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心心念念者,无非“真我” 国学堂-文化 曹淑杰 33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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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心心念念者,无非“真我”

2021-03-23 10:18 | 来源: 文汇报

  今年适逢明代奇人徐渭500年诞辰。徐渭一生坎坷,身后经袁宏道不遗余力地宣扬推崇而渐有热度。袁宏道所推崇的“性灵说”和徐渭主张的“真我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渭的内在原因。

  不能不感佩浩瀚的文史上竟有那么一种隔代的缘分:在徐渭去世20余年后的某个夜晚,明末“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在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朋友陶望龄家中做客,无意中走到书架旁并顺手抽出一本诗文集,虽“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他只略读了数篇便如遇天人、惊骇不已,急忙叫来陶望龄,问是何人所作?陶望龄说这是同乡徐文长之作。袁宏道追问:“是今人还是古人?”得到的回答是作古多年了。随后二人凑在烛灯下,边读边啧啧称叹,读到特别会心处甚至大叫狂呼,全然不顾已是夜深,以至于家仆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相互打听所为何事?袁宏道叹道:“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这位独具慧眼的袁宏道,此后多方搜集徐渭遗稿加以研究,确信其乃不世出的奇才。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崇徐渭,使徐渭之名渐有热度,以至后来形成“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之势。就这样,徐渭在几乎被遗忘的边缘,由一腔古厚情怀的隔代知己袁宏道重新接引回人间。袁宏道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徐渭之后,在一封尺牍中写下这样的评价:“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字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

  这段话提到“七子”,我以为有必要先简略介绍一下徐渭当时所处的文坛背景。

  当时的文坛,因袭模拟之风盛行,但客观而言,袁宏道有所贬抑的“七子”,起初是作为文坛的进步力量出现的。明仁、宣以后,讲究气闲词雅、歌赞承平的“台阁体”流行,实际上内容十分空洞。后李东阳的茶陵派,崇尚格律的严谨,仍未脱台阁体窠臼。《明史》云:“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希图起衰振微、除荆辟塞的呼声渐起,于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掀起一场旨在改变“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习气的文学复古运动。这些才子几乎都是科场进士出身,受程朱理学浸染很深,使命炽热、风骨铮然,皆不满“台阁体”的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子集》(按:空同子即“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号)谓“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明史·李攀龙传》)。李东阳“卓然以复古自命”,主张“诗必盛唐、文必秦汉,非是者弗道”。但一味强调复古,注重模拟,似乎又形成一种理论“定式”和思维固化,这往往泯灭生机、难以化育出新气象。总的来说,前后七子虽有才华但创造力不足,有学问却跳不出程朱理学的藩篱。

  晚明时代,虽只短短数十年,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时代,如嵇文甫先生所说为“心宗盛行时代”(《晚明思想史论》),也是诞生过许多好作家、好作品的时代。如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及袁宏道、归有光、陈继儒、王思任、张岱、李渔等人的所谓晚明小品。万历以后,随着阳明“心学”思潮兴起,重视自我心性的意识得以复苏,对于正统美学和宋明理学的“离经叛道”显而易见。徐渭、李贽、汤显祖、屠隆诸家,可谓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其中,“狂禅”运动核心人物、“童心说”发明者李贽,出于泰州学派颜山农、何心隐一系,他们的个性化特征已非儒家名教所能约束,故世人常以“狂徒”视之。其流波之所及,囊括晚明一大波文人艺术家。比如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创作主张的公安派(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自24岁认识李贽开始,其注重自我表现的文风越发明显。可以说,其大体的承续乃禅学、老庄、王学及白苏,但直接受影响的,无疑还是李贽的“童心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都受其极深影响,都反对步趋模拟、泥古不化,强调心手相合以挣脱条教之繁为创作理论要素。但在“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之际,“文长、义仍(汤显祖)崭新有异”(《列朝诗集小传》)。

  “王学”对徐渭的艺术思想、创作实践及人格特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比徐渭小六岁的李贽,其对徐渭的影响也不能排除,二人都有“狂”的一面,但这种影响尚属间接。此处不妨对徐渭的心学师承略作梳理,因为这一点实乃徐渭艺术思想及人格特质的内在脉络。在其晚年所作《畸谱》中,徐渭把一生所师事的人物列出五人,皆为“心学”人物。其中,活跃于当时者居三,即季本、王畿和唐顺之。

  徐渭的老师季本,浙江会稽人,乃王阳明嫡传弟子。徐渭27岁纳入季本门墙,相见恨晚,故徐渭有“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之叹。从承续上看,徐渭应算作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王畿,也是浙江会稽人,曾直接师事王阳明,乃王门中成就最突出的弟子之一。他的学术自成体系,世称“龙溪学派”,与“泰州学派”的王艮并称于时。王畿是徐渭的远房表兄,但以问学论交,徐渭仍执弟子礼。在《畸谱》中,徐渭把王畿列为“师类”之首。至于二人间的交情,《徐渭集》中多有披露:《答龙溪师书》一札,系与王畿商讨诗歌创作之记录;《送王先生云迈全椒》一诗,则表现出徐渭为王畿送行时的惜别之情;《洗心亭》一诗下注“为龙溪老师赋池亭,望新建(新建伯,指王阳明)府碧霞池”,以写景寓徐渭对王阳明和王畿的景仰之情;《次王先生偈四首》下注“龙溪老师”,可见是与王畿的唱和之作;《继溪篇》下注“王龙溪子”,诗中“自家溪畔有波澜”,表达了徐渭对龙溪之学的高度肯定,“不用远寻濂洛水”则表明徐渭对理学教条的摒弃。唐顺之是“唐宋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武进人,为“时文第一”的王鏊弟子,因师事王门弟子欧阳德而列入王门学系。他曾统兵平倭,属文武全才,更属思考型作家。论及唐宋文,他指出文章之法即“神明之变化”,为文者须是“神解者”且“心地超然”、“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便为“绝好文字”。嘉靖壬子(1552)夏天,唐顺之过会稽,王畿、季本尽地主之谊,当时徐渭也在场,写下了《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到柯亭而别,赋此》诗,记录了这次聚会,并自此开始了和唐顺之的密切交往。唐顺之对徐渭十分欣赏,徐渭晚年在回忆和唐顺之关系时说:“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

  徐渭师事五人中,稍不活跃的,则为徐渭的表姐夫萧鸣凤和钱楩。

  《明史》称萧鸣凤“少从王守仁游”,以学行闻名。徐渭16岁时,萧鸣凤送侄子萧女臣至徐渭家读私塾,并介绍汪应轸(青湖)先生教徐渭作举业文。萧鸣凤对徐渭的教导虽然重在求取功名,但他的王学肯定对徐渭的思想产生影响。至于钱楩,徐渭年轻时曾受其影响而“有慕于道”,并自号“青藤道士”。徐渭亦把钱楩列入师类,云“钱翁楩,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戊成进士。与之处,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间”。后钱楩也师事季本,转向阳明学。

  徐渭以强调“真我”、“大我”为核心的真我说,可以说和其问学王门的学术路径存有必然的联系。在徐渭看来,文坛最大的积习在于重格调(名教)而轻风神(性灵),拟古人而鲜自得(以前后七子为代表)。袁宏道所推崇的“性灵说”,和徐渭主张的“真我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文长的内在原因。这一派的学术源流,可以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的时期,比如在南朝钟嵘的《诗品》中,即突出诗歌可以“陶性灵,发幽思”,乃具“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等特性,强调“直寻”和“自然英旨”之美。刘勰云“性灵镕匠,文章奥府”、颜之推云“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萧子显云“图写性情,各任怀抱”、萧纲云“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等文学主张,都是言简意赅的精辟论述。但徐渭所说的“真我”,又不全然等同于比之晚生47年的袁宏道的 “性灵说”,区别在于袁宏道乃着眼于生命个体之“独抒”,而徐渭的主张,乃着力于大化同一、物我同参、尽天地之广大的“大我”和“真我”境界,这本是阳明学说的要义之一,也是文学创作者本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徐渭在《赠成翁序》中说道:“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夫真者,伪之反也。”一切伪善的道德说教、附阿时流和未从本怀、本心出发的写作模式,皆不入徐渭的法眼。他曾对这样的文风表示过蔑视,以为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

  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到性灵派的“不傍古人,期于自得”,包括“唐宋派”的肯定秦汉、尤其肯定太史公散文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学习的主张,可以看出当时文坛的不同阵营既有交叉、又大异其趣的不同侧面。而徐渭的站位,虽强调心性自然,却并不等同于完全放任,而是在理法、规范之中有所设限,以为文学不可“设情以为之”(《徐渭集》)。师古与写情并非一对矛盾,因为“古人之诗本乎情”,但“情”必须是真情而非“设情”。由此可以看出,徐渭特别在意处,其心心念念者,无非“真我”一说。

  众所周知,先秦两汉和唐宋时期,并称为中国散文最繁荣的两大时期。徐渭对于先秦诸子及唐宋大家之文,皆曾涉猎博览,但以师前人之神韵、收了无凿痕,以期达到师心自用、不傍门户为旨归,这与前后七子的价值取向显然不同;与后来的“性灵派”虽然同师王门,主张相近,却并不完全合流。以徐渭的狂放不羁、“不为儒缚”(《自为墓志铭》)及诗文之奇恣纵肆,倒和李贽之尖锐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可谓不分伯仲。至于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和狂草,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看作是以跨门类的方式,与李贽的“狂禅”风格所达成的高度契合和笔墨表达。

  徐渭一生,存世有全集三十卷,所涉样式较广,可概括为几类:一类为较为正式的表启(担任胡宗宪幕僚时所作)、策论序记等实用性很强的文种;另一类则为小品文(含尺牍题跋),这部分作品很有特色,深得晋人风致及东坡神韵。其中,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还有戏剧、理论等方面作品。代表作有:《四声猿》,内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南词叙录》,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戏剧理论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符合人物特征,以贴近人物的真实性。与之相应的,则应摈弃华丽的骈语和过度的修饰);以及《徐文长佚稿》《歌代啸》《云合奇纵》(即《英烈传》,传为徐文长所作小说)。这些样式不同的文学创作,皆具独辟蹊径、奇崛放逸、机智多趣、不傍古人的个性面目。他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内心及对社会现实的直感,可谓求道盛唐而杂取南朝并出入宋元,却终不失自我独立的面目,为稍后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于改变晚明诗文之风,亦深具催化及示范之功。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曾有这样的评价:“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虽然说徐渭身前文名不彰,几近埋没,和明朝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及晚明清初的“竟陵派”、“桐城派”的令人瞩目、“天下咸奔走其门”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徐渭的身谢而道隆,却绝非浪得一时虚名者所能比,故时人常把徐渭比作中国的梵高。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继而评价道:“(徐渭)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和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新古文运动骨干、散文大家曾巩作比,认为徐渭不在他们之下,虽有溢美之处,却也是独抒己见的评价。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困厄重重,如其所言:“孤孳之苦,履历之难,偃蹇之状,骨肉煎逼,萁豆相燃”(《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还包括他个人婚姻的不幸。故而他的为文,是以现实人生为写照,“侘傺穷愁”、悲鸣自放乃其主要内容。到了晚年,他形单影只,老病缠身,瓶罄之状,可谓凄凉。但徐渭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艺术上,在当时人难以企及的全才领域,他就像一只从草丛里惊起的雀鸟,在经历了上升途中所有的压力测试之后,升向了身后的高空,并瞬即化为大鹏,翱翔于云端,令后世无数的仰望者为之惊叹,并在斑斓多姿的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来源:文汇报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