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张怡微，似乎不愿意去沾这个“浮名”的光。
出生于上海工人家庭的她，一路靠稿费支撑自己完成学业，博士毕业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文学不仅构建了她的知识体系、精神世界，更让她完成了个人心灵的成长。在出了将近二十本书之后，张怡微终于明白了老师们所说的“心灵的力量”是什么。这是一种让她能够直面世事的得失、孤独、生死的力量。所以，她通透、清醒。
采访那天，她穿着简洁的衬衫和风衣，背着双肩包，一身的书卷气自然生发。她说起话来有着海派的轻柔，但与人对视的时候，目光里始终有一份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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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获得全国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算起，张怡微一写就是十五年。
获奖作品《我和吉瑞》是一篇童话，对那时的张怡微而言，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她努力用自己的经验搭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尚不知道如何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
尽管十七岁的张怡微还没有意识到那次获奖将改变她的一生，但却让当年理科成绩不好的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期间，张怡微继续写校园小说，那时就是写着玩，稿费非常低。写到后来，她觉得自己总是重复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便开始思索写作的意义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在复旦中文系读硕士时，张怡微开始建立观念与故事之间的联系，“写一个故事是为了表达什么?我想要表达一个超越《故事会》那种单一的道理，想表达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她看来，那些虽已知晓但却没有明了其意义的事，是写作的一种外压和动力。
在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阅历和体会后，张怡微的写作不再拘泥于青春文学，从“家族试验”计划的一系列小说《樱桃青衣》《细民盛宴》开始，她的创作被部分评论家划入“世情小说”的传统。
各自陪父母前来相亲的年轻男女，在寡淡交谈中建立起共同话题的两代人，依靠微薄薪水过着小民生活的一家人……张怡微写世情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姿态，书写那些人性的隐秘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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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怡微的文学之路上，王安忆对她影响深远。2005年王安忆被复旦大学聘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开辟了作家进入中文系执教的先河。张怡微读硕士时，上过两年王安忆的写作实践课。在她的回忆里，王安忆会亲笔点评每一位学生的习作。张怡微读博士时的推荐信是王安忆写的，王安忆还推荐了很多同学继续读书深造。
“王老师说，女孩子如果有条件就应该一直读书。”那时候张怡微没有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很多年后，一个同样读博后来在复旦任教的女同学结婚时，她们给王安忆打电话，王安忆非常高兴，感慨道:“这就是教育改变命运。”
张怡微这才明白王安忆当时所做的事情对于她们这些女生具有怎样的意义。“教育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改变了我们介入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25岁到30岁，对女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段时间你必须想清楚，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然的话有很多喝倒彩的声音，指出意见的人特别多，这个时候你要很清醒。”
作为文学的受益人，张怡微现在也在用文学的力量造福于人。博士毕业后，她回到复旦担任讲师，教授创意写作专业。在她看来，教育的本质是传递心灵的力量。“人文教育本身能够让人以更好的素养面对社会技术变迁、人生无常，建构心中良好生活的祈愿，具有更完备的承担人生重任的能量。”
而显然，张怡微也早已是学生们心中的偶像。最近她整理文件时发现曾经的一个学生写给她的纸条:“以前只在《萌芽》上见过您的照片，可是见到您才发现您是多么美丽，像白玫瑰!”
在校园外，正在进行《西游记》研究的张怡微也会去街道、图书馆做鼓励大家重读经典的公益工作。尽管她很清楚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不是文学，文学永远都不是最主流的生活，但张怡微坚定地认为，审美生活能够让我们在不愁吃穿之后过得更好。
“人总是越来越孤独的，文学能够让人知道如何与孤独相处。”张怡微说，我们需要不断通过文学作品完成自我教育，真正了解自己的软弱、丑陋，了解他人的退避、为难。“当一个人衰老已经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的时候，只能和自己相处，你能够消耗的资源就是年轻时积累的。多积累一点，就有信心可以活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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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写作、做学问、教书育人，这些与文学有关的工作，都依赖于大量的枯燥练习。张怡微享受着这份寂寞，也享受着蕴藏其中的快乐。她似乎活在文学构建的“乌托邦”之中，以至于她形容自己在处理世俗生活方面是一个捉襟见肘的人，“除了读书之外，我会的东西真的不多。”
张怡微坦言，工人家庭总是会特别优待和包容读书的小孩，所以很多世俗的事务都被家人承担了。“你和我家里人说我写世情小说，专门处理人情世故的问题。他们会崩溃，觉得我完全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
但实际上，张怡微有很强的生存能力。硕士毕业后她没有出国留学的经济条件，因为不想换专业，去了中国台湾继续读书。只能学习古代文学，就选择了明清小说。她笑着说:“不是有句话叫‘来都来了’，对吧?”没有选择的背后，张怡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她一个上午能写五篇专栏。那期间，她也收获了很多文学奖。
如今的张怡微给自己设定的计划，都是五年之内极为具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说自己不会涉足影视行业去写剧本，因为跟不上那个节奏，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们现在的审美是被消费主义建构的，是手机上的广告告诉你要过怎样的生活，爽了一会就不高兴了，它又告诉你新的生活，实际上你是被消费主义定义了。这不是一个有质量的心灵生活。”
在《情关西游》的后记里，张怡微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从“少年作家”成长起来的、浮名下的写作者，往往会将一时之兴错当作卓尔不群。要很久以后才会懂得，你所走过的，别人必然走过。别人没有说、或者说不出来的那些，终有一日你也会选择不去说，或者知道不必说才是最好的“说”。至于经验的旅途，少不了万手雷同之恶，千章一法之静默，呕心沥血之徒劳。写文章的人，心里要明白自己的有限。
这大概是张怡微这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不论十七岁的获奖是否是“一时之兴”，在“千章一法之静默，呕心沥血之徒劳”之后，一个卓尔不群的她仍在文学道路上继续成长。
对话
一边打开经典，一边打开生活
读品:你这次来南大演讲的题目是重读《长恨歌》，这本小说和南京很有渊源。
张怡微:是的，王安忆老师生在南京，《长恨歌》最早在《钟山》杂志上发表，我的评论也发表在南京的《扬子江评论》上。我是在重读《长恨歌》时发现，书里写了很多劳动，王德威教授说《长恨歌》在1995年之后重启了“海派文学”的一种记忆——围绕着“生计”的一种上海生活的超验表现。日复一日怎么度过、怎么通过日常的劳动来建立真正的审美生活。张新颖教授提炼过这叫“日常生活里的庄严”，抓住日常生活里面没有什么用但是仪式感很强的事。这种建构是王安忆老师独有的。她曾写道:“温馨、静谧、清寂，有些闷，于是，染着戚容，这就是日常生活。普通人栖身于其中，以平庸的代价换取平安恒定的存在。”找寻正常生活里的力量是多不容易的事。
读品:你现在教授创意写作，你如何给创意定义?
张怡微:创意写作是个舶来学科，英美有悠久的教学历史。创意与文学想象力有关，想象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规律，或现实逻辑的推理。创意也与艺术家如何发现和处理人的欲望有关，在叙事艺术里照亮人的心灵世界。我理解的“创意”，是改变世界或者修改看待世界方式的意志，新的欲望或征服。
写作与我们对生活的发现、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梳理有关。对现实生活提供的经验不满足是进入写作生活的持续性动力。作家通过写作来克服不满足。克服了不满足，才会有创造的乐趣。这种创造的乐趣的本质就是改变世界。这是文科生征服世界的方式。
读品:请你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
张怡微:《牛津通识系列》很好，我们对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概念，没有谱系性的常识。还有《阿加西自传》，这是一本励志的书籍。运动员有一种往死里练的精神，写作也是这样的。王安忆老师曾问我:你今年写了多少字?我说今年写了30万，王安忆说年轻要多写一点。还有《西游记》，它对我的人生和研究都启迪非常大，中国古代小说确实有博大精深的力量。每一个年纪进去，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些是值得传递给年轻人的，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原因是没有读书。在细读当中，我得到了很多力量，也解释了我很多人生的问题。
读品:如何正确地“打开经典”?
张怡微:一边打开经典，一边打开生活，打开生活的同时回到经典。书籍只是展示给你看，但没有自己跟生活搏斗过，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台湾求学对我的历练是很综合的，我写了很多专栏为了养活自己。这种生存感很强，读书就是老老实实去念，生活的事情就是钱，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用劳动去换。但教育是让女性变清醒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张怡微
198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获2013年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首奖、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台北文学奖散文首奖。2014年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大奖。著有长篇小说《细民盛宴》《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梦醒》，中短篇集《樱桃青衣》《哀眠》《旧时迷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