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再一次让周梅森这个名字变得更响亮。剧中侯亮平、达康书记等一众人民公仆成为观众追捧并热议的对象，他们反腐力度之大，反腐决心之坚定，令人赞叹。创作过无数针砭时弊作品的周梅森，一直以来都以接近作家巴尔扎克为目标，以守护社会主流价值观为己任。他要求自己要容纳巨大的社会思考，不发表苍白的表达，而是要部部刮骨疗毒。周梅森表示，写作技巧再高，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写出有力量的作品?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承担起一个时代的伟大使命。
周梅森，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系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发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走上文坛，嗣后从事专业创作至今。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黑坟》《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天下大势》《梦想与疯狂》《人民的名义》等，中篇小说集《沉沦的土地》《军歌》《大捷》《孤旅》《沉红》等，另有影视剧作品《人间正道》《国家公诉》《绝对权力》《至高利益》《人民的名义》等多种。曾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编剧奖等文学和影视大奖。
对谈嘉宾 周梅森
对谈人 舒晋瑜
1 我是改革的亲历者，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我的身影，我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把我思考的官场、官员和人性，写进作品。
舒晋瑜:1978年，你还不到22岁，就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老书记的西凤酒》，写作似乎还算顺利吧?
周梅森:这篇作品现在都不敢看了。我唯一进行过的文学训练，是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一期高研班。后来四五年，陆续有一些作品发表，都只是练笔。我年轻时没有受过很多正规的传统教育。无知者无畏，大概正是这种“不守规矩”，满脑子的自以为是，胡思乱想，对我成为作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舒晋瑜:成名作《沉沦的土地》是在什么状况下发表的?
周梅森:1983年，我在《花城》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小镇》，随后发表《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群山》《国殇》等11部作品。《沉沦的土地》写一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煤矿上的斗争，涉及的几方都惨遭失败，最后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作品遭遇了七八家退稿。那个时候文学道路非常拥挤。发不出来，是因为我写了一场反动的罢工。我很感激《花城》主编范若丁，是他力排众议发表。《花城》和《收获》是我早期的重要阵地。
舒晋瑜:冯牧当时提出了“周梅森现象”一说。他问你，为什么没有经历过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呆过一天，却能写得这么好，你是怎么回答的?
周梅森:那个时候主要靠史料、靠想象写作。我不可能有人生的经历和阅历，而且我又是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借助史料，从故纸堆里找故事、写故事恰恰是我的聪明。今天我的人生经历那么丰富，如果还守着故纸堆来完成写作就是愚蠢了。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来不觉得可惜。20多岁时，我靠才气赢了第一局。
舒晋瑜:那你的第二局是指什么?
周梅森:第二局靠我的经历、阅历和执着地对生活的介入，我又赢了。1995年，我写出了《人间正道》。评论家曾镇南说，这个时候歌颂改革是要冒风险的。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坚定了一个信心，这个老人不会把历史的车轮拉着倒转。没想到作品出版后，有些人联名告我。后来《人间正道》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产生轰动效应，那些告我的人又说，事实证明他们抓这部作品抓对了。这种巨大反差让我更深刻地思考。《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获五个一工程奖，这两部电视剧意味着我从此和天才的青年时代拜拜了。我开始迈进了成年人的时代。
舒晋瑜:和陈建功、刘庆邦等一批擅长写煤矿题材的作家相比，你写煤矿小说更着重于什么?
周梅森:我比较擅长写灾难。比如《黑坟》就是写灾难，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一场灾难把一千多名矿工困在井下，几万民众、当地绅商、封建遗老各种势力和北洋政府较劲，这是中国早期工业发展史上残酷的事件。
写煤矿题材是我的第一轮崛起，运气好，28岁什么都有了。《军歌》和《红高粱》等作品一起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个阶段维系到1993年前后，最后一个作品《孤乘》发表在《收获》，然后我就下海了。
舒晋瑜:下海后你都经历了什么?
周梅森:本来少年得志，是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下海热潮中，我和矫健夹着皮包也做起了生意。在淡水，我们买了邮票大的土地，盖起楼房再卖掉。这个过程比较久，直到20年后才卖掉，仅仅收回了当年的本钱。有一次赔得巨惨，是新世纪在南京昆山建文化花园，我在南京房地产崛起的最黑暗的时期，把房子抛出去了。我还下乡组织过车队，浩浩荡荡地到广东给工地拉沙子、拉石头，赔得一塌糊涂，违规、超载……赚得钱不够交罚款，这些经历我都写进了作品。我是改革的亲历者，改革开放的过程，哪个节点哪个热点都有我的身影，我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奔向追求银子的道路。
做生意有赔也有赚，股市很好赚。我是南京最早的十个大户之一，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当天买当天卖。最赚钱是拍电视剧。到了这个时期，我的几部反映当代的小说一部部地发，央视一部部地播，我听到了银子的响声。印象最深的，我真正下海做生意第一次冒险是投拍《国家公诉》。我很感谢现在的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张建华，当时他看完小说后马上决定合作，很有担当。到今天，我对电影电视的融资过程、摄制环节、拍摄都非常熟悉。
舒晋瑜:在你的成长道路上，受到过哪些人的帮助?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周梅森:《沉沦的土地》发表后，唐因第一个写评论，我对他很感激。巴金对我的写作也很鼓励。《人间正道》是我第一部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巴金大概已年过九旬。1997年，他在杭州疗养。他的女儿李小林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我爸爸天天要看你的《人间正道》，电视剧看完还让我给他念小说。我爸问，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给《收获》发?”
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这种“主旋律”作品，没见《收获》发过。所以接到电话我很惊讶，后来就把《中国制造》给李小林，《收获》分两期发表了。后来《我主沉浮》《国家公诉》也陆续在《收获》分两期刊发。巴老喜欢这类作品，老人家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作家能够关注现实。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小林家里谈小说，巴老还送我一本《随想录》。巴老是我非常尊重的作家，他的这种态度对我坚定走下去是一种激励。一代代的年轻人看了《家》《春》《秋》，走向了民族解放的战场。老人的文学态度，对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那一时期的作品，基本全是在上海的《收获》和《小说界》发表，出版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但是文学圈子极其排斥我。
舒晋瑜:为什么排斥?
周梅森: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替我惋惜。《军歌》《国殇》《大捷》《沦陷》……我写过很多战争小说，也写历史，写煤矿，文学性非常强，怎么陷入“主旋律”了?他们有他们的文学主张。有些评论家认为，现实生活太近，未经沉淀，看不清楚——对，言之成理。但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有很多种，还有一种理论说，一个时代的作家，肯定要打下那个时代的烙印。巴尔扎克所写的全是近在眼前的事实，照样为人类的文学宝库留下了辉煌的《人间喜剧》。
我很理解文学圈子的朋友的惋惜，但我绝不认为他们的文学理论适合我的创作。我不喜欢有的作家东风来了东风派，西风来了西风派，特别容易看着别人的眼色校正文学方向。也许对他们来说是优点:吸收力强，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学技巧，使这些作品越来越成熟——都没有错。但我是一个超自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