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得到了荀子的真传，理论功底比较扎实。既有对宫廷政治的亲历亲见，又有学术思想名家的指点，再加自己的理论悟性，造就了韩非超越于其他人的政治卓识。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公认的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按照郭沫若的说法，韩文的峻峭，与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相比，实在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韩非的一生，思想大于行动，立言胜过立功。因此，要认识韩非，从思想与文字着眼，能够更准确地描绘出韩非的肖像。
孔学体现了“善之渴望”，是“向善之学”;韩学体现了“真之追求”，是“求真之学”
在先秦时期一流思想家群体中，韩非对于政治实践的介入最深。他生于韩国宫廷，死于秦国宫廷，飞来飞去帝王家，从这个君主身边辗转到那个君主身边，因此，韩非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也是最准确的。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格，为韩非的思想与文字打上了冷峻的色彩。如果与其他学派稍作比较，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了。
以韩非与儒家的关系为例。如果说韩非是冷峻的，那么孔孟就是温热的。冷峻的韩非注重现实的利害关系，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温热的孔孟重义而轻利，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韩非的现实与冷峻，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满足了精明的君主们的需要，所以，秦王一读到韩非的文章，就产生了“甚合我意”之感。可见韩非的话，真是说到君主们的心坎上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孔孟的理想主义，因为过于高蹈，往往令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因为不好用啊。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在奔走于各国的路途中，几乎处处碰壁，最后只落得个无功而返。所以，孔子与孟子的简历，大致都可以归结成一句话:游说各国君主不成，最终只好寄身于教书先生的行业。至于韩非，则是君主们争抢的对象，韩王安舍不得，秦王政非要不可。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只在于，孔学与韩学的精神不同:孔学体现了“善之渴望”，是“向善之学”;韩学体现了“真之追求”，是“求真之学”。
当然，在儒家的系统中，还包括荀子。他是韩非的老师。他没有孔孟那样浓厚的理想主义。他是儒家的现实主义者，但又不像他的学生韩非那样冷峻。他的学说虽然出于儒家，但又广泛吸取了百家的智慧——尤其是法家的智慧，因而可以视为儒家与法家共同孕育出来的混血儿。这是荀子的优点，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个性不够突出。不像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调门提得老高，因而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不像韩非，只说利与害，只讲权与术，“酷”就“酷”到底，从而为丛林世界中的残酷而血腥的竞争提供了技术指导。高又高不上去，低又低不下来，这就是荀子悲剧的根源。
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
放眼环顾春秋战国时代的精英人物，他们虽然胸中各有丘壑，但也包含着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讲的都是一个“治”。
虽然都讲治国之道、治理之术，虽然表达与修辞可以百花齐放，但是，专就应用价值而言，尤其是在“求真务实”方面而言，韩非的优势却是明显的。
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样的形势，在战国时代越演越烈。在一个国家随时消灭另一个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最急需的“高新技术”是权谋术、斗争术、合纵连横术。浓得化不开的政治浪漫主义，只能让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孔孟的东西不行，为什么后来又得势了呢?回答是:世易时移嘛。孔孟的东西在急促的乱世、在战国时代虽然不好用，但在从容不迫的大一统时代，却可以成为香饽饽，因为他们讲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对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那是相当地有效。概而言之: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
墨子强调节约，主张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一切从简。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思想主张的立足点是侠客。墨子领导的侠客团队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四处飘荡，很可能都没有家室，也用不着积累，当然不需要繁琐的生死礼仪。但是，江湖上的规则不可能适用于庙堂。因而在体制性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墨子那一套就用不上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老先生评之曰“俭而难遵”，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在各国当政者看来，这样的政论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难怪一度与孔子齐名的墨子，只能落得一个“昙花一现”的结果。
只有道家的东西，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与韩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事实上，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视为韩非的思想先导。从这个层面上说，老子还要高于、先于韩非。但是，韩非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把老子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因此，我们可以把韩非视为老子的升级版。对于各国君主来说，升级版用起来当然更方便、更顺手。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