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中作家只有两位,一是路遥,一是蒋子龙。路遥已经去世,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的创始者,是名单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农家小子、产业工人、海军绘图战士……如此多的经历,会如何影响这位贴有“改革文学”标签的作家?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几乎每篇作品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论与波动。作为“改革文学”的扛旗人物,蒋子龙坦言自己从未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只有当‘改革’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 当过工农兵,曾是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
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14岁之前,蒋子龙都在沧州农村度过。“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们村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了。他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材”。
蒋子龙回忆打小受到的文学熏陶,大概是上到小学四年级时,成了村里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因为我能识文断字,《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
初中毕业后,蒋子龙考入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1960年毕业后当了几个月工人,又以天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海军制图学校,成了一名军人。正赶上北部湾战争,毕业后被分到了天津塘沽的海军司令部制图大队,为越南制图。很快蒋子龙便当上了组长,成了技术能手。对这段经历,蒋子龙一直颇为珍惜,他曾在《自述人生》一书中写道:“至今,我一想到中国军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的。”
1965年,复员的蒋子龙回到天津重型机械厂。那时候,天津正处于上升势头,厂子也很红火,是全国八大重机厂之一。厂长冯文彬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十年间,蒋子龙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凭借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的大车间主任。只是蒋子龙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他后来的文学筋骨。
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蒋子龙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生存环境稍一改善,蒋子龙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在部队,蒋子龙就常为文艺宣传队编写节目,也常给报社投稿,可总是被退稿。
文宣队一次偶然的“成功”,却彻底改变了蒋子龙的文学态度。有次到一个村里去演出,当进行到蒋子龙创作的诗朗诵表演时,有的社员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产生了一阵阵战栗,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
以前只将发表作为目的的蒋子龙解开了心结,他通宵写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然后他的写作越来越顺畅,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写,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发表在了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
>> “乔厂长”上任,改革文学成长不易
蒋子龙曾自我评价,自己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对创作很有帮助。“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
1976年是蒋子龙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人民文学》约稿,发表了他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却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他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个造反派用砖头砸到蒋子龙脸上,险些让他变成独眼龙……可到了十二月份,他又重新被任命为代理车间主任。
蒋子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却发现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机器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没有自主权是蒋子龙作为企业中层管理者最大的困惑,想突破困局,却没有“尚方宝剑”。
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到天津向蒋子龙道歉并约稿,要作者别记恨编辑部,再给他们写稿,当时蒋子龙回答,“现在写小说很难,但是发发牢骚可以。”《人民文学》编辑马上点头,“行,你就发牢骚。”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主人公乔光朴自愿放弃公司经理的美差,立下军令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蒋子龙说:“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没有铺开,我那个厂子是有代表性的,我的困惑就是这些企业都有的困惑,所以他才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才能引起共鸣。”
与“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弥漫的哀怨情绪不同,《乔厂长上任记》更关注社会现实,揭示了改革开放大潮下都市工业群落的生存状态,使其与老套的“工业文学”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评论认为,小说对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挖掘还不够,也充满了对数字和效率的崇拜,但“乔厂长”身上所洋溢的时代气息依然让人触动。回忆往事,蒋子龙讲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石化企业,新调来一个党委书记,有人专门送给他一本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学》,让看这本书,然后按照这个书来整顿企业。”
可这部小说,也把蒋子龙牵进了文学的漩涡。因为受相关领导牵连,《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一家报纸连续发表了14个版的批判文章,一位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长文后,还带着介绍信到工厂查蒋子龙的老底。直到1979年10月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一周,《乔厂长上任记》终于被定性为“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蒋子龙直率的性格、犀利的笔锋,使他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饱受争议:1980年的《开拓者》、1984年的《燕赵悲歌》、1986年的《收审记》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也一样“多灾多难”。蒋子龙自己数过,自“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天津有五届市里的领导点名批判或批评过他。
身处漩涡中心的他能坦然面对吗?蒋子龙曾坦言,《机电局长的一天》挨批时他是真紧张过,对以后的诸多“点名”,却逐渐有了抗药性。说一点不生气是假的,说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也是假的。“后来批得我性起,每当看到报刊上又发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火腿肠,当夜必须要拉出一个短篇小说,改好后抄清楚寄走。”
>> 创作高峰转向,十年书写农村变革
经历了一场场文学讨论与争议的风雨,本已处于工业题材创作高峰期的蒋子龙却又遇到了一个坎,他的创作瓶颈期到来了,甚至自感“走投无路”。
他在《“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一文中写道:“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实的变化,“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工业文明理解的加深,很多问题困扰着他,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
1997年,蛰伏许久的蒋子龙投入到了历时11年、被认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农民帝国》的书写当中。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童年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一生。”尽管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蒋子龙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每天看天气预报时,脑子里总是先想到对农村的影响,很自然地和庄稼的生长联系起来,眼下是什么季节,地里缺不缺雨?因此,一直视现实主义为创作根本的蒋子龙,认为自己应该写一部关于农民小说。
《农民帝国》以改革初期一个普通的小村落——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郭存先等一批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写了农民在改革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生活。村子坐落于华北平原海浸区大东洼,用小说中的话说:“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饭,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儿特别多。”如此贫穷落后的郭家店,居然奇迹般成了举国闻名的样板村,依仗着的正是郭存先这样一个带头人。只是,蒋子龙的笔触从来都是现实的,他不会将主人公简单设定为高大上的正面形象,从贫穷到暴富到跌落,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作者剖析了郭存先的人性蜕变,令人唏嘘令人回味。
为了写《农民帝国》,蒋子龙去农村待了很长时间,因为他表示这部小说写得并不顺畅,常常有想放弃的时刻,主要是卡在对农村生活的认识上。所以他有意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广东、河南、山东、天津的农村,都留下了蒋子龙的足迹。
已出版了近百部书、包括14卷文集的蒋子龙一直对创作充满激情,面对“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的提问,蒋子龙说:“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