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孙惠芬不仅自己有着向死而生的经历，而且在故乡走访时还倾听了许多令人心碎的讲述，几乎每一个讲述者都忍不住要问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让她意外地发现，所谓救赎，是从赎开始的，有了赎，灵魂才能获救。之后，她陆续创作了《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寻找张展》三部有关救赎的长篇小说。那么到底自己最喜欢哪一部呢?孙惠芬表示，“可能《寻找张展》要胜出一筹。”因为这部新作触碰到了那片自我救赎的精神高地。
孙惠芬，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中短篇小说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寻找张展》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长篇小说《后上塘书》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孙惠芬还是辽宁省优秀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对谈嘉宾 孙惠芬
特约对谈人 周立民
1 我是一个不喜欢怀旧的人，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它让我丢失了很多盼望。
周立民:去年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你的七卷本文集，收录你自创作以来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听说今年，作家出版社即将推出你的长篇小说创作系列，这两套书合起来，基本上汇集了你三十多年创作的重要成果。一个作家，不仅要向前看，推出新作，而且还要能够向后看，总结自己的创作得失，对自己的过去和今后有着清醒的追求和定位。编辑文集就是最好的梳理和总结的过程，不知道两套文集编下来，你对自己以往的创作有什么感想?我发现上海文艺版文集并没有什么前言、后记，不知道你对读者还有什么话要说?
孙惠芬: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注。我是一个不喜欢怀旧的人，除了某些正在经历的事情触碰了记忆，很少自愿回味过去。不喜欢怀旧，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它不但让我丢失了很多盼望，比如老友见面、老同学聚会，还丢失了在旧有器物中阅读历史的机会，比如在一件新婚服饰上捕捉青春年代的情绪。不喜欢在旧有的器物中读到自己情绪的历史，或许是虚无感使然，或许还有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有一天，当我不得不去面对三十年的过去，不得不去打开自己作品一字字阅读，我经历了可想而知的痛苦。开始的十几天，我一再抗拒，几欲放弃，那些文字一经打开，就像打开了童年夏日的夜晚，蚊蝇乱飞不说，还有一股密不透风的闷热，窒息的气息一阵阵袭来。
这套文集的整理，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息中开始的。我被关进一个不得不怀旧的屋子里，那里闷热、蚊蝇乱飞，那里流淌着种种情绪，忧伤、恐惧、不安、绝望、无助。它是我的，也是我笔下人物的，同时还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家族亲人的，那个写作的我的情绪，一旦和家族亲人的情绪交织在一起，飞出来的就不再是蚊蝇，而是马蜂，常常在不经意间，被深深蜇疼……
编这七部书，我回到了时光隧道，收获的是创伤性细胞记忆的卷土重来，是对故乡故土所有情感的卷土重来，在将近三个月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热泪盈眶……
周立民:不管你是否主动面对，这些文字都是一段洒满心血和情感的长路，回首来时路，既有感性的情感触动，也一定有理性的反思。对于研究者而言，很喜欢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期”，以更好地把握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和变化，尽管对于同一个作家而言，一脉相承的东西是一定存在的，但是不同时期的变化，或者说写作追求的不同有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请你自己划分创作阶段，你会怎么分呢?
孙惠芬:这七卷本作品，书写的都是有关“城与乡”的故事。城与乡，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是一河之隔，一道之隔，可是它在我眼里、心里，却是隔了十万八千里。我在“城”与“乡”这个距离上循环往复、反反复复、进进出出的感情，绕地球三十圈也绰绰有余。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写作，大概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乡村到城市;第二阶段，由城市到乡村;第三阶段，从乡村再次出发。
在第一阶段，写作的动力来自一种强大的急于逃离的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是一个洞开在眼前的天窗，笔下人物的活动现场看上去都在乡村，但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的是外面，看上去乡村的日常被书写得有滋有味，那滋味里无处不隐含着压抑和隐忍。即使有一天出走和逃离得以发生，情感纹理里刻满了与外部世界碰撞后的患得患失，也丝毫不曾减弱笔下人物向城市进发的热情。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远方、城市、外边，一直是乡村对应着的文明，是乡村生活的形而上。
第二阶段，是对故乡的怀念。事实上，这之后的十几年，我的写作都来自对故乡的怀念。曾在我们过去的对话里说过，我从不曾爱过家乡土地，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我天天想着逃离，可你一旦逃离，它又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支撑着你脱离家园的飘浮感。那是我这个不怀旧的人在写作生涯中经历的漫长的怀旧时光。它出于被迫，却是在劫难逃。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心灵却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近。所不同的是，当城市还是我具体的理想时，我个人的奋斗不可避免要在我的写作里留下蛛丝马迹。而当乡村变成了我虚妄的怀念，那些关于乡村的想象也就具有了较为广阔、深刻和复杂的模样。
可有一天变得不同。这就是第三个阶段——从乡村再次出发。来到这个阶段，也仅仅是五年前的事。那时我回到乡村住过两年，跟随作为心理学家的朋友回乡村进行自杀调查，当我从还乡的人们那里看到他们的精神根本无法真正还乡，当那些在灾难中站起的人们以他们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人类真正的家园，只在自我超越的精神里，我的写作便再次出发。
周立民:我想不到“城”与“乡”会带给你这么大这么持久的伤痛感，也许是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差异，虽然同样出身在农村，也深知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然而，在心理上，我感觉不到有这么深的鸿沟。不过，一个作家有别于常人的地方也恰恰在此，他(她)不会轻易放过生活中的一丝波纹。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看似相同的话题，而在你的作品中千头万绪、表现不休，我想追问的是，在城与乡的书写中，最牵扯或撕痛你心灵的是什么?
孙惠芬:前边说过，被迫关在怀旧的屋子里，曾一次次热泪盈眶，我在作品中写了一代代人的出走。这一代代人中，有我的奶奶、父亲、母亲、哥哥，有我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背井离乡的乡里乡亲，但让我最牵扯和撕痛的，还是奶奶和父母的故事。
在中短篇小说中，光与奶奶有关的故事就有四部，她从小镇没落、嫁到乡村的一路滑落(《蓝光》)，她在乡村苦难日子中的不屈挣扎(《歌苦》)，她到晚年都不肯放弃“城市文明”种在她生命里的荣耀(《飞翔之姿》，一直到她用一生的绽放谱写的(《秉德女人》)。我说这些，不是想说三十年来，作为写作者在同一人物身上开掘不同主题有多不容易，而是，当你透过文字的缝隙，看到奶奶的身影，父亲的身影，母亲的身影，你等于跟他们在故乡土地上重新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
在《秉德女人》出版之后，我用“存在感”为题写了一篇创作谈，在那里，我写了两段关于“会”的记忆:“五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要五叔从外面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开会，听五叔讲话。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他讲的事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苏关系、中日关系，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卫星……
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让我难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习大会。那时，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老队长的哨声，他哨声一响，我便撒野往家跑。
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父亲在会上非常激动，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念报纸讲话，下颏的胡须往往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父亲的身体……”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感慨道:“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遥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可是，在“怀旧”的日子里，与奶奶、父亲、母亲在故乡的街头相遇，心却被一种愧疚感长久占据，我常常会问自己，你难道真的懂得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