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的崛起与楚文化的兴盛
近代考古学兴起，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追溯到了差不多一万年前，但荆楚地区的开发，主要在春秋以后。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不仅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格局有重要影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也有重要贡献。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右尹子革见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熊绎是楚国第一任国君，据新出土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楚居》载，熊绎受周成王封建于夷屯的丹阳，建国之初，建了祖庙，竟然找不到祭祀的牲畜，因此跑到鄀国去盗了一头还没长角的小牛，又怕被鄀国小牛的主人发现，连夜宰杀小牛后祭祀。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人栾武子说：“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若敖是楚国第十四代君主，公元前791年至公元前764年在位；蚡冒是若敖之孙，楚国第十六代君主，僭称楚厉王，公元前758年至公元前741年在位。从楚厉王开始，楚国通过发动战争，扩张国土，迅速崛起。公元前741年，楚厉王去世，楚武王熊通弑其兄楚厉王之子，自立为君，在位50年，不断蚕食汉水流域的西周封国，楚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南方霸主。
楚庄王去世以后，公元前590年，楚庄王之子楚共王即位，楚共王只有十岁左右，共王的叔父令尹子重专政，因子重与楚国贤臣屈巫有隙，楚共王元年，屈巫偕在陈国和陈国君臣闹出不少绯闻并导致楚王灭陈的夏姬逃亡晋国，子重诛杀屈巫族人，屈巫遂改名巫臣，又称申公巫臣，这就是著名的“楚才晋用”的典故。巫臣建议晋国联合吴国对付楚国，战国末期，楚国为吴国所灭，幸赖秦国之救，没有亡国。公元前575年，楚国进攻郑国，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军，楚共王逃跑，楚令尹子重逼司马自反自杀。从此以后，楚国失去了进攻中原的能力，晋楚争霸告一段落。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去世，公子招继位，是为楚康王。楚康王在位15年。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楚康王之子楚郏敖即位。楚郏敖四年，公元前541年，郏敖二叔公子围弑杀楚郏敖，自立为君，是为楚灵王。楚灵王不但穷奢极欲，而且极其残暴，公元前529年，楚国人造反，赶楚灵王下台，楚灵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身亡。楚灵王的小弟蔡公弃疾杀了灵王二子，自立为王，是为楚平王。楚平王宠信奸臣费无忌，夺太子建的未婚妻孟嬴，还诛杀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伍子胥逃亡吴国。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与孙武灭楚，此时楚平王已死，其子楚昭王在位，楚昭王逃亡随国。楚臣申包胥求见秦哀公，七日不食，日夜哭泣，《史记·伍子胥列传》载，秦哀公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吴败走，楚昭王返国。
吴灭楚以后，南方开始了吴越争霸的历史，而楚国在春秋时期一蹶不振。到了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田氏篡齐，晋国衰落，秦国一国独大。
楚国虽然在军事上衰落了，但是，随着屈原和宋玉的出现，楚国在文化上有了独树一帜的机会。
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匹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这里提到战国时期的重要文化人中，荀子在齐、楚两地都生活过，而屈原和宋玉，则是楚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屈原的文化意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是这样描述屈原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他的影响不仅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中国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马蒂为世界文化名人。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对屈原的文化探索，是自战国时期以来，两千多年间屈原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战国宋玉，西汉刘安、司马迁，东汉的班固、王逸等，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屈原的形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屈原《离骚》中两次提到“求索”：“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本来指贪婪，《韩诗外传》载，哀公问孔子曰：“有智，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过者，病共杀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无厌，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敌众，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韩非子·八奸》说：“明君……其于诸侯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韩非子·孤愤》说：“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屈原的“求索”，是求索正道，屈原赋予了“求索”新的内涵。
第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离骚》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惜往日》说：“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屈原的忧国忧民，体现了深沉的爱国主义关怀，同时，也是以传承先圣道统为基础的。他提出的“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是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第三，追求美政的坚贞信仰。《离骚》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屈原的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第四，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离骚》说：“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之所以与商鞅、张仪、苏秦等人不同，就是他们坚持理想不动摇，以天下为己任，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法家、纵横家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为目标，投君主所好，虽然可以得到一时之利，但就长远来看，这是把国家和社会引向深渊的邪路，这也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唐人罗隐《渚宫秋思》说：“楚城日暮烟霭深，楚人驻马还登临。襄王台下水无赖，神女庙前云有心。千载是非难重问，一江风雨好闲吟。欲招屈宋当时魄，兰败荷枯不可寻。”宋玉和屈原一直联系在一起，宋玉是赋文学的开创者，但20世纪以来，人们在肯定屈原人格高大的同时，开始质疑宋玉的人品问题。在战国时期，宋玉是楚王的一位文学侍从之臣，但这个时期的文学侍从，并不是专门为了娱乐君主的，实际上更多是扮演一个谏官的角色。宋玉和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基本上是融洽的。我们现在屈宋并称，不是说宋玉也是如屈原一样的英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谈到了宋玉不敢“直谏”，这也不是说他人品不高洁。英雄的人品当然是高洁的，但我们普通人虽然不是英雄，也可以有高洁的人品，也可以是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屈原与端午习俗
端午节的起源，其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一般称为“五月五日”，专称“端午”，则可能较晚。有人认为“端五节”之所以叫“端午节”，是因为原来的端五节选择在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也有人认为因周历建寅，即以正月为寅月，五月为午月，所以“端五”又称“端午”。这两种说法，可能都缺乏说服力。
生活在三国时期至西晋的周处曾著有《风土记》一书，记载各地习俗，其书已轶亡，晚唐人李匡乂《资暇录》（又名《资暇集》），其中载有《风土记》关于“端午”应该为“端五”的说法：“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或许，“端五”变为“端午”，仅仅是传习之讹而已。
又南朝梁代人宗懍著有《荆楚岁时记》，记述荆楚农事、治病、祭祀、婚嫁等民俗及故事，其中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据信是隋人杜公瞻所作的《荆楚岁时记》注说：“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暴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异苑》是南朝刘敬叔所撰，内容以记载奇闻逸事为主，《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记录汉代民俗，其中有大量的异闻传说。董勋为晋议郎，有《答问礼俗》。
又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说：“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这说明在隋代，端午节已经被称为“端午”了。
按《艺文类聚》四《岁时部》引《大戴礼记·夏小正》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又唐韩鄂《岁华纪丽》说五月是“浴兰之月”，宋吴自牧《梦粱录》说“五月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这说明五月端午节本来是沐浴之节，其习俗应该起源于避夏日病虫瘟疫之害，禳邪驱蚊，是与天气湿热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正因此，端午节和夏至节是联系在一起的。今日端午节习俗挂似剑之草菖蒲，悬白艾，系彩丝，佩香囊，戴虎形饰物艾虎，喝雄黄酒，其目的为驱蚊、杀菌、辟邪、止恶气，都应该体现的是端午节原始的意义。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认为五月五日节日来自于夏代以来的夏至节，节日来临时人们常用朱索、五色印门饰止恶气。而五月作为“恶月”的说法，也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病害相关，所以，五月五日又被认为是“恶日”，是日若生孩子，将会危及家族，有被遗弃的危险。《风俗通义·彭城相袁元服》载，“今俗间多有禁忌，……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宣王庶弟说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孟尝君田文是田婴贱妾所生，生日当五月五日。田婴令田文之母不养田文，其母偷偷养大田文。田文成人后见其父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孟尝君田文后来名满天下，光大田婴一门，可见恶日所生孩子不吉祥的说法并不可靠。
自汉代以来，端午节的活动，更多的是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了。
屈原博闻强识，正道直行，一心希望楚国繁荣富强，人民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楚王和楚国的权臣们不能容纳屈原，屈原在悲愤之中，创作了《离骚》等作品，并最终自沉汨罗江。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屈原研究》之讲演，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中国历史上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屈原的作品。梁启超认为，屈原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自杀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为热爱人民，热爱社会，对社会和祖国的同情和眷恋，以及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屈原高洁的人品和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勇气，受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崇敬，这也是端午节的主题逐渐演变为纪念屈原的内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