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1941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谷溪书馆
采访组:曹老师，您好!习近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当年在延川县梁家河的插队经历，也曾提到过他与您和路遥的交往。在您看来，以他为代表的这些“老知青”，为什么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
曹谷溪:非常感激诸位来延安采访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先是担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知青一来，县里让我当“知青专干”，以后又调任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与全县插队知青有了更广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许多多北京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这一代知识青年而言，“插队”的经历，是从相对优越的城市到贫困农村的生活转变，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辛苦劳作的农民的身份转变，这几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未及的巨大蜕变。一个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下到农村来，与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农民的生活、愿望、喜怒哀乐和人情世故，势必要经历非常艰难的心理与情感磨砺，由此深入了解我们复杂的国情，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在。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于是，他们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在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上萌了芽、扎了根;“振兴中华”的理想之火，在心灵的土地上点燃。
在和知青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了，真正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个小山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这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采访组:作为当时下乡知青中的“热血青年”，他有什么不同之处?
曹谷溪: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出来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负，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兴盛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怀。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
“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
要说习近平与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生于高干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二是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队当知青，使他更具有百姓观念、法制意识。在没去赵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传，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地位。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样，又慷慨接纳了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办法离开这里。
有一回，我写了一篇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话才接了回来。有的坚持一两年，还是打通各种关系离开了。
1973年，公社和县上都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这一年习近平和王汉光都没有被录取。
习近平上大学落了空，在梁家河却非常意外地好事连连。先是公社团委批准他入了团，紧接着又批准他入了党，延川县委抽调他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他和团县委书记陶海粟编为一组，分配在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陶海粟也是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中毕业生，1970年被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招收为正式干部，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他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习近平和另外两名知青来找我，让我给他们照相。就在延川县革委会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墙前面，我用县里仅有的一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给他们拍了照。当时通讯组还有一间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机，只我一个人有这间暗室的钥匙。原照片是6cm×6cm的小方块，我亲自裁剪、扩印为5cm×7cm的长方形照片后送给陶海粟。他后来又把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片，送给习近平。
社教分组名单出来以后，陶海粟对习近平说:“我是队长，你是队员;我是挂名，你是常驻;搞下的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什么问题全部由我承担。”
其实，习近平的才华初显，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