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展现了当年士大夫们休闲娱乐的场景。
一到五月份，假日就多了起来，今天五一小长假之后紧接着就是月末的端午小长假，很多人计划着在假日里出去游玩。说起假日，在宋代，士大夫们能享受的假日丝毫不逊于当今。
宋代经济发达，而且推崇“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这使得宋代的假期非常充裕，官员们的公假、私假加起来有120天之多，而且，宋代对于休闲娱乐非常重视，由此衍生的假日休闲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当时的文人墨客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创作，研习书法，因此，宋代的文人们在琴棋书画上取得了极大的地成就。
“斗茶”是宋代文人中颇为流行的休闲方式
宋代假期超120天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社会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及“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宋代文人有极高的待遇。他们中间很多就是艺术家，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成就斐然。文人们即使在朝为官，也并不全是整日追逐财富与名利，心中依然向往自然，留恋山水，这大大地活跃了宋代的社会生活。
宋代不仅重视文人墨客的考选，也重视他们的待遇和假日诉求。到了宋代中期，经过几次涨工资，官员们的待遇大幅提升。而且宋代的假期也非常充裕，公假包括节假、旬假、国忌假、外官上任假、朝假等;私假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祭假等。元日、冬至、寒食三节各放假7天,夏至、端午各放假3天和1天，就连皇帝的生日都放假。宋代官员们全年假期包括旬假，超过了120天。这么多的假期，也给了本来生活待遇优厚的士大夫们更多的休闲时光。
另外，宋朝还规定，官员可在70岁后退休并享有一定的照顾，于是许多官员往往提前一段时间向朝廷提出致仕(即退休)要求。致仕后的士大夫们有了更多的闲暇从事休闲活动。
宋朝对士大夫的休闲活动非但不干涉，还加以鼓励，给予时间和待遇，其实也有让他们寄情山水，不对王权统治构成威胁的意思，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使得宋代士大夫的休闲之风长盛不衰，“一时人士，相率以成风尚者，章蘸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轻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
再加上宋代经济快速发展，市民生活繁荣，也给宋人的休闲提供了很好的场地。当时，宋代最发达的城市汴京(今开封)、洛阳、临安(今杭州)等，都有茶楼酒肆、勾栏瓦肆以及各类园林休闲场所，供各阶层的民众休闲娱乐。在《东京梦华录》中随处可见对当时遍布城市的酒楼茶肆的记载:“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闻如此。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宣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奶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
除此之外，汴京还有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马行街、寺东门街巷、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等商业聚集地。据资料统计，在汴京城内著名的酒楼有樊楼、会仙酒楼、潘家酒楼等，都是闻名的供人休闲之地。最著名的樊楼，后又改名为丰乐楼，在宣和年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许多达官贵人们可以在这里宴饮、会客。
宋代的一些城市还建有园林，这些城市园林主要分为皇家园林、公共园林和私家园林三类。皇家园林主要是指琼林苑、宣春苑、玉津园、瑞盛园等，主要面向皇帝和宗室开放，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在特定时间也对普通官员开放。公共园林则向全社会各阶层开放，著名的有汴京金明池、临安西湖等。汴京城私家园林数量众多，遍及城内外。有的私家园林在某些时候也对外开放，在《梦粱录》中就提到“内侍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圃……每岁春月，放人游玩”，这样就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休闲空间，人们在这里吟诗抚琴，作画写书法。
宋代的王明清在《挥尘后录》载:大文豪苏轼“春时每遇休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罢，列烛以归。城内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盛事也。”可见苏轼对休闲娱乐的影响。
范仲淹欧阳修闲暇时弹琴
宋代士大夫的休闲活动，还体现在琴棋书画的艺术享受中。在宋代，会弹琴的仕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欧阳修二人，他们不仅喜好弹琴，还提出了自己的弹琴理念。陆游《老学庵记》载，范仲淹喜弹琴，可是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时人谓之“范履霜”;欧阳修也喜好弹琴，尤其喜欢弹奏《流水》，他在自己的《三琴记》中说:“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费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可见，弹琴是他们的一种休闲方式。
宋代的不少典籍也记载了当时士大夫们弹琴时的美好时光。宋人丁傅靖在《宋人轶事备编》中记载:宋人周密曾回忆，“往时余游紫霞翁(杨缵)之门。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诣，自制曲数百解，皆平淡清越，灏然太古之遗音也。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楼，调手制素琴，新制玉树、琼林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插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竟夕不休，犹往日事。”
除了弹琴，据史载，宋代善棋艺的士大夫也很多，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梅尧臣、程颢、宗泽、陆九渊、文天祥等人。在宴饮上，棋类游戏也占了一席之地。
书法绘画一直是宋代文人们钟爱的休闲方式，两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书画喜爱有加。因此，两宋时期，书法名家辈出，北宋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法四大家，南宋的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孝祥被称为“中兴书法四大家”。
当然，最令士大夫们熟悉的还是读书、品茗以及收藏等休闲方式。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文人墨客靠着读书科举成就自己的事业，而在业余时间，读书也成为一种风尚。据《宋史》载，宋代仕宦中，好读书的极多，曾任户部尚书员外郎的胡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几听之不少辍”。曾任宋太常博士的洪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另外，对于书画、青铜古玩的收藏，也是宋代士大夫们的休闲爱好。他们通过收藏观摩书画金石青铜古玩，或在古物中作历史探幽，追慕古之贤人，或从中模仿学习书画艺术，在书画古玩中体会悠闲心情，从而得到假日乐趣。
苏轼取消扬州万花会
宋代士大夫在积极参与他们喜爱的休闲活动同时，也会对一些不太好的休闲活动产生影响，这都与他们严格修身、律己正人有关。
相扑本是北宋时期很流行的休闲竞技项目，观看此项目也是很多士大夫们的爱好。皇宫内的娱乐演出时也会安排相扑，并且作为最后一个压台出场节目。相扑手身穿短袖无领的衣服，袒胸露腹，女选手也不例外，在士大夫眼里，女子这样的装扮自然是有伤风化。
有一年上元节，女相扑手在宣德门外表演相扑，当时任御史的司马光看到了。他立即给皇帝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要求将这样的活动取消:“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人等，令各进技艺，赐予银绢，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司马光反对此项休闲活动，正是基于这项活动对社会风化有不良影响，作为以儒家修身理念自律的官吏，自然对这样的活动不会等闲视之。
宋人对花草尤感兴趣，洛阳牡丹、扬州芍药齐名天下。洛阳人爱牡丹，洛阳有牡丹万花会。后来扬州的主政者，也仿效洛阳之例，办起了芍药万花会，并且形成了惯例。苏轼到扬州任知府后，按照惯例也该举办芍药万花会。不过他了解举办一次万花会，需费芍药十余万朵，名为与民同乐、举城同庆，其实是长官意志，劳民伤财。
苏轼并不是不喜欢扬州芍药。他在《东坡志林》中说:“扬州芍药为天下冠。”他之所以反对万花会，是因为它严重侵害百姓利益。他针对当时的一些非议，在给友人王定国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插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扬州产芍药，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人颇病之。元祐七年，东坡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作书报王定国曰:‘花会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因此，苏轼毫不犹豫地就废除了万花会。
也有一些有责任心的官员通过举办休闲活动，来实现募集资金的目的。范仲淹上任杭州太守时，江浙一带正发生灾荒，他看到杭州灾民饥寒交迫，心里很不平静。为赈济灾民，他想杭州山水秀美，古庙名寺荟萃，何不利用它开办娱乐游玩活动呢?于是，他就在西湖举办了划船比赛，并号召官民出游。划船比赛开始时，他带头助兴，使这一活动由春至夏持续数月之久，官府收入了一大笔钱，范仲淹就用这笔收入来赈济灾民。范仲淹以爱民之心，倡导鼓励休闲旅游活动，解决灾荒问题，其做法与苏轼可谓异曲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