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对孩子们健康、快乐、幸福成长的美好祝愿。
在又一个儿童节到来之际，《解放周末》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这位曾为孩子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童话故事、优美儿童诗歌的作家，始终关心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创作。
如今，当儿童文学由冷转热，成为市场的“香馍馍”时，高洪波认为，更要特别警惕文学受市场经济的鞭子驱使:“写给孩子看的东西，马虎不得。”
人物小传
高洪波
诗人、散文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
散文集《悄悄话》获全国第三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我想》获全国第一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
孩子的问题，反映出的是家长的问题
记者:“六一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但很多人，包括孩子和家长，都在叹息:现在的孩子没有童年，只有沉重的课业负担。
高洪波:说孩子没有童年，是一个伪命题。任何时代，孩子都可以拥有童年。抗日战争时期，环境那么恶劣，条件那么艰苦，丰子恺的笔下依然有童年。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理解童年。如果你用成年人的眼睛去看孩子，很容易对孩子的需求视而不见;要是再强迫孩子按照你的要求过日子，那孩子才真的是没有童年了。
其实，孩子的需求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地和孩子沟通，没有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对孩子需求的漠视?
高洪波:现在的家长很喜欢把自己当年没实现的愿望，全搁到孩子弱小的肩膀上，搞得自己和孩子都很焦虑，除了分数、证书，眼睛里看不到其他。
记者:您也是一位家长，在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您焦虑过吗?
高洪波:基本没有。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健健康康的，不会强迫她做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女儿降生。之前，我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大都围绕着我的十年军旅生涯展开。但当时看着刚满月的女儿，我就有种为她写诗的冲动。我想通过诗歌告诉女儿，我对她的期望，就是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女儿小时候想做幼儿园老师，后来又想去动物园做管理员。现在她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作者，但她过得很快乐，这就够了。
孩子自己选择做什么，他/她会努力去做好;不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你去强迫，他/她是做不好的，也不会快乐。我和冰心、陈伯吹等前辈都有交往，他们对孩子的希望无不都是健康快乐，他们的教育观深深地影响了我。
记者:但现在的很多孩子并不快乐，经常会出现关于孩子的负面新闻，在您看来，今天的孩子怎么了?
高洪波:我第一次看到孩子跳楼之类的新闻时，非常惊讶，非常痛心。
孩子们的问题，更多反映出的是家长的问题。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出了什么问题都把责任推给社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烦恼，这时候，家长是他唯一的依傍，如果家长不承担起了解、理解和帮助孩子的责任，而是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你让孩子依靠谁去?
身教重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有些家长抱怨孩子不爱读书，但家长自己读书了没有?有没有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自己没有树立起好的榜样，孩子长歪了，怪谁?
说儿童文学是“小儿科”，正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记者:让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高洪波:和身体的健康一样，心灵的健康也要从小打好基础。
记者:这其中，儿童文学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高洪波:心灵的健康成长，需要健康的精神食粮，这个精神食粮就是儿童文学。
博尔赫斯曾说:“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学。”或者可以说，儿童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是文学回到了它的本源和初心。孩子们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扩展人生的视野，积累应对挫折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养成积极的精神状态，生命有了这样的底子，走极端的可能性就小了。
作家张炜曾经这么说:“儿童文学不仅不是一种文学的初步，而且是整个文学的入口、基础，甚至核心。任何一个作家，把儿童文学的元素，从创作中剥离和替掉，都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段话代表了一位成熟作家对儿童文学的认识。
记者:儿童文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小儿科”。
高洪波:说儿童文学是“小儿科”，也没错，因为这正说明了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小时候看病看的不都是儿科吗?儿科难道不关系着所有人的成长健康吗?
记者:您是从给女儿写诗开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在一篇文章里，您这么写道:“男孩子们，女孩子们，你们都来喜欢诗吧，因为和诗做朋友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您为什么那么热切地“介绍”孩子和诗做朋友?
高洪波:诗是文学的核心，而诗又是离童心最近的。亲近诗歌，可以增添孩子们的天真和机智，使他们对生活有一种特殊的眼光和视角，同时使他们的语言变得更具色彩、更加形象。
在国外，两种文学身份最受重视，一个是诗人，一个就是儿童文学家。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这个给儿童写诗的人，是最最骄傲、最最自豪的。
儿童文学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
记者:儿童文学如此重要，我们怎么判断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呢?
高洪波: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在保留文学价值要素的基础上，做到语言单纯，情感真诚，所塑造的人物“一直在路上”，也就是和孩子没有时代上的隔阂。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让小读者产生和保持同情心、好奇心。我初中的时候，读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至今记忆深刻。
记者:什么样的作家可以创造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高洪波:儿童文学创作需要一种奇妙的能力，作家起码要保持心灵相对的纯粹，要用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儿童文学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他需要有三个支撑点:童心、诗心和爱心。
没有童心，写出来的作品就没有童趣，孩子们不爱看;没有诗心，作品就缺乏艺术感染力;而爱心是最基础的要素，一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作者对孩子的爱。一个看到孩子就想踹一脚、性情刻薄阴郁的人，怎么可能写出孩子们爱看、充满阳光的作品呢?儿童文学作品先要有温度和热度，然后才是深度和广度。
记者:您和多位老一辈儿童文学家有过交往，他们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高洪波:他们都是些有趣的人。
我讲个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的故事。他有很多职务，工作繁重，但骨子里是个“老顽童”，童话写得特别好。延安时期，他家里养着一只小公鸡，邻居家也养着一只公鸡。严文井发现，每次两只公鸡打架，他家的公鸡准输，因为邻居家的公鸡一打架，脖子上的一圈毛就全张开了，样子特别威武，把自己家的公鸡吓退了。为了帮自家的小公鸡打胜仗，严文井竟然偷偷捉住邻居的公鸡，拔掉了公鸡脖子上的那圈毛。害得对方一直都没想明白:怎么有人不偷鸡，光把鸡脖子上的毛给拔了呢?
还有一次，我和严文井一起签名售书，他给孩子们签的名是“老兔严文井”。我和他都属兔，他大我36岁，所以就自称“老兔”。
这就是老作家的童心、顽心，所以他才能塑造出唐小西那样调皮可爱的人物。
以前儿童作家转型创作成人文学，现在是倒过来了
记者: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历史轨迹?
高洪波:儿童和文学组合起来诞生儿童文学，其历史在国际上也就300年，在中国则更短，仅100年。但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一经确定，便有了特别稳定、独具魅力的文学形态。叶圣陶、张天翼、冰心、郑振铎及周氏兄弟等文学界前辈，都对这一文学品类作出过贡献，周作人还曾发表过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
但之后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沉寂期。30多年前，全国只有两家儿童文学出版社，一家是上海的，一家是北京的。那时候社会普遍不重视儿童文学。以前文化部少儿司有位罗英司长，这位老大姐当时说:我们干儿童文学的，要跑断腿、磨破嘴，再加上汗水和泪水，才能做成一件事;尽管这样，但我们还是要做事，因为这是在为下一代的成长培育肥沃的土壤。
记者:听说那时候童书出版很难，儿童文学理论的专著更是没地方出。
高洪波:不仅童书出版难，创作儿童文学的人也少，原来一些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后来都转型创作成人文学作品了。比如著名作家王安忆，读者大都是因为《长恨歌》等作品而认识她的，很少有人知道，她当年创作过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还有我们的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也是从儿童文学走上文学之路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她的代表作。铁凝的老师徐光耀，就是《小兵张嘎》的作者。
记者:这些年，儿童文学可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去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更激起了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潮。
高洪波:曹文轩获奖，增加了我们的文学自信，证实了我们的儿童文学不比国外儿童文学差。要注意到，曹文轩获奖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代表着国内儿童文学整体创作实力的提升。
目前，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上至90多岁的任溶溶、80多岁的金波，下至“70后”的殷健灵、李东华、薛涛等人，乃至“80后”正在崛起的年轻作家，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
而且，以前是儿童文学家转型创作成人文学，现在是倒过来了，一批成名作家，如阿来、张炜、肖复兴、赵丽宏等人，纷纷加盟儿童文学的创作。比如张炜，他是有着浓郁的儿童文学情结的，《寻找鱼王》 已经是他的第三部儿童文学作品了。去年，他又找到了自己18岁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狮子崖》的手稿，他非常高兴。
记者:有专家预测，中国儿童文学将迎来“黄金十年”。但在巨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景背后，也存在着现实的隐忧。其中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巨大的出版总量，难以掩盖作品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
高洪波:刚才说到，30多年前，全国只有两家儿童文学出版社，如今，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在出版儿童文学作品。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现象确实有，但我想强调的是，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副食品都是限量供应的，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大家排着长长的队，就为了买到一斤花生。可是现在，你去超市看看，那么多东西，你愁的是怎么挑。你是要回到排队买花生的年代，还是愿意承受现在这种选择的“痛苦”呢?
要警惕，不能被市场经济的鞭子抽成陀螺
记者: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另外一个被诟病的方面是，引进的作品多了，原创的力量不够。
高洪波:儿童文学是可以光着脚丫跨过国界、走出国门的。同样是六七岁的孩子，美国孩子、中国孩子和俄罗斯孩子，阅读兴趣是差不多的。国外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要继续引进，而我们的好作品，也要走出国门，国外孩子也是喜欢读的。
说我们的原创能力弱于国外，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弱于国外，比如《神笔马良》《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等，我们有一大批民族特色浓郁的经典作品。但一些出版社总认为国外的经典是经典，却不把我们自己的经典当作经典，在选题策划、营销推广等环节上，不重视、不推广本土原创作品。
记者:您如何评价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
高洪波:可以说形势喜人，创作的队伍形成了五世同堂的局面。
老作家依然写得很好，而包括左昡、汤汤、陈诗哥、萧袤等在内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思维有别于传统，他们的作品里有一种放眼世界后再进行创作的大视野和新鲜感。
记者:您自己还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吗?
高洪波:我自己也在坚持儿童文学创作，不仅给《幼儿画报》写，还在创作一套《快乐小猪波波飞》的系列书。
每次动笔的时候，我都会努力让自己变成和少儿朋友平等的对话者，变成孩子们真正的朋友。要充满温情与快乐地创作，给孩子写东西，千万不能板着脸。
记者:想象力是考核儿童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内儿童文学创作在想象力方面的表现如何?
高洪波:前几天，我参加了湖南作家周静的长篇童话《一千朵跳动的花蕾》的研讨会。小说取材于民间故事，讲述了姥姥和12个阿姨的故事。姥姥的人物形象带有创世神的意味，12个阿姨各有神通，有个阿姨一哭，眼泪就会变成珍珠，想象力汪洋恣意。
当然，中国作家整体上想象力是不太够的，这可能和我们长期以来的教育制度有关，中国作家的想象力确实需要来次大提高，甚至大爆发。
除了想象力，儿童文学作家还需要在文学修养、哲学素养上作进一步的准备。现在一些作家，一方面缺少对社会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缺少思考之后深入浅出的表达能力。
记者:这种能力的缺乏，可能与创作态度、创作速度有关。
高洪波:是的，那些著名的前辈儿童文学家，对待创作是非常严谨、慎重的，他们精益求精，反复琢磨，因为他们认为，写给孩子看的东西，马虎不得。而现在有一部分青年作家，哗哗哗一口气能写上8本、10本。这样的写作会让自己滑入陷阱，很容易就把自己写油了。
创作还是应该静一些、慢一些、多打磨;应该少些奉命之作，多些激情燃烧的主动创作。
记者:由冷转热，儿童文学创作成为出版市场的香馍馍时，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吗?
高洪波:要警惕，不能被市场经济的鞭子抽成陀螺，作家对待文学要有自己的态度。
现在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中国目前有3.67亿未成年读者，随着“二胎”的出现，这支队伍还会扩大;但这也是一个考量人的定力的时期，创作终归要沉下心来，要抗得住诱惑。
社会效益对于精神文化产品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儿童文学作品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孩子缺乏分辨能力。如果忽视儿童文学的社会效益，作品创作得越多，产生的危害可能越大。而且，儿童文学的准入门槛比较低，正因如此，每位儿童文学作家更要有精品意识，要心存敬畏，远离浮躁，拿出真正的优秀之作。
记者:我们能为营造良好的儿童文学创作环境做些什么?
高洪波:儿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热心人的支持，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举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我多次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后来还成为了这个奖的评委。这个奖曾经差点办不下去。因为当年陈伯吹先生设立这个奖时，用的是他勤俭积攒下来的6万元稿费。那时候的6万元，买座花园洋房还有余。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点钱不够用了。
情况被陈老的家乡、上海宝山区政府知道了，经过集体讨论，这个奖被纳入了区政府文化工程，每年给予200万元的资金赞助，于是，这个奖不仅没有中断，还扩大了规模，变成了国际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尊重文化，就应该让文化活得体面。文学奖项对文学创作是有引导和鼓励作用的。一些好的文学奖项，我们应该坚持下去。国际安徒生奖一开始也不是很有影响力，但贵在坚持，才有了今天的国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