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了”。从发表诗歌时被编辑压制开始，到出版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时引发的争议，背负着“女性作家”的标签，林白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之间写作，重复书写着内心一些不能舍弃掉的事物。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而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被边缘化多年之后，在04年得到了中肯的评价::“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
如今，林白认为”女性作家“的标签是一种偏见:自己一方面淡化了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内心更加认同这个性别，“越来越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坚忍更丰饶，觉得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
作家林白从往昔获得了启示。她近来想起一件曾经忘记、释怀，从未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018年8月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午后，她忽然决定要把它写进小说或回忆录中。
1980年代，林白在广西时，有个诗歌编辑叫她到家里。那人理所当然地强吻她，她“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尖叫一声”，逃跑了。编辑在她背后警告:以后不要在他所在的杂志发表作品了。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整整一个星期不讲话。”林白当时认为，在那本杂志发表作品是最高等级，“那是个殿堂，完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单位、办公室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开。”
后来林白还是发给那个编辑一组诗。四首一组，编辑抽出一首发表，剩下三首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使坏，也不是不发，你在别的地方没法发了。我在广西的时候，起码有一年，开会，他谈到了所有写诗的作者，唯一不谈林白薇(注:林白的本名)，他就不提我。我自己很压抑。”
文学上的成功，使林白可以抛开那句威胁:“在《收获》发多好，在《人民文学》发多好，就是我超越了他。如果我没超越他，就会被他压倒;如果我超越了他，这就不是回事了。”
林白和那个编辑再无联系，后来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诗集，书上标明某某糖厂赞助。“他要出一本诗多么困难，糖厂给钱，他才能把这本书买来寄给人，要不然出版社就不会印你的书。我的书谁都能出，对吧?就这个结构来说，我在他的上面，以这种方式:权力的变化，在文学上我变得更有权。”
假如未能借助文学，还有其他出路吗?林白想起一位早逝的女诗人，生前房子被人侵占。“她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骚扰你，你只能嫁给他的上司，你才能在他的权力之上。”对此，林白感到莫大的讽刺。那个试图压制她的编辑，也去世多年了。在作品中，她经常写到爱情关系当中的伤害。而对于曾经认为窄化自己的标签，她有了新思考。
2018年5月到9月，林白的几部作品陆续再版，包括她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在一篇关于林白的著名论文中，学者程光炜形容林白“为多米和海红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岁月”——那是她的小说人物。程光炜认为林白小说的自我重复率很高，“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她无法舍弃的东西，某个她不能忘却的问题，但这里头有幸运，有命运，有其他。”
“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年轻时被称为“女作家”，林白视之为偏见，“仿佛被放到了一边，被按照另外一种标准来要求”。她最近对媒体讲，如今自己一方面淡化了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内心更加认同这个性别，“越来越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坚忍更丰饶，觉得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林白并不热衷于理论。写作时，她思维跳跃，信任直觉，“不是说很深入地、细微地要洞察一个东西，再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2013年，她在一次采访中诉苦，标签让自己太难受了。用在早期的作品也许还凑合，现在则不然:“把我圈得太死了。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
受写诗影响，林白的小说语言纯净、唯美。她曾想尝试一种“粗粝、有点脏但很生动的语言风格”，但总下不了手。回过头思考，她觉得唯美不够好，“缺乏力量”。
在林白看来，女性作家要是写得不够好，会露出自怜——“伤感、青春易逝、爱情又失去了等等”。“自怜很要不得，自恋、自私都可以，自怜是很低级的。”林白认为，女作家到了一定程度，肯定会冲破自怜，“要不她成长不了。”
现在林白60岁了，“活到了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年岁”。她“从小害怕这个世界”，生人、熟人、亲人甚至猫狗都能对她产生压迫;打坐、念咒、练曹全碑后，她整个人松弛下来，紧张与不安减少了。
但她仍不喜欢当众说话，出版社安排活动，一见要演讲，立刻推辞。接受书面采访，她常简短回复，回答不如问题长。一来由于体力虚弱，她常年维持37公斤体重，近来勉强超过40公斤，容易疲惫，每天也只写作一两个小时;二来她还是局促，众目睽睽下，“脑子完全是懵的，太可怕了”。
林白还在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观念。1996年，她曾在一次会谈中表述自己的写作出发点:为了缓解与世界的冲突。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招它，它招你啊，它侵犯到你了。”林白反问，“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难道没有触动吗?”
和出版社商谈重版作品的前一晚，林白想起自己18年前出版的小说《玻璃虫》。她曾“彻底否定”这本书，眼下临时决定把它与《万物花开》《北去来辞》合计为“女性三部曲”再次出版。
《玻璃虫》是一部虚构的电影生涯回忆录，林白自觉其“充满了未经反省的荷尔蒙，轻狂之处甚多”。2013年，因一次采访，她才坦然回看，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整页整页删掉”。她自省，这部小说并不深刻，人物刻画不算微妙，但贵在打开了内心桎梏，有“飞扬的生命力”。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林白问道。
社会的广阔世界或内心无限的深处
林白常在小说里融入自身经历，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玻璃虫》的主人公索性就叫“林白”。人们总把她的小说当做半自传、自传，将虚构故事和她本人混为一谈。林白说自己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作家林白”，一旦与本人接触，“都觉得相去甚远，甚至完全不像，尤其本单位的人朝夕相处就更看不出有哪点像”。
但林白偶尔感到不便，羞于赠书给人。在小说《米缸》里，她写到一处真实细节:一位嫂子一次洗了二十多条内裤，晾满整个楼顶阳台，让老太太觉得晦气。亲友看到，纷纷指认故事原型，闹得嫂子不悦。后来，有些书她不敢寄回家，怕母亲误会。
林白的小说叙事鲜明，往往引来误会，还有读者来信示好。一个女孩声言要去单位见她，周末她特意等在办公室;女孩终究没有出现，林白现在仍记得她的笔名。另一个女孩爱踢足球，某个场合见到林白，一路跟随她到地铁站里，“用那种爱的眼神来看我”。
但林白写作时仍然不避忌，大量素材取自个人经历，及身边人的真实故事。“我创作时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她说。
1958年1月，林白出生于广西北流。父亲在她三岁时过世，母亲是妇幼保健站的医生，经常出差。保健站后阁楼堆放着宣传计划生育用的男女生殖器模型，上面有细小的骨骼和血管，肢体七零八落。林白常独自住在这栋诡异的建筑中，必须在下午五点半前回房间爬上床，否则“天黑的时候更可怕，没有人的时候，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林白自幼对外界充满恐惧，“跟这个世界没有通道，无法交流”。她在幼儿园不参加集体游戏，喜欢在林子里哼唱自编的歌曲。她长大成人后也是这样，唯独在写作中“好像很愿意敞开自己”。
高中毕业后，林白下乡插队，开始创作诗歌，“有着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不当农民”。她投给《广西文艺》一组诗歌，对方打电话到县里，公社、大队层层通知她去南宁改稿。林白第一次去城市，组诗以本名林白薇发表。幸事接踵而至，广西电影制片厂来人，说看了她的诗，想请她去做编剧。
命运的馈赠暗中标好了价码，就在这组名为《从这里走向明天》的处女作里。组诗十首，发表四首，其中第三首《脚印》是抄袭之作。“我沉浸在再生的诗句中，没有提出拿掉那首抄袭之作。”林白在散文《流水林白》中回忆。
组诗发表的1977年，林白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不久，抄袭遭到揭发，进电影厂的机会泡汤。武汉大学派人到南宁调查，幸亏《广西文艺》表示支持，她才被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录取。毕业后，林白分配回广西，时隔四年重新发表诗作。之后诗人林白薇变成小说家林白，她满意自己的笔名不是典型的女性名字。
过去，林白习惯在窗帘低垂的室内写作，她怕光，需要光线幽暗。作家张炜曾说她“身上阴气太重”，单独待在一起他会无端感到害怕，建议她与方方那样阳气重的人交朋友，能够受到照耀。那天，林白才醒悟:“我们身体的深处会隐藏同样多的力量，只是没有遇到激活我们的人。”
2000年，林白走了一趟黄河。出版社邀请多位作家参与，各自行走，之后交作品。林白非常焦虑，她和人聊天，常常只听不说，这次“想逼一下自己”。她沿黄河旅行两万多华里，每到一户人家都和对方闲聊:家里几亩地、种什么庄稼……自此，她“不再完全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朝更深远处走去”。在此基础上，她写出不同以往的《妇女闲聊录》，讲述中国农村妇女的底层生活。
《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这两本关于农村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林白的转型之作，但她始终没有答案:“我现在也经常疑虑和摇摆，我到底向外，走向社会的广阔世界，还是永远向内，通往内心无限的深处。我很挣扎，感觉永远在矛盾之中。”
“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
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给林白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这部长篇小说于1994年出版，封面印着一对半裸男女，整体气氛古怪。封面设计事先没有与作者讨论，不出所料地引来了争议。而书中的女性私密经验“现在觉得很正常，以前确实有惊世骇俗的一面”。
林白明白自己的文学是罕见的，但没有顾虑，坦然地写了出来。“我自己很想写，管它发不发呢?真是自己内心有一种需要，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在文学上它是成立的，别的就不管了。”她甚至一度不指望当专业作家了，“刊物永远发不到头条，也不可能得奖。”
学者戴锦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赞誉《一个人的战争》，当即被提问:如果你有女儿，是否会推荐她读林白?戴锦华给出否定回答。面对“准黄色小说”式的过分批评，许多人为林白仗义执言，作家王小波在同一份报纸上撰文反驳:“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林白心怀感激，遗憾从未见过王小波。
戴锦华在自己的书中解释，林白真实地书写了一个女性的痛苦心路，不愿“女儿”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在于，“不希望她首先面对如此深刻的矛盾与绝望中的反抗”。后来，在不同场合，总有人问候她女儿的近况。戴锦华笑称，这个不曾存在的女儿成了自己“‘社会形象’的组成部分”。
二十多年过去，争议带来的伤害早已烟消云散。但当时林白刚从《中国文化报》下岗，自认遭到边缘化，她非常忧虑，怕口诛笔伐阻碍作品出版，自己和几岁大的女儿“快没有饭吃了”。
好友方方想引荐林白加入湖北省作协，尝试两三年未果。方方曾说，以林白的实力早该成名，只是她的作品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时代和环境发生变化后，她就自然而然地走红成名了。经作家李修文举荐，林白进入隶属武汉市文联的武汉文学院，终于有了收入，直至2014年退休。
回想起来，林白认为文学界和学术界一直都接纳自己。一些观察家则不以为然，觉得“这不是正经的文学，那些隐蔽的私密经验，个人的隐痛、撕裂感，个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不是那么容易被接纳的”，她后来对媒体说。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女性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也是“所有女作家的运气格外好”的一年。林白和朋友们各自出了好几本书，不断拿到新书和稿费，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和签售。“她们像风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她们美丽或朴素的衣裙在许多城市里像花一样开放。”林白在文章里把那一年称为“狂欢节”。
2004年，林白凭借《妇女闲聊录》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授奖词称:“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林白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