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鹿鼎记》里，叙韦小宝回扬州办事，听闻吴三桂举兵造反，叫师爷诵读解说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以及天地会的李力世等在侧旁听，均想:“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十分高明，好让天下都觉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
这一道诏书，历史上称作《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实际作者是当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熊赐履。正是他引导康熙帝躬行儒学，集中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后来又被选中辅导皇太子，可见康熙帝对他的器重之深。他的《澡修堂集》里，有一首诗曰:“存诚主敬工夫大，列圣相传只此难。何物老伧堪受此，衔恩出直泪阑干。”就是康熙帝赐予他一副对联，圣恩浩荡，让他这个“老伧”感动得涕泪交流，因此而作了这首诗的。
按说“老伧”之谓，乃是南方人的脏话，比如章炳麟的《新方言》就解释道:“今自镇江而下，浙闽沿海之地，无赖相呼曰老伧。”熊赐履是湖北孝感人，此前一度蛰居江宁。江宁是南京的旧称，和镇江离得很近。他以“老伧”自居，那就好比是北方人骂“老王八蛋”，非但不文雅，兼且不自重。
一个人要感谢圣恩，无论如何谦卑，总不至如此自辱。熊赐履却是当真做过一件缺德事，结果被人揭发，弄到革职出京，因之自称“老伧”倒是不算苛责。
忠肝义胆
帝王之师
熊赐履是崇祯八年(1635年)生人，父亲熊祚延是明末秀才。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横扫湖北，熊祚延组织团练反抗，被流寇所杀。熊赐履没了父亲，全靠母亲拉扯大。他闭门苦读，顺治十五年(1658年)高中进士，光耀门楣，康熙四年(1665年)升任内翰林弘文院侍读。
清朝当时没有设立内阁，而是分立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简称内三院，后来又把翰林院合并进来，分别称作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内翰林弘文院的职责是议论古今政治得失，给皇帝和皇子讲课。熊赐履推崇理学，曾著《闲道录》抨击王阳明的学说，提倡“明善”“主敬”等宋儒观点，思想上比较复古，所以又有人批评他是反动理学家。
是否反动，无关宏旨，且不去管他。但是宋儒的忠义精神，确实影响了熊赐履，使他面对看不惯的事情，可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畏惧权势。正是《闲道录》完稿那年——康熙六年，他大胆上奏:“王道必以正心为本。”批评鳌拜等四大辅臣的做法是祸国殃民，破坏社会稳定，进而指出要依靠儒学，使满汉团结。鳌拜厌恶他妄言朝政，要治他的罪，康熙帝却非常欣赏他的意见，表示:“彼自陈国家事，何豫汝等耶?”硬是将他给保了下来。
鳌拜集团覆灭后，熊赐履升任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内翰林国史院的职责是撰拟表章、编纂皇帝的言行实录，这就使他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了。康熙九年八月，内三院被并作内阁，又重新拆出翰林院，由熊赐履担任掌院学士。这以后的几年里，熊赐履深知皇帝年幼，尚可塑造，因此竭力讲学，千方百计给皇帝灌输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康熙十二年，朝廷决计撤藩，熊赐履积极辅佐皇帝平叛，韦小宝听到的那篇《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就是他所拟的。敕文要求老百姓各按职业，并不株连，有能擒斩吴三桂者则予以重赏，有率众来降者则论功叙录，从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吴三桂的势力。康熙十四年，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他做了武英殿大学士，官居正一品。
误拟票签
五内俱焚
其实撤藩之前，熊赐履持的是反对意见。他知道历史规律，撤藩则三藩皆反。但是皇帝坚决撤藩，儒家的忠君爱国之念，激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支持皇帝。这是儒家精神中追求道德完美的一面使然。
虽然人无完人，但是儒家，特别是宋儒，就偏偏强调做完人。熊赐履后来之所以做出一件缺德事，害得他几乎身败名裂，恐怕正是和这种追求完美的执念有关。
他所做的那件事，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嚼签案。时值三藩军势的膨胀期，西南失守，天下震动，而明朝宗室和郑经集团则打算浑水摸鱼。各地急奏不绝，内阁的票拟匆促，就常常出错。所谓票拟，是指内阁大学士先读奏章，将建议写到小纸片上，称作票签，夹在奏章之中，进呈皇帝参考。康熙朝的内阁由四殿二阁构成，四殿是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二阁则是文渊阁和东阁。四殿二阁，满汉各一，合计十二个大学士。十二人都是饱学鸿儒，但是文无第一，相互间不免有竞争情绪。保和殿大学士杜立德，年逾花甲，经常有糊涂之态，让事事精细、追求完美的熊赐履很不满意。可是那年七月，熊赐履却把陕西总督哈占“报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的票签给弄错了。
哈占所言“开复”是要将以前被免职的官员复职，熊赐履的票拟则是:“三法司核议具奏。”意思是要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同审理。三法司核议，这是朝廷处理重大案件的举措，比如死罪中需要处以斩刑、绞刑，在京的才交由三法司会审确认。哈占说人家捕获盗犯，该当官复原职，熊赐履给皇帝的建议却是从重议罪，简直莫名其妙，全不沾边。
康熙帝读到票签，付之一笑。他早就习惯了内阁的误拟，一直秉承儒家的精神，宽仁以待，本来该是罚俸的事，往往一句:“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就不再追究。他看到票签，照旧只是问了一句:这是谁人所拟?当个笑话，无伤大雅。熊赐履却是五内俱焚。
执念太深
铸成大错
大凡自矜自高之人，最难以容忍和接受的，便是承认错误。何况熊赐履素以“帝师”和“楷模”自诩，看不惯别人出错，更不肯变成和别人一样。因此他慌急之下，居然就动了邪念。
原来内阁的票签，纸条很小，有时不便署名。康熙帝退回票签，众人要第二天查对原签(底稿)才知道是谁所拟。结果次日五鼓，熊赐履便赶到内阁，命人取来原签，居然将原签嚼了咽了。又想到杜立德是个老迈糊涂的人，索性取来杜立德的一条原签，撕去一截，将错签誊到上面，打算嫁祸给他。
熊赐履做完这事，等到杜立德进来，便迎上去说:“老先生昨又错批了本了。”没想到杜立德这时候竟一点儿不糊涂了，看罢只道:“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立刻招人查问，何以只有这一签短去一截?这时，保和殿的满族大学士索额图从旁说道:“这容易。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一查之下，发现熊赐履缺了一签。熊赐履只好硬着头皮，怒道:“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双方争执时，突然有人出头指认熊赐履。原来此人昨晚去亲戚家丧事守夜，来得更早，躺在炕上休息时，亲眼看见熊赐履翻阅原签，取了一条咽下。
熊赐履至此无话可说。众人将事情交至吏部，康熙帝没有办法，只好秉公处理，下旨将他革职，后来又说:“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何如有此。”
其时，吴三桂军队杀进湖北，隔长江和清军对峙。熊赐履不敢返家，蛰居江宁。江宁有个织造局，负责向宫中供应丝织品，管事者称作郎中。当时的江宁织造郎中，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曹玺揣摩上意，格外关照熊赐履，两人往来颇密。曹玺死后，江宁民众把悼念他的诗词结集出版，作序者就是熊赐履。后来康熙帝巡视江南，果然特别召见熊赐履，并给他题了“经义斋”三字匾额，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让他回朝担任礼部尚书，四年后调任吏部尚书。
存诚主敬
老伧自新
熊赐履重回朝廷，如获新生，自然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坚决以儒家的美德自律了。至康熙三十八年，他奉命教育太子，以“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再一次列席内阁(东阁，是太子读书的地方。太子的住处称作东宫)。推本溯源，这都是他当年向康熙帝倡导儒学之功。师恩深重，换来康熙帝的宽仁大量，可说是因果相生。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月十五日，康熙帝召见熊赐履询问疑难，很是满意，当晚亲题了一副对联给他，派内监捧出。联曰:“存诚涵物理，守敬积天真。”又传旨道:“卿学本如此，道其实也。”
存诚守敬，其实就是存诚主敬，意指恪守诚敬，是宋儒的律身之本。熊赐履诗中的“存诚主敬工夫大”一句，便是由此联而来。第二句“列圣相传只此难”则是他本人的切身感受。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犯错以后，是不是知道廉耻，能不能悔过自新。第三句“何物老伧堪受此”以“老伧”自比，虽然失之俚俗，倒确确实实是他的肺腑之言，视作性情流露的第一反应，亦无不可。末一句的“出直”是“直出”倒装;“阑干”则是“纵横”之意。所谓“泪阑干”者，就是老泪纵横，涕泪交流。
熊赐履捧着皇帝的褒奖之联，衔恩直出，又是惭愧，又是欢喜。所惭愧的，自然是昔年做下的缺德事。所欢喜的，则是他正视了错误，努力自新，最终再次赢得了皇帝的器重，这一生毕竟无愧于儒家精神。他作诗时所流下的泪水，是足以洗刷他这二十几年来所积压的憋屈感了。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