大见成效。当时，缝纫机已开始进入长春的服装缝纫行业，在商埠地和头道沟“满铁”附属地内改用缝纫机的服装店铺日渐增多，当时有不少小学生的校服都是机制的。
铅字排版印刷机
广泛应用于印刷行业
长春的印刷行业最早使用的是石印机，笨重且效率低下。20世纪初，在长春有名可查的使用石印机的印刷商家有商务印书馆、长春官书刷印局(简称长春官书局)、长春石印局、东都石印局、华昌石印局、文林堂石印局等。其中比较重要的长春官书局设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隶属于吉林官书总局，主要承印各官署文书用品、公告、布告、报告书等;商务印书馆何时设立不详，应是北京商务印书馆设在长春的分支机构，主要印书，李澍恩在宾州府任知府时所编的《吉林省宾州府政书》即是由该馆印制的。
清末新政时期，新式教育和报业在长春兴起，对印刷品的需求大增，而传统的石印技术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排版印刷报纸的需要。这时，西方先进的铅字活版印刷机在长春出现，被日本人首先使用。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商人滨木松文助在长春城内西四道街首次引进安装铅字活版印刷机，成立了滨木活版印刷所，开展活版印刷业务。
在长中国人最先使用铅字活版印刷机的是《长春日报》(非今《长春日报》)。宣统元年(1909年)，同盟会会员蒋大同来到长春，联合长春士绅在城北门外铁岭屯开办《长春日报》，投资900多元，由头道沟日本人处购进机器及铅字，专门印刷《长春日报》。
长春日报社于当年闰二月十四日(1909年4月4日)出版了报纸，但不久后因内部管理问题停刊。因为《长春日报》是合股经营，长春府劝学所总董毕维垣是大股东，所以在报纸停刊后，毕维垣以公款入股为由，将报社的印刷机器归公并迁走，租给他人，改为长春活版印刷所。长春活版印刷所新增了一些机器，聘请日本技师操作，对外承印书报、票据、账簿、教科书和名片等，印刷质量很好。宣统二年(1910年)秋，长春知府何厚琦还因该所“所出各种教科书纸张精良，与学部所颁原版无少差异，故特札饬各属赴所购买，以冀销行推广……”
自长春日报社始，在长国人开办的铅字活版印刷局(所)逐渐多了起来，如由《盛京时报》长春分馆主事赵馨山和张甫田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开办的山田印书局，位于城内西三道街;旨在培养贫寒子弟谋生技艺的长春“工艺教养所”，于宣统二年末(1911年年初)创办时，也开办了印刷科。特别是新兴的报业，几乎全部采用铅字活版印刷，出版的报纸有:接续《长春日报》的《长春时报》，宣统元年(1909年)秋出版;接续《长春时报》的《长春公报》，宣统二年(1910年)春出版;由吉林迁长的《吉长日报》，宣统元年(1909年)秋至宣统二年(1910年)秋在长印刷发行一年。此后更多，有《国民新报》(1911年8月出版)、《中华自治报》(1912年末出版)、《一声雷报》(1913年1月出版)、《天民报》(1915年出版)、《晓钟报》(1914年1月出版)、《长春白话日报》(1914年6月出版)、《大东报》(1914年8月出版)、《大东日报》(1915年7月出版)、《民生日报》(1916年出版)、《辽东商报》(1917年出版)、《长春新报》(1917年出版)、《正俗日报》(1917年出版)、《国际协报》(1918年出版)、《关东日报》(1918年出版)、《社会时报》(1918年出版)、《公民日报》(1919年1月出版)等。这些报纸出版发行的时间有长有短，多则几年，少则几月，但都以灵活的排版、工整清晰的字体，刷新了长春印刷业的面貌，也使长春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得以记录和保存。
经过清末民初近十年的发展，铅字活版印刷已成为长春印刷行业的主干和龙头。虽然传统的石印技术在一些印刷所中仍有使用，但整个行业的趋势已经十分明确，要发展就必须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机。
引进日本“铁机”
新式纺织厂遍地开花
纺织原本是中国重要的家庭手工业，社会化后成为一个行业，称“机户”。在长春，这个行业出现很晚，应在清后期的同光年间。这是因为长春一直是非产棉区(只有麻类)，直到牛庄(今营口)开港且大豆远途贩运开始后，才有可能在贩豆大车的返程中，将辽南产的棉花及牛庄进口的棉纱带回来，发展成本地的纺织业，织出的布俗称“家机布”，在本地市场上出售。长春的纺织业不仅出现得晚，而且主要是“织”，基本没有“纺”。
长春的机户与农户一样，多是从关内而来的。至清末，这样的机户在长春城出名的、拥有5台以上木织机的有刘家机房(2家)、朱家机房、刘家机房4家，外乡镇亦有。这些机房织出的布是棉线本色的原布，在使用前或出售前多进行染色，因而与机户相配合的行业是“染房”。《长春性俗小志》中说的长春人“服饰多用青色大布”，就是指染过色的家机布，是长春本地制衣的主要材料。
20世纪初，火车开通，长春开埠，铁路运输极大地降低了棉纱和棉布的运输成本，同时，人口剧增导致布匹的需求量增加，洋布销量和民间机房数量也逐年增多。仅机户，到1912年城内已增至十一二家，乡村各镇也多有新设者。当年，“满铁”长春站运入棉纱的纯到货量为1173.6吨，考虑到长春是周围各县商品和生产资料集散地，估计应该有一半左右被长春本地消耗。
清末，长春府为贫寒子弟谋生着想，设立了以传授纺织手艺为“六科”之首的“工艺教养所”，虽以授艺为主，其产品亦出售。
民国初年正逢一战(1914年～1918年)，由于欧洲各国受战事影响，洋货停运，“长春商业受极大影响。此数日内凡海运之货，如洋油、纸张及各样料材，皆形暴涨，甚至有加倍者，有增数倍者”，洋布也在其内。不仅长春，各地皆然。为此，民国政府要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农工商部借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棉纱停运而我国江浙等省纱厂均有大发展的先例，要求工商各界趁“现在洋货停运，凡中国仿制洋式货物各场(厂)，如织纱、织布、面粉、皮革等类，正可乘机扩充”。在东北，停运的多是欧货，日货因有南满铁路的便利，仍旧大量运入，其中不乏那些质地、花样比中国家机布好得多的洋布、洋袜、洋毛巾等。不仅日本的纺织品来到长春，日本人所使用的先进的足踏式铁制纺织机器(简称“铁机”)和“铁机”的纺织工艺也传到了长春，刺激了长春人仿制的热情。长春人此时开始购置这样的纺织机、针织机，开办起既能织袜子、手套等成品又能织布、以工厂命名的纺织企业。
这样，长春不仅家庭木机机房继续增多，而且出现了以日本“铁机”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股份制纺织工厂。1916年，长春城厢的机户与工厂合计已达百余家，多集中在城西内外。
新的纺织工厂不仅采用新式机器，其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都是新式的。因此，它们一出现，就成了民国初年长春新兴工业中的一员。
乐亭帮巨商益发合率先开办了第一家这样的企业，名为“福记工厂”。
福记工厂在城西门外，规模较大，执事人是山东蓬莱县人王文中，工师是从营口来的吴文宗，产品为布、手巾、腿带子等。该工厂于1913年开办，至1915年时有工人60人，分昼夜两班生产。《盛京时报》1915年2月25日报道:“西岭福记工厂，创设二年，于兹所有织造各色布疋(匹)、手巾、带子，不惟本埠他家所不及，即与京、津、沪、汉各地之织造，尤不少让，实足与外国工艺相埒。”但是，由于经营不善，该工厂“尚无获多利”。
长春的商人一向机敏，有益发合商家带头，其他商家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资办厂，至1914年11月，长春“织袜织布等工厂有二十余家，足见工业兴盛之时焉”。其中，春城织袜工厂和义兴织袜厂都是较大的工厂。
春城织袜工厂是由长春商人马东海于1914年年初开办的。开办时有男工人10余名。因产品销售兴旺，不久又决定另开女工班，招收女工40名。当年5月份，该厂从上海购入机器数十架，并从关内聘来女师傅2人，开班生产，专织毛巾。其时，“女生附门求入者日见其多”。
义兴织袜厂与春城织袜工厂同年开办，位于城内三道街。
这两家织袜厂不仅生产出售袜子、毛巾，还代销西式织袜机器和各种洋线，像胜家公司一样培训使用机器的人。
1915年下半年，由巨商徐菊言、刁化堂集资，在西岭开办仁济医院，内附仁济工厂，从事纺织生产。当时，仁济工厂资本较大，接兑了福记工厂，马东海也将其春城织袜工厂作为股份入股，在仁济工厂内任织袜工师。仁济工厂成为当时长春最大的纺织工厂，股本称“数万元”，后来吸引了吉林省韩、吕、牛、刘四大家入股。
此后至一战结束前后，又有逢时女工传习厂、满洲制织会社、同德盛工厂、自强织布厂在长春开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满洲制织会社，设立于1917年，由中日商人合办，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载，该厂拥有400台铁制人力织布机，生产的布匹能满足长春、吉林、公主岭、哈尔滨4地需求量的30%，是当时长春纺织业的第一大厂。当时，有包括工厂在内的机户700家、织机2800台，达到了以民间机户为主体、以纺织工厂为新兴发展方向的长春纺织工业的第一个高峰。
由于长春纺织业的大发展，消耗的棉纱逐年增多，“满铁”长春站棉纱的纯到货量，1913年至1919年依次为:1331.5吨、1519.9吨、1766.3吨、3186.5吨、2976.8吨、2329.3吨、3136.4吨。1916年与1919年最高，都在3000吨以上。每年输入的棉纱，估计仍有一半左右在长春本地消耗，其量可观，足见长春纺织业的规模。
(作者孙彦平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来源:长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