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 对话名家-文化 曹淑杰 27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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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

2018-09-19 10:11 | 来源: 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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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漫长的蛰伏与跋涉,年少成名的张悦然终于从“新概念”、“青春文学”、“80后”、“美女作家”的标签中突围,作为“张悦然”被重新指认。

  相比于二十来岁时“一年出版四部作品”的高产,她如今的书写可谓“缓慢”,十年不过一部《茧》、一册《我循着火光而来》。但与这种“缓慢”相对的,是思考的迅疾,“有时甚至来不及写完一个短篇小说”。

  无论是最初对孤独和爱情的描摹,还是后来对历史与父辈的抚触、对阶级与社会的刻画,她真正关心的,始终是“受困的人心”。所以她永远站在自己的主人公一边,在对他们倾注爱和同情的同时,也折磨他们、和他们一起承受痛苦,做一个“感同身受的见证者”。

  就像玩俄罗斯方块时,屏幕总有被砖块填满的一刻,但终归还有墙壁倏然下落,豁然开朗。在张悦然的笔下,哪怕微茫的希望总免不了被再次褫夺,主人公却依然循着火光,向死而生。“我相信一切都还不晚,所以我应该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事物的看法不断改变,有时迅疾得甚至来不及写完一个短篇”

  文学奖:《我循着火光而来》的时间跨度有十年,可以视作你在这段时间创作实践的样本。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作为写作者,会不会突然发现迎来了新的命题,之前的一些思考已失效?这种变化之下,你对文学的理解有什么改变,又是如何反映在创作里的?

  张悦然:这十年对我来说,是漫长的跋涉,也是静谧的蛰伏。随着在北京安顿下来,生活渐渐有了固定的形状,最初的那个写作时期也结束了。我对曾经感兴趣的事物厌倦,对从前隔绝在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我写得很慢,却想得很多,对事物的看法不断在改变,有时迅疾得甚至来不及写完一个短篇小说。

  写于2010年的《家》和写于2017年的《天鹅旅馆》,都是关于保姆的故事,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主人公从被启蒙到承担起责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家》的背景是汶川地震,作为当时的一名志愿者,我从离开汶川的那天就开始思考,志愿者因为精神空虚,试图在重大灾难中完成自救的问题。

  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看到的人,不再是那么孤立和隔绝的。到了《天鹅旅馆》,涉及到的社会问题有所变化,比如阶层差异的固化、贪腐官员的落马,但是我真正关心的事物没有改变,那就是受困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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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作品

  文学奖:《火光》这本集子,游移于富人迷宫般的别墅和画家透风的工作室之间,温柔的忍辱负重者和决绝的个人奋斗者之间,场景转换是很明显的,那写作者本身是站在什么位置来书写的呢?她是有立场的吗?

  张悦然:我永远站在我的主人公一边,不管他们多么可恶,多么懦弱,我都会对他们倾注爱和同情。我折磨他们,我也在和他们一起承受痛苦。但是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听到不同的声音,遭遇价值观的冲突,这会带给我们省察和思考。

  所以在小说里,我也不会关闭这些声音,而是把它们放进来,让它们去撞击主人公的内心。在《茧》里,我写了一个人物叫唐晖,在他离开女主人公的时候,对她有一番颇为有力的诘难,指责她钻进父辈的历史里其实是对现实的无力和逃避。这段话出现在很多评论文章里,因为这个人物所站的地方,正是那些清醒、理智的读者所站的地方。

  他们在忍耐了几百页主人公的分裂和扭曲之后,终于来到了这么一小块正常的甲板上。那个正确的声音,在整部小说里显得振聋发聩,会赢得很多支持者,但是我依然站在错误的主人公一边。小说不为那些正确的人而做,它本身就是关于罪和错的。

  文学奖:很多篇目都故意做了一些“给人希望又毁灭”的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置?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张悦然:在现实生活中,我倾向于把期望降到最低,因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不太允许自己陷入那种巨大的失望,因为那会让我怀疑自己对事物的判断,进而否定整个自己。

  在我看来,无论因为什么而感到失望,都不应当迁怒于他人,因为那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是自己预支了希望和憧憬所带来的喜悦,有点像使用信用卡挥霍一番,就得承担还账时的痛苦。

  但是生活是无常的,谁也不能避免失望的存在。而我们得承认,“失望”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它让我们看清世界和周围的人,也让我们看清自己。在那些小说里,“失望”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主人公置身于困境之中,重新打量世界,获得了全新的认识。毕竟,一切都还不晚。嗯,我相信一切都还不晚,所以我应该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没有一种生活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就算有,也一定比‘虚假’更恐怖”

  文学奖:“吹吹尺八,学学茶道,看看书和展览,你以为这就是生活了吗?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 (《我循着火光而来》)一个高校里的写作者,也往往被人认为是象牙塔里的人。您是从哪里获取的对别人的“生活”、对“外面是什么样”的了解的?

  张悦然:作家无论身处什么位置,他直接了解的都只可能是一小部分人的生活。独特的一手经验可以造就出色的作品,比如格林厄姆•格林和勒卡雷早年的间谍生活。但是对更多的作家来说,写作不可能只来源于一手经验。

  了解“别人的生活”所凭靠的是作家的理解力和感知力,同时还需要一定的个人生活经验。从早年小说到《我循着火光而来》,可以感觉到现实的质感在变得更强,我想这主要仰赖时间。时间是作家的朋友。

  文学奖:《大乔小乔》里的阶级隔离、生育、婚姻等问题,现在看来可能比当年都更有现实意义。你会怎么理解这种“现实意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作品与社会痛点的紧密结合,是文学的成就还是挫败?怎么把握“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度?

  张悦然:小说涉及到社会问题,是很自然的事,但并非必须,它既不是成就也不是挫败。所有题材的问题,都并不决定文学品质的高下。现实如何进入小说,是审美的问题,也是看待事物角度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对我个人来说,我必须在现实里找到情感的支点,才能获得阐释它的权利。作家不是新闻观察员,也不是法官,他只是一个感同身受的见证者。

  文学奖:《火光》中反复提到“虚假”:“世界本来就是虚假的”;“对现在所身处的虚假生活供认不讳”;“做爱也没什么意思,做来做去,的确多数都是虚假的”……描摹出了一种自我和生活之间的隔阂状态,似乎人物普遍丧失了感知真实的能力。怎么理解这种“虚假”?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怎样的“真实”?

  张悦然:生活中总有一些虚假的东西。虚假的表达,虚假的举动,它们有可能是社会得以运行的润滑剂。在那些小说里,那些失去感知真实能力的人物突然从“虚假”中惊醒了,决意追求一份“真实”,但这份“真实”是否是他们能够承担的重量呢,它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没有一种生活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就算有,它也一定比“虚假”更恐怖。如果说对“虚假”的接纳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那么对“真实”的追求就是一种未泯的天性。二者的角力和搏斗,是那些小说人物所承受的痛苦。

  “从前的小说里,人物是封闭的器皿;现在,那些人物是广口瓶”

  文学奖:您之前说自己的文学标准是由私人的阅读史构建的,可不可以展开聊一下,究竟是哪些作家形塑了您对文学的审美和判断?

  张悦然:我有一个很长而且总会有出入的阅读清单,可能包括伍尔夫、纳博科夫、尤瑟纳尔、托尼•莫里森、安吉拉•卡特、塞林格、奥康纳、理查德•耶茨、弗兰岑、珍妮弗•伊根、波拉尼奥等。我曾经或正在为他们着迷,他们影响着我的审美,改变着我对文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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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奖:之前有评论家谈《茧》的时候说,“一个人其实是带着他的过往到世界上来的,有一段历史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从更广义的写作看,这个“过往”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可能不只是历史、父辈或者个人经验,似乎有一种更广阔的东西,不断地成为你写作的质料。

  张悦然:在《茧》里面,两个主人公大雪夜交谈了一个夜晚,他们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是那些塑造、影响他们的历史,追溯到1990年代、1980年代、1960年代,甚至1930年代,但那些历史是落在个人肩上的尘埃,是打在个人脸上的一道光。

  在从前的小说里,人物是封闭的器皿,一切化学反应仰赖他内部的空气,但是现在,那些人物是广口瓶,他们和历史,和更广阔的空气发生着化学反应。

  文学奖:你似乎对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尤其着迷,近年来,这种关系也越发为人所关注,国内有《七月与安生》的热播,《大乔小乔》电影版也正在制作,还有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球的风靡。您觉得这种关注从何而来?

  张悦然: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采访者提到,《樱桃之远》中两个紧密相连的女孩和《大乔小乔》里的姐妹构成一种呼应,也是一种延续。《樱桃之远》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但是作家最初的小说里,一定包含着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

  “双生”的主题背后,可能隐藏着我渴望寻求依靠的天性,因此期盼能有一种更深、更确凿的生命连接,也包含着我对自己的不满,我希望我成为“另一个我”,或者说希望有“另一个我”来添补我的残缺。

  文学奖:王德威老师这两年出版了一本《华夷风》,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你有在新加坡的求学经验,《誓鸟》的背景也是在南洋,是不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对海外华语文学有了自觉的关注?你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离散的华语的?

  张悦然:在新加坡读书那几年,“华”比“中国”使用得更多,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网站,生活指南、学习交友、租房找工作,一切问题都能在那个网站上解决。那个网站叫“华新网”。

  我也是“华新网”的一员,也是海外华人的一员。因为切身的处境和当时的立足点,在那个时期,我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学,也包括更大范围的海外华语文学有了一些了解。

  我觉得“华语语系文学”的提法很有必要,因为仅就新加坡而言,就有很多华文创作者,他们缺乏更广泛的读者和认同。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他们所使用的汉语,所秉持的小说理念,所书写的主题,都和大陆作家有很大的区别。所有使用大陆作家的评价体系来谈论他们的作品,是不合适的。应该建立一个更宽广的评价体系,才能将他们的声音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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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奖:《鲤》已经做了十年了。现在又在肉眼可见地做一些创新,比如今年进行的“匿名作家计划”的文学竞赛。回头看来,这十年里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想挖掘和鼓励是是什么样的作者?作为杂志的主编,你觉得这些年来文学的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悦然:《鲤》一直致力于寻找和支持给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年轻作者。十年之中,很多独立的文学刊物纷纷停刊,留给这类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留给文学的领地也在不断缩小。

  在这样的潮流下,《鲤》可以说是逆势而为,顽强坚持。也许这种坚持不过是徒劳,就像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最后终会结束于砖块填满屏幕。但是,当砖块被放在恰当的位置,垒高的墙壁倏然落下去,面前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的很棒。那就是一次短暂的新生。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成就感,会竭尽所能让这本杂志坚守领地并焕发新生。

  入围决选名单的五位青年小说家:双雪涛、王占黑、阿乙、张悦然、沈大成,乃是五位风格迥异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时代青年小说家的代表。因此,文学奖委员会近期组织了对五位青年作家的访谈,希望能在短名单的群像之余,呈现这些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各自的面貌。

  正如宝珀•理想国青年文学奖所揭示的那样:“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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