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丁晓平:发现更真实的历史和更历史的真实
记 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党史研究和写作的?您认为党史研究和写作的重点、难点在何处?
丁晓平:我是业余从事党史研究、写作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从事党史研究和写作。或许是机缘巧合，或许是命中注定。2000年，作为军队基层部队的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我从海军部队调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开始接触党史出版物。2001年，我无意中在民间发现了尘封64载的《毛泽东自传》，凭着对历史的好奇心和职业的敏感，成功地再版了这本传奇之书。该书再版后一下子轰动全国，从而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进入党史研究和写作之门。2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历史写作不仅给我带来无限的知识和惊喜，也给我带来巨大的力量。
从创作实践来看，历史写作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从而让人人都能在历史中看到新意，读出新思想，获得新启迪。
记 者:作为军旅作家，部队生活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丁晓平:军营增长了我智识的厚度，军装增加了我做人的高度。没有军队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1990年入伍的，军龄有33年了。新兵连是在河南济源太行山下度过的，那里离“愚公移山”的王屋山很近。后来分配到青岛，在北海舰队航空兵后勤部政治处做图书广播员工作，所以我经常跟战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海军没有下过海，我是空军没有上过天”。当兵那一年，我高三，荣获了第十届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成为轰动学校的大事件，创造了学校乃至全县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也正是凭着写作给我带来的荣耀，怀揣文学梦的我，走进了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从一名水兵成长为一名军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13年前，我回到已是安徽省示范中学的母校——新安中学，看到校史馆里赫然张贴着我的照片和简介，那一刻，心中也不免升腾起一丝虚荣。我知道，这是文学赐予我的，也是小小少年所做的那个“文学白日梦”所照耀的。
记 者:《红船启航》的创作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是什么契机使您着手创作这部作品的?
丁晓平:历史写作需要积累，需要沉淀。要说《红船启航》的创作周期，从采访、构思、写作到出版，前后有4年多时间。但是，如果没有我20年历史尤其是党史写作的积累，或许这项工作更漫长、更艰巨。200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默默地决定以1919、1949、1979这三个特殊的年代为中心，前后辐射30年，完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从觉醒、崛起到开放的“时代三部曲”。其间，我先后完成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世范人师:蔡元培传》以及《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等涉及党史、党史人物的写作，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你瞧!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周期，充满着诱惑和喜悦，又充满艰辛和寂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找到了历史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无论是文学还是出版，谁也不会错过，谁也不想缺席。或许因为自己深耕党史，在业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浙江作为红船起航地正好需要这样的作品。在寻找作家的时候，我就成了合适人选。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浙江的朋友们和我自己都感到，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红船启航》出版后，在文学、党史、出版等各界尤其是读者朋友中产生了较好影响。
记 者: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的建党历程，很大程度上已然成为被众多文学艺术家书写、表现的公共资源，您是如何在“同题”写作中最大程度葆有作者个性的?
丁晓平: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之所以能够有勇气继续在建党题材、在“红船”题材上动笔，还是源于我20年历史研究的积累。这种积累让我在看其他同类题材作品时，看到许多问题和错误，一些作品既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谈不上文学的真实，甚至胡编乱造，我很奇怪，这些作品是怎么顺利出版、播出和上映的?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的历史，时间跨度并不大，人物出场并不多，但它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缩影。如果历史写作者只是在那里编故事、搞传奇、炒花边、吸眼球、玩噱头，而没有发现和揭示历史的规律、真理，传递历史的真善美，那么他的写作其实是不尊重历史的，结果是捡了故事，丢了历史。如何在“同题”写作中表现自己的个性，除了个性的叙述方式之外，就在于你发现了更真实的历史和更历史的真实，并让读者从中获得新的启示，不是给读者“洗脑”，而是让读者“开眼界”。
记 者:《红船启航》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翻开了从红楼到红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党史的壮丽篇章。请您结合创作谈一谈您对“大历史观”的理解。
丁晓平:何谓“大历史观”?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就是要明白历史是一条长河，不是浪花;历史是一个坐标系，不是一个坐标点;历史是一个立方体，不是一条直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整体地、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考察历史，要有大局观，要有历史纵深感。因此，“大历史观”必须坚持宏大叙事。一说宏大叙事，许多人抱有偏见和误解，那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宏大叙事的方法、逻辑和技巧。其实，宏大叙事并不排斥任何微观性的、细节性的、个性化的书写，也从不排斥小人物、底层角色的书写。宏大不是粗疏和空洞，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表现在文字和文本整体上的是一种大格局、大气象。宏大是“道”——“道可道非常道”的“道”。
记 者:该书的一大亮点在于，真实详尽地记述了党的一大召开的曲折过程。对于“一大”召开的其人其事，您下了哪些史学方面的功夫?
丁晓平: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共一大研究至今依然还有许多疑点和未作最后结论的历史。因此，历史写作要以问题书写牵引故事书写从而完成思想书写。对于中共一大的参会代表，如李汉俊、李达、包惠僧，乃至后来叛党的张国焘等，我必须尊重他们在历史现场的真实表现，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史学是复杂的，把复杂的变成简单的，这就是我们写作者需要下的功夫。当然，我所说的“简单”，不是词典意义上的，而是指要学会在复杂的历史和事物中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抓住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或者说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记 者:在《红船启航》中，能够感受到不同文体对您此次创作的滋养。您出版过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您更鼓励新一代的写作者尝试跨文体写作还是执于一隅?您对解决报告文学作品“文体趋同性”问题有哪些建议和想法?
丁晓平: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并坚持下去，就能成就自己。但是，在这个道路上，要学会发现自己，再发掘自己，从而发展自己。发展就是开放，就是改变。如果你有跨文体写作的能力，为什么不尝试多箭齐发呢?“文体趋同性”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报告文学的问题，其他文体也同样存在，甚至包括其他艺术门类也一样。对于作家个体来说，重要的就是不重复自己。
记 者:《红船启航》下卷“精神聚人心”中，容纳了许多您深入基层群众采访挖掘的动人故事，譬如第六章“中学生的5元捐款引爆‘我为南湖增光辉’”、第八章中的“‘红船一家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种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求真意志，使得这部红色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具有现场感和时效性。请谈一谈您创作时，在“行走”中“唤起”红船精神所做的努力。
丁晓平:《红船启航》不好写，是一种挑战。它与我最初设计的“时代三部曲”是不同的。作为主题写作，《红船启航》之所以写了那么多鲜活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大历史观的追求，也是红船百年历史写作的应有之义。这就是“国之大者”，这就是国家叙事，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叙事。我在嘉兴生活了十天十夜，聆听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船精神的故事，更加让我体会到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一句空话，是老百姓的心。
记 者:接下来您有哪些创作打算?
丁晓平:2023年新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刚刚推出我的新作《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这是一部以《毛泽东自传》版本研究为主题而展开的跨文体写作，也是我20年研究的成果。此外，我已经完成了《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五任司令员》的创作。目前，我正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开始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
记者:许 莹
来源: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