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的村居
韩少功屋门口的水库。他曾写道:“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山南水北·扑进画框》)
在“粉丝见面会”满天飞的时代，为作家韩少功迎来文学创作“不惑”之期的，是一场“老乡见面会”。
10月15日，韩少功和夫人梁预立一起来到当知青时插队的湖南省汨罗市罗江镇长岭村，参加“韩少功创作40周年汨罗老乡见面会”。他的名作《马桥词典》就是以在天井茶场(今罗江镇)插队的知青生活为背景的，老乡们现场纷纷以“那本书里谁谁谁写的就是我”为开场白，质朴地欢迎当日因人才出众被戏称为“韩花”、今天又被敬称作“韩大嗲”(“嗲”念平声。湘方言，类似北方话中的“韩大爷”)的大作家。
韩少功的文学创作起步于此，而他名满天下、身历湖湘海南两地文坛之后，又于2000年回到汨罗八景峒的乡下，建起村居，过上了城乡之间的“候鸟”生活。
如此恋着土地乡民，可韩少功绝不是拘泥于乡村的作家，他对文学、社会、时代的观察与思考，都始终处在前沿。今年初，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人工智能;紧随其后的几次公开演讲中，除了谈阅读、谈经典，他也多次谈到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对文学以及人类的影响。
四月初，韩少功的作品《枪手》获评“2017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他到广州参加活动并发表演讲，引起了众多华南读者对这位文坛骄子的极大关注。
五月末，暮春时节，羊城晚报记者参加“与未来对话”大型系列采访，有幸走进韩少功在汨罗三江镇八景村的村居，完成了一次真正“脚踏实地、仰望宇宙”的访谈。
特将此行的访谈及见闻刊发，也表达我们对韩少功从事文学创作40年的祝贺与敬意。
壹
城市与乡村
自然的城乡文化差异，对写作者是不错的条件
记者:您现在每年一半时间待在乡下，乡村为您的写作提供了哪些养分?
韩少功:我当知青在汨罗，后又在汨罗文化部门工作了十年，2000年开始，每年我有半年时间在汨罗生活，所以和乡村联系很紧密。这里动物、植物丰富多样，耳濡目染接触到的人和事，都有很好玩的一面。而城市生活是相对格式化的，和人性的某些部分相冲突，全球的城市都有同质化的一面，千篇一律。
写作者首先是看世界，如果视觉图景都是雷同的，会有疲劳感。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去寻找有个性的地方。中国的城乡结合部占很大比重，不像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全没有乡村了，我们有自然的文化差异，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不错的条件。我选择乡下，因为我不好热闹，喜欢和文学圈外的人打交道，比如商人、农民、工人，他们的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是原创性的。
格非看了我写的《山南水北》很惊讶，说中国还有这样的农村?因为在他的故乡已经没有了，不管是民俗还是景观，完全是另一番图景。他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我们这儿以前很闭塞，只有一条路进出，再之前只能靠坐船。这样的农村在中国还是占很大比例，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表现，很有趣。
记者:从农村的发展，您也看到了社会的一些变化。
韩少功:这二十多年也是我重新认识乡土和中国的过程，尽量避免简单化、教条主义，而是更精细入微地看到社会和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更准确地诊断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人，很多会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持有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似乎认为我们没发展好、20世纪落后了，是因为传统文化出了问题。这种思考不是完全没道理，但这也让不少问题简单化了。
比如说，认为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和组织能力，但在某些方面，农民的契约精神是很强的，组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认为农民没文化，但中草药知识就是农民的强项，在田间找草药解决一些常见的小病，这些知识也是宝贵的。这种知识欧洲没有，美洲也没有，而中草药的知识宝库，对社会的发展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类问题可能在知识精英的视野之外。存在的问题，可以谈，但对我们现有的优势，不要妄自菲薄。
记者:您认为乡土题材的创作会逐渐消失吗?
韩少功:首先，中国的农村会不会消失，这是学界仍有争议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缩小到整体经济比重的百分之三到五，涉农人口也很低。因为欧美发达国家是作为“世界的都市”，而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农村”，特定的时期造成了现在的格局。中国能否将农业人口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这是存疑的。历史机遇不可复制，我们不可能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变成“世界的都市”，靠其他国家提供粮食、农产品。所以不管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 “三农”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会占很大比重。无论从户籍农业人口还是国土面积来看，农村还是最大的一块。
其次，读者是不是只想看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城市人就只爱看都市小说吗?《芈月传》、《甄嬛传》和我们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但大家也爱看……(笑)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写的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写得好，有趣有意思，都会有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