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影响早就逸出文学之外，逸出诗歌之外。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人开始奠定的。北宋的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这样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您的心灵是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在古代都是少有的;我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做您的朋友。王安石对杜甫是多么的仰慕啊!
南宋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读杜诗》里对杜甫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对杜甫的思想、杜甫的道德以及杜甫在政治上的一些见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陆游甚至认为，假如杜甫有机会的话，他完全可能在政治上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因此这首诗最后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意思就是说，后人仅仅把杜甫当作一个诗人来看，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惋惜，非常不满。
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杜甫、颜真卿、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朱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是在人格上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一种文化的评价。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杜甫》。在《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杜甫: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方面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有一个国际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议，会上确定，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而且不仅仅限于文学史。杜甫确实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阐释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是一种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出发点的文化。
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后来成为我们中华文化主流的两派，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相容，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所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是在重视个体的基础上更重视群体，重视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在价值观方面，儒家与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的古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所以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森林里简易地谋生，非常容易地维持生命。我们在黄河流域，在这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而且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理，不治的话就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这种伦理观念、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因此到了后代，尽管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出现了很多的支脉，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养料，但儒家思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自身的复杂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
杜甫是用他的整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在青年时代，在中年时代，当他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不忙着从事著作。他们终年悽悽惶惶，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确知道自己的道不行了，年纪也大了，没有精力再东奔西走了，才定下心来写著作，把他们的思想用著作的方式留给后人，扩大影响。儒家在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中的行为，追求生前的功业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最好地体现了儒家精神，甚至是发扬着儒家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比如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杜甫就用他的诗歌不遗余力地宣扬这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国家最大的危害，杜甫对于这种现象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贫富不均的好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
杜甫不仅用实践体现着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观念的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然而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兵车行》这样的诗当时其他诗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写，原因就在于杜甫具有特别深厚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他们，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和平。
爱人本来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除了爱人以外，杜甫的同情心、仁爱之心，还推广到了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地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涉及那些外形美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引起人的审美愉悦和崇高感的对象，而且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都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面上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困在那张网里，他就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它们的命运有的好，有的不好，但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
此外，杜甫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杜甫在诗歌中有很多地方都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不幸、所产生的痛苦，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夭折了，他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怎能不悲痛呢?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让他饿死了。但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他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漏下来了，床上都是潮湿的，他整夜不得安眠。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他更希望普天下的穷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之所。
最后，我想从文化史的角度谈一谈杜甫对后代的影响。杜甫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我们为什么要评价他为杰出的历史人物呢?我们为什么评价杜甫为“诗圣”呢?主要是看他的影响。杜甫对诗歌史的影响，可以说，自从有了杜甫以后，中国的古典诗歌就再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了。至少在“五四”以前，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怎么写诗，你都无法逃避杜甫的影响，他的影响已经潜在地渗透在一部诗歌史中了。
在诗歌以外的一些文化领域中，杜甫产生了什么影响?杜甫一生漂泊江湖，走过许多地方。他的死亡、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个谜。现在在中国各地留下了很多杜甫的遗址，光杜甫的坟墓就有八座之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非常希望这位伟大的诗人安息在他们的家乡。当然，更加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每次到成都去，一定要到杜甫草堂去缅怀杜甫。杜甫草堂现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园林，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环境幽静，整个氛围都使人肃然起敬。当然杜甫生前没有住得这么好，杜甫生前住的草堂，就是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写的那个破草房。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一座园林被称为杜甫草堂呢?我想后代的人民大概觉得，我们的伟大诗人不应该住在一个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园林里，让他对着花木、对着亭台楼阁更好地写他的诗篇。所以，成都杜甫草堂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与此同时，杜甫的影响也深入到其他艺术领域。现在有很多的书法作品是写杜诗的，很多的绘画是以杜诗为题材的，数量非常多，我在成都杜甫草堂就看到过50多种历代名人的书画，都是以杜诗为题材的。
还可以说，杜甫诗篇的光辉照耀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杜甫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写过很多优美的诗句吟咏我国的大好河山。当登上山东泰山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刻着杜甫《望岳》中的句子，“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假如你再走到洞庭湖畔，登上岳阳楼，你马上就会看到廊柱上刻着杜甫吟咏洞庭湖的句子:“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诗和它所吟咏过的祖国河山已经结为一体。中国人游览山水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有人文内涵的景点更有意思，更有趣味。我觉得杜甫，当然还有李白，他们所吟咏过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因为那些杰出的诗篇而有了一种文化意义，不再是一个纯自然的东西。这是杜甫的一大贡献。
杜甫在后代的更大、更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后人的人格塑造或者道德建树。一部杜诗，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也就是说，伟大的诗篇往往不是产生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而是产生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这时候，文学的任务、诗歌的任务才凸现出来。杜诗的意义也是这样凸现出来的。因此在后代，特别是宋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无数的爱国志士都从杜诗中吸收营养，汲取力量。
北宋将要灭亡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主张坚决抗金，但是报国无门，朝廷掣肘他，他没有办法渡过黄河去杀贼。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吟诵着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纲也一样，在他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时，他亲笔题写杜诗，送给他的朋友，以此鼓励他的朋友。
我觉得，杜甫在这方面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我曾经听很多位前辈说过，当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很多流亡到重庆、成都的前辈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就是杜诗。
刚才说的都是限于国内的影响，实际上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界。从13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我们的东亚邻国，如韩国、越南、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1481年，韩国就出现了世界上首部完整地把杜诗翻译过去的全译本，叫《杜诗谚解》。所以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了国界，他是一个世界文化人。
西方人对我们的古典文学比较有隔膜，但有一位美国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说，他读了很多杜甫的诗，认为杜甫的价值非常大，杜甫所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终拯救世界。他又认为，孕育了杜甫、赋予杜甫这样一种品格的文化———当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因为《荷马史诗》中缺乏这种精神。这是外国朋友对杜甫的评价，我听了以后当然感到很高兴。
杜甫确实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作者莫砺锋 系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学者。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