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新诗与时代同行 对谈•名家-关东文脉 曹淑杰 243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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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新诗与时代同行

2017-06-21 14:41 |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谢 冕

  100年前,新诗的诞生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100年来,新诗走过了不平凡的曲折历程。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有什么得与失?新诗应如何向前发展?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谢冕。

  新诗诞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记 者:您说新诗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说?百年前新诗的诞生有什么历史意义?

  谢 冕:中国诗歌历史非常悠久,随着时代变迁,诗歌不断变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形式,无论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还是唐诗、宋词,政治、经济变化,人文环境变化,诗歌艺术形式也不断跟随时代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都是中国诗。中国诗歌传统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言志是最重要的传统。诗歌用来传达人们的思想情怀,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和五言诗,表达一种情怀,传达个人的、社会的、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和愿望,唐诗也一样,每个朝代诗人都表达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是一脉相承的。

  新诗产生于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接点上,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文学史上是近代与现代的交汇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社会发展危机,中国文学与文化包括诗歌在内都在这个十字路口陷入非常大的思考,就是要变,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政治层面上想变,诗歌变革、文学变革、新文化运动都与这个接点有关系,要适应时代变化。当时的处境促使一批仁人志士思考中国如何向前走,诗歌、诗人命运与此捆绑在一起,纠缠在一起。

  诗歌产生了重大变革。诗界革命已考虑变革,没成功,新诗革命成功了,前者没考虑形式问题,保留旧形式,五言、七言、律诗束缚太大,丰富的新内容装不进去。到胡适、陈独秀,把旧的一套打倒,用白话写作,不要旧形式,要自由体,变动非常大,所以说是惊天动地,翻天覆地。一时守旧的人不接受,认为是异端。胡适他们照样做了,这样新思想、新知识、新思维都可以装进来,在诗歌中国计民生、时代盛衰、社会进退、民间忧乐都能得到表达,没有了约束,表达前所未有的好。这是千年诗歌史上最大的诗学挑战,取得成功,至今100年了,100年来我们享受前辈的冲锋陷阵打破一切陈规的战果,今天大家都能接受新诗,并能得心应手。

  记 者:您说过新诗的产生以旧形式的摧毁为突破点,经历了为思想而牺牲艺术、为艺术忽视思想的过程。新诗发展到今天,这些问题是否还存在?

  谢 冕:为思想牺牲艺术,为内容忽视形式,这是新诗革命早期留下弊端。当时梁实秋等认为新诗不能为图新忽视了诗的本质,不能为白话忘记了诗。新诗革命最初出现的问题是忽视艺术、忽视诗歌本质,因为求新,以诗歌为武器表达对社会关怀,诗歌艺术得到了很大削减,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李白、杜甫、李商隐的诗有深厚的内容,有精美的形式,新诗没有了。

  新诗百年中批判过唯美主义,其实许多主张纯美的诗人并没有忽视思想,值得珍惜的是用新诗的形式保留诗歌的本质,这是很可贵的。新月派、创造社后期,包括戴望舒、现代派都很重视艺术,但他们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受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帽子始终没离开他们。为艺术忽视思想在新诗发展过程中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看来艺术仍然很好,有唯美倾向对新诗危害不大。新诗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它的问题,都与社会背景有关,诗歌批评不断在调整,克服弱点,增强优良的地方,伴随新诗发展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当前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大的问题已逐渐得到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是为抒发个人情感忘记了更大的关怀。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流变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思想与艺术之间、诗歌与社会之间曲折地摇摆着前进,始终要坚守的是诗歌的艺术性,诗的艺术性是第一要紧的,不能抛弃的是艺术本身。

  新诗达到了时代高峰

  记 者:新诗发展到今天,是否已走向成熟,是否达到高峰?

  谢 冕:新诗运动改变了旧体诗写法,它有高峰,它的高峰体现在诗歌要为社会代言、呼喊。产生新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五四时代精神在诗歌中得到完整体现,就是高峰,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中体现了最初的高峰,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在郭沫若诗中得到非常完整的体现,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功不可没。胡适是开创者,没达到高峰,郭沫若诗达到了高峰。郭沫若的诗奔放浩大,张扬个性,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创作体现时代精神高度,郭沫若达到的高度后人达不到,与郭沫若一起的鲁迅的文章也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后来14年抗战,外敌侵略,国土沦丧,诗人们用诗歌与民众一起进行挽救危亡的时代任务,又达到高峰。这个高峰表现民族自救自强,抵抗外敌,代表是艾青,艾青的《向太阳》《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达到了高峰。郭沫若的“天狗,我把月亮吞了,我就是我呀 ”创造一个新的文体,用新的形式表达新的时代;艾青又创造了一个文体,《大堰河,我的保姆》用散文美表达时代。高峰不断被创造,不断出现,100年中,每个时代随着社会处境变化,诗人们的歌唱、写作、呼喊与时代融为一体,以此评价诗人的卓越成就,他们的伟大杰出体现在与时代密切关联,通过自己声音个性的张扬,体现时代、人民共有的情绪。郭沫若、艾青的诗是成熟的。一些年轻人、一些批评家说郭沫若诗不好,他们目光短浅,没有历史感。前辈诗人站在大风浪中,在国土危亡之时呼号,脱离了时代,高峰就不存在。新诗已经达到了高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诗歌艺术,完成了使命。

  记 者:上世纪80年代您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广泛讨论,对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文中呼唤“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的精神,呼吁对新诗的探索采取宽容的态度。今天来看,是否达到了您当时预期的目标?

  谢 冕:我们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比发生了变化,那时主张宽容,现在不存在这问题,那时舆论界不宽容,写诗必须用固定的样子、词、主题,自由表达个性的声音就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诗歌就是个人内心的歌唱,越是个性的越是伟大的、杰出的、有创造性的,诗歌变成号筒、传声筒,就没有诗歌。个人的体验、表达方式当时不被允许,认为古怪,诗歌就是一个人一个样,就是古怪,有创造性。新诗试验者现在被承认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样子去写。

  好诗是动人的

  记 者:诗歌界对新诗的评价和大众对诗歌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诗歌界认为新诗写得很好了,大众对新诗有质疑、拒绝的态度。您认为判断新诗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谢 冕: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懂就是好,诗人们互相吹捧,像皇帝的新衣,大众读不懂,这就是潮流、时尚。我不听这一套,大众有大众的道理。我写过《有些诗离我们越来越远》,我很痛心有些诗离我们很远,自我抚摸,小天地、小格局、小忧愁、小喜欢,沉溺于个人,忘记世界的丰富性、广阔性。诗歌界与大众对诗歌评价有距离,圈子里叫好,老百姓不买账,老百姓觉得诗歌和他没关系。那些诗歌和自己小圈子小快乐有关系,与大悲悯、大关怀、大胸怀没关系,与大欢乐、大痛苦没关系。故作深奥这很要命,走到死胡同中去了,真正的好诗不那么深奥。别拿深奥吓唬人,把老百姓吓唬走了。

  大众对诗歌的意见,不能说不懂诗,大众懂得诗歌应该表达心声、情感,唤起情绪激动。好诗是动人的,海子的诗动人,“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把个人情感表达得那么动人,当然要读透海子也不容易,海子的诗内涵非常丰富。

  记 者:今天总结新诗的历史教训,重新提出向古典学习,应如何向古典学习?

  谢 冕:古典诗和新诗都是中国诗歌的一部分,是中国诗歌从古到今发展的一个阶段,并没有构成和中国诗的断裂,还是中国诗,一脉相承。古典诗是祖宗,诗学传统没断裂,如同唐诗有自己的传统,新诗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是大传统的组成部分,只是语言发生了变化,古代诗用文言写,新诗采取白话而已。当然要向古典学习,向传统学习,用传统宝贵的东西来滋养今天的新诗。有人说新诗另类,我把它看成像唐诗那样是一个阶段,唐诗是伟大的,新诗也是伟大的,无愧于它的时代,把时代追求和理想表达出来,就是伟大的。

  我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虽然有些人写得不错,但大部分写得不好。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和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我也不主张新诗建立新体式,创造新格律体,闻一多、何其芳、臧克家倡导新格律体,没成功。做试验不要改变新诗的格局。

  新诗用白话写作后,到现在发展为口语的泛滥,语言非常不讲究,口语化使诗意荡然无存,更谈不上反复体会、咀嚼,一唱三叹。诗是美丽的,不是丑陋的。格律打破后,重要问题是,诗歌文体特点要不要维护?诗歌文体就是音乐性,诗歌是音乐的文学,音乐性去掉,诗不是诗了,是散文,这条线必须守住。诗歌的语言是精炼的语言,诗人的写作不考虑语言、声音、音乐的效果,连节奏感也没有,这个问题非常大。

  要完善语言、节奏,写得精炼再精炼,语言浓缩再浓缩,向古典学习炼字炼句,用字妥贴、确切。要守住节奏感,押韵能押也好,不能押罢了。诗歌特点要维护住。


责任编辑: 曹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