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 对话名家-文化 曹淑杰 295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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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

2019-09-10 16:46 | 来源: 羊城晚报

  8月16日上午,徐则臣正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小餐厅里,为他的新书《从一个蛋开始》接受媒体专访,中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一个个电话轰炸而至,他没有接听,手机放到一边,坚持和在场记者做完访谈。

  接下来的几天,回到北京,他以杂志副主编的身份,跟完《人民文学》的三校,看蓝本、签字下厂印刷。几天里几乎婉拒了所有采访。接着他躲到甘肃山里,一消失就是一个多星期。

  等到羊城晚报记者终于约上徐则臣采访时,茅奖新闻的热度过去了。不过,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茅奖作品,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为晚。在中国人的必读文学书单中,邂逅徐则臣,也是迟早的事。

  摩羯座的徐则臣,以文坛劳模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领地的开辟。在他身上,摩羯座的许多特点“暴露无遗”:有耐心,肯吃苦,也很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问题青年”,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而他的问题之绵密之宏大,往低去要穿越大千世界,向高走要抵达辽远星空——这也是典型的摩羯座心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徐则臣做到了。

  谈茅奖

  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羊城晚报:获奖后这段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一个又一个采访连着来?

  徐则臣:没你想象的那么热闹。评奖结果出来后,我就去甘南和天水采风了,很多采访邀请基本都婉拒了。其实没有一惊一乍的,没庆祝也没仪式,家人朋友高兴一下就行了。作品是公共的,生活还是我自己的,接下来该怎么忙还是怎么忙,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变化。我看待自己的写作,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都是老运动员了,都知道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鲜花和掌声固然很好,没有,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羊城晚报:大家提起徐则臣,总会给您贴上“70后”作家、新锐作家、青年作家的标签,您自己对这些标签怎么看?

  徐则臣:标签也好、命名也好,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方便评价和界定,把你放到某一个可以言说的范畴里。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不适。评说由人。说是“70后”作家、青年作家,都没问题,被夸年轻总不是什么坏事吧。今年4月羊城晚报给我颁了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奖,如果是从文学作品的既新且锐这个角度讲,对我、对《北上》都是美好的褒奖。尽管我已经写了22年,应该算是老同志了,但你不能要求别人如何看你,顺其自然吧。

  羊城晚报:这里面会不会也包含了人们对“70后”作家群体的期许,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意味?

  徐则臣:应该是这样,很多同龄作家都挺为我高兴。大概因为茅奖本身的重要性,大家觉得“70后”进入这个阵营,是文学继往开来的一个节点,对年轻作家们也是一个鼓舞和激励。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对“70后”作家似乎都没什么信心。其实“70后”不年轻了,我都41了,茅奖历史上40多岁的获奖作家有好几个,真不能想当然地“倚小卖小”了。

  谈“70后”作家群

  五年或十年后气象一定蔚为大观

  羊城晚报:您认为“70后”作家被低估了吗?

  徐则臣:我没有觉得被低估或高估,我只是认为应该正视这一代人的写作,要对他们抱有希望和信心。“70后”作家总体上有一个特点,长篇写得少,进入长篇小说相对比较晚,很多实践都花费在中短篇小说上。“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非常好,我们是伴随着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期刊对我们的培养和训练大部分也是在中短篇小说上。但现在判断一个人和一代人的写作成就,习惯上拿长篇小说做标准。我相信在五年或者十年后,等优秀的“70后”作家都能写出自己成熟的长篇了,那气象一定蔚为大观。

  羊城晚报:同时代的作家在写作上是否存在共通性?您会反感那种捆绑式的、针对某个群体的评价吗?

  徐则臣:共性肯定是有的。很多人不愿意使用代际的说法,认为这样会窄化了我们的写作,甚至觉得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短视。长远来看,文学史中的10年、20年,代际的确没什么意义。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和杜甫的写作,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地认为他们代表了唐诗的巅峰,根本不会去考究他们的年龄差,但如果具体分析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非常大,但对李白影响不大,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有着巨大的差别。对作家来说,时代对他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没一个作家能够逃脱时代,操起显微镜一端详,代际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一清二楚。对代际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平常心地去看待它的合理性。“70后”作家的共通性,可以交给学者、批评家,交给时间和文学史去梳理。

  谈写作

  问题意识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

  羊城晚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徐则臣:高二开始写第一篇小说,高三开始写诗,但是那时还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真正想当作家,是在大一暑假,突然觉得作家是个神奇的职业,写作对我的诱惑很大。

  羊城晚报:您参加工作两年后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是为了专业学习写作吗?

  徐则臣:去北大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写作。北大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我的导师曹文轩先生,他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另一个就是北大的学术环境,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文学史背景,在北大接受的系统的思维和学术训练,对我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羊城晚报:有人将你归类为“学院派”作家,您认同吗?

  徐则臣:之所以有这种命名,可能是因为我作品中的思辨性和问题意识相对突出。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写,没想过去靠上什么派。问题意识确实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如果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不管最后能否解决某个问题,它的确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我不会因为一个故事很好就去讲它,只有当它包含了我的某种困惑,或者可能提供解决困惑的某种路径,我才有兴趣去讲它。

  羊城晚报:在您之前的作品中,城市文学占了很大比例,您是否觉得到了您这代作家,乡土文学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

  徐则臣:“50后”作家完整地经历了乡土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衰落的过程,乡土中国的峰值存在于他们那代人的生活里,我们没赶上。我18岁离开老家出来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生活。我当然也可以写乡村,18年的记忆和多年写作训练出来的想象力应该不至于掉链子,但我总觉得目前最困扰我的,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精神困惑,都是来自城市生活。我愿意迎面而上,注意力自然也就会在城市这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城市文学起步比较晚。在这个多年里一直都无比巨大的乡土社会中,城市文学在整个文学脉络里从来不是主流,一直是草蛇灰线般存在的潜流。一个文学潮流的壮大需要漫长的时间,我愿意在它没那么成熟的时候,跟它一起成长,努力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谈《北上》

  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

  羊城晚报:《北上》面对的是什么困惑?

  徐则臣:写《北上》,首先是因为我和水的情感联结。京杭大运河在我生活中意义重大,我自以为对它很熟悉,但事实上非常吊诡,你对一个东西越熟悉,你对它的困惑就越大:你会有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冲动,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还会对它的过去和将来保有兴趣。一旦要写的想法出现,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条河,它仅仅是一条河吗?它有哪些巨大的作用?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它的作用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有哪些差异?这条河既是流淌在大地上的,也是流淌在纸上、书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我想从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打量这条河。

  羊城晚报:《北上》是不是您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徐则臣: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会厚此薄彼,也难以如此区分。但我可以说,它是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我对世界、对历史、对现实试图整体性把握的一个最新的呈现。小说写得比较艰难,你无法在既有的作品中找到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移植过来,尤其小说的结构,如何处理辽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花了我很长时间去推敲。

  谈文学

  面对文学式微不必哀嚎

  羊城晚报:写了22年了,您会对写作的意义产生焦虑吗?

  徐则臣:焦虑就像一条狗,一直跟随着我。理论上我当然知道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哪里,但当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时,你又常会不自主地去怀疑它。《北上》刚写完,有一阵子我一直陷在自我怀疑里,整个人有种被掏空的悲伤和惆怅。有天晚上,我在散步时听纪录片《再说长江》的音频,片头里有一颗水珠滴落的声音,那声音饱满、明净、硬朗,闪着张艺谋镜头中高分辨率的清晰的光,你都能想象得出那水珠晶莹剔透的模样。接着是另外一个声音,一个小姑娘在长江边伴着涛声奔跑,一边跑一边奶声奶气咯咯地笑,笑声清新、干净,散发出青草、溪水与阳光的气息。我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这两个细节让我备受感动,我觉得听这个节目值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别人看《北上》,也能在浩浩三十万字中被某个细节如此这般地感动,我这四年也值了。

  羊城晚报:对文学呢?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

  徐则臣:这个我倒没那么焦虑。时代的发展不会永远按照我们过去制定的标准和趣味在运行。时代变了,作为持有既定审美规范和标准的一帮人,我们可以做出自己挽救的努力,也希望我们的标准寿命更长一些,但如果它果真不可逆转,那就要正视,不必抱残守缺,更不能硬操着一把尺寸确定的游标卡尺去衡量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与时俱进,有时必须接受新东西。“破”的过程的确很痛苦,只哀嚎没有用,要转变思路,开动脑筋去探求围绕新的时代标准重“立”的可能性。我也不觉得14亿人每人每天都捧着《红楼梦》,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正常的生活。

  羊城晚报:所以您也没有读者焦虑吗?不关心作品的销量?

  徐则臣:没有。我希望书出来有人喜欢看,但我不会为了销量去改变自己的写作。你跟着某种可能畅销的时髦趣味走,迟早会被时髦带丢,因为时髦和趣味本身就在变,你不可能永远都能迅速地跟得上。写作本身就是滞后的,还不如该怎么来就怎么来,我只对自己负责。不是矫情。你没法对别人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忠实于自我表达。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跟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那么几个人的频道跟你一样,就够了。

  《北上》虚构了一个1901年沿着大运河北上寻找弟弟的意大利人,这名意大利人在途中与随行翻译、水手、脚夫等人建立了紧密的情谊,在抵达大河尽头时,他却不幸离世,但他的弟弟、中国朋友以及他们的后人,却与他北上的这条大运河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2019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2019年8月16日,《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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