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７年前，蒋子龙写《乔厂长上任记》，是被真实的生活所触动；３７年后，７５岁的蒋子龙下笔的时间少了，但依然关注着急剧变化的社会。
他用“精变”形容现在的时代：各类“精英”、各种“精品”层出不穷，人们追求“成精”，也追求速成。也正因为此，他竭力倡导在“精变”的时代里“反精变”——守住自己，守住“笨”。
心变活了，人变得特别活泛，这就是“精变”
记者：您曾说，现在是一个“精变”的时代。“精变”这个词是您“发明”的，为什么会新造这个词？
蒋子龙：最早是文学领域里的一些现象，引发了我的感触。
最近几年，我们这些作家的书的印数越来越低，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网络文学，我想知道是谁把我们这批传统作家淘汰了，是谁把我们打败了。
我最早读的是《明朝那些事》和《盗墓笔记》，读了后非常震惊，发现这些年轻的网络作家确实厉害，一年能写一二十本书，读者众多，点击量很高。
有的网络作家当面告诉我，他一天写１万字，那是不顺的时候，顺起来的话一天能写３万字。我仔细想想，我这辈子一天写１万字的天数，到现在为止加起来不会超过２０天。那是在写长篇小说时偶尔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写得比较多。而这些网络作家竟然一天能写３万字，这是一周写一本书的速度啊。而且人家是怎么写作的呢？状态是很舒服的，闭着眼，抽一根烟，旁边有茶、有零食，一边码字一边进入忘我的境界。
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讲的是一个２０多岁的打工仔带着他的女儿外出打工，工作之余他常常教女儿认字、写字，到他女儿四五岁的时候就出了一本书，真是厉害啊。
再看看电视，我更加震惊了。在一些节目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孩，这些小孩个个能说会道，知识量惊人，跟大人对话起来毫不示弱。真是太厉害了，我有时都看不懂了。
记者：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厉害，也是自然规律。
蒋子龙：不仅是聪明，而且太聪明。南京大学的王彬彬教授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他说：“中国作家太过聪明，把写作变成了一种聪明的游戏。”我有同感。有的作家，不仅把文学变成了文字游戏。前几年，有作家在北京王府井签名售书，怕没人买，牵了个毛驴到书店，轰动一时。这就不是聪明，而是精明了。
再说家长，现在的家长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变成“小机灵”“小人精”，从小就各种教育、训练、培养。在一些家长看来，要是孩子３岁能做到的，绝不等到３岁半；如果４岁能成名，千万别等到５岁。
现在有一个经常讲的词叫“转型期”，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进入了社会转型期，转型已经转了３０多年。现在老百姓都明显感觉到社会在变，世道在变，人也在变，但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觉得，变来变去，人心变活了，人变得特别活泛，这就是“精变”。
出名要趁早？白素贞还修炼了一千年呢
记者：这样看来，您所说的“精变”，似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褒义词。
蒋子龙：我觉得“精变”还包括另一层含义：就是想走捷径，希望一瞬间、一朝一夕，甚至做一场梦就成功了，押一次宝就成功了。这很糟糕。
书法界有一段时间盛行“丑书”。所谓“丑书”就是鬼画符，有人靠写“丑书”很快出名了，还当上了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有人说这是毕加索开了个坏头，但人家毕加索有基本功。现在一些书法家写不好楷书，就直接鬼画符，美之名曰“追求变化”。关键是书法评奖时鬼画符还拿了奖，正儿八经写楷书的却拿不到奖。
记者：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现在非常有市场。
蒋子龙：有些人想方设法出怪招，走捷径，就是想要出名，越早越好。但你看，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耳熟能详的妖精——白素贞和小青，人家还修炼了一千年、五百年呢。成“精”也要有一个修炼的过程。
记者：在您看来，为什么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精变”？
蒋子龙：“精变”的推手，就是名利二字。其实我们今天谈的“精变”现象，并不加褒贬色彩。大多数的老百姓追求“成精”，无可厚非，大家都想过得好，“成精”是为了追求成功，追求强大。
所以这个“精变”，可以往好变，也可以往坏变。往好的方向变，比如创造发明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往坏里变，就是一句话——让自己的利益扩大化，损害别人损害国家都无所谓，只要让自己活好就行。人的内心欲望膨胀得太厉害，导致越是单纯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越感到不自在。
当作家只盯着钱包时，还能指望他写出穿越世俗到达灵魂的作品吗
记者：如果都追求“精变”，会有怎样的后果？
蒋子龙：举个例子，文学就因为“精变”受了害。
我读网络文学，读多了以后发现，网络文学也是泥沙俱下。这批作家确实很有才华，但赚钱太容易了，构成了巨大的诱惑。
不仅网络文学，现在的文学作品，大多思想贫乏，这个观点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我们国家每年有几千部长篇小说问世，大部分都无法卒读，他归纳原因，就是没有一部书能够支撑或者营养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良知的象征就是文学，而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思想和情怀，那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的作家大多数是出一个聪明的点子，然后往歪里写，写写鸡零狗碎。我最近一次当文学评委是在去年，读完那些参评的中短篇小说，我跟《人民文学》的主编交换意见，我说怎么写的尽是三角、五角恋爱，办公室做爱？都是在猎奇，在往脏里写。即使有些写生活的作品也往往沉不下来，真正的精神含量不足。
还有一些作家是有精神、有追求的，但是格局、气象显然不足。为什么？因为“精变”。生在这个“精变”的时代，他们不得不经常出书，需要维持一定的频率，他们怕一不出书就会被人忘记，就会被人认为江郎才尽。所以他们耐不住寂寞。当然也不能怪他们，我们不能用曹雪芹时代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作家。
还有一个现象——现在的作家也流行炫富。有作家富豪排行榜，公布谁的版税收入多少，如果一个作家能进排行榜，那是了不得；可是第二年名字又没了，焦虑得很。我周围还有些作家，被请去写影视剧本以后，突然变得趾高气扬。大家谈话的内容，变成了刚卖了多少版权、刚改编了一个什么电视剧之类，讲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了。有个很明显的事实——参与了电视剧剧本写作的许多作家，想重新回去写小说，再也回不去了。
当一个作家像商人一样只盯着钱包，你还指望他能写出什么穿越世俗到达灵魂的作品吗？
记者：文学的“精变”是社会精变的一个反映。
蒋子龙：是的。不光是文学，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世俗、低俗和恶俗的趋势。明星们现在赚钱非常容易，天天在电视中抛头露脸。对他们来说，曝光率就是口碑，新闻越多越好，管它是不是丑闻。为了票房、收视率，有的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更是在消费经典，糟蹋文化。
虽然这几年的国学热有成效，但还是有点虚热。有少数人拿国学装腔作势，达到让自己成功、让自己成名的目的。所以我担心过一两年后国学热会反弹，会出现“国学冷”。为什么呢？有些小孩去参加国学班，穿上汉服，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一开始很新鲜，但等孩子们上了学，语文数学都补不过来，看看这些东西学了完全没用，就会扔掉不学。
因为“精变”，我们已经把工匠精神搞丢了
记者：当人人都想走捷径时，就没有人愿意下苦功夫，下笨功夫了。
蒋子龙：是的。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但我悲观地认为，因为“精变”，我们已经把工匠精神搞丢了。
过去，工匠精神是一个车间的命脉，一个车间的信仰。我中专学的专业是热处理，曾在车间里当锻工。锻工就是铁匠，劳动８年下来，我的技术已经很不错了，能独自打一个８２公斤重的零件。
那个时候，工人们的信仰，就是手艺，也叫手艺道。手艺道是一种精神。在我们车间里最受尊重的人，不是党支部书记，不是车间主任，而是一个资本家。他姓王，是一个八级工，他原来开铁匠铺子出身，手艺很好，没有打不出来的东西，车间主任、技术员有问题都得去找他。
所以，工匠精神是工业产业的灵魂，是工业产业的基础。没有工匠精神，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怎么支撑？现在媒体上经常发表文章，谈什么是工匠精神，但很少真格地落实到人身上。谁有工匠精神？工人有工匠精神。而现在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当工人就是混饭吃，哪有工匠精神可言？
过去我上学的时候，天津市有很多技校，技校毕业后就是二级工。我所在的班有３０多人，只有１个人毕业后愿意当见习技术员，其他都愿意去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可以成为大工匠，成为大工匠是很牛的事，甚至相当于现在的明星。而今天，谁又会把一个有技术的工人当明星看待啊？
记者：您曾在工厂里待了整整２５年，您认为工匠精神应该如何重整旗鼓？
蒋子龙：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有一个“学徒工奖”，专门奖励优秀的学徒工，每年一次，由公司的总裁发奖。人家不提工匠精神，但这就是工匠精神。
有一年我去美国，因为牙疼去医院看病，正好看见一个电工在换电灯。他先在墙上打个眼，钻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粉尘正好落在里面。他一只手托着钻头，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簸箕，把零星的灰尘兜住。打完眼后把灯装上，再把四周收拾干净，转眼就走了，不留任何痕迹。其实，工匠精神不仅是技术好，更是态度好。我干这个活，我觉得自己很快乐，我精益求精，对得起手艺道。
现在我们连马桶圈也要去日本买，我们才想起来工匠精神。这其实是我们的文化、制度出了问题，到处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如果不从根子上改变，不把“精变”纠正过来，喊再多的口号也是没有用的。
守住自己，就是把住自己的脉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感觉
记者：在这个“精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该如何应对？
蒋子龙：最好的一招就是“反精变”，守住自己。
中国的古人认为，有一种天赋是“笨”。笨也是天赋，好多名著都是靠“笨”产生的。像曹雪芹这样的大才，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没饭吃，有时累得吐血，他是用损耗生命换来了一本书。现代人能理解吗？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就是两个字“守拙”，守住笨。你不要老是跟着社会风气走，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定住自己的魂儿。
所以，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自己，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精”的，那么我就当自己。怎么当自己？非常简单，你自己有什么，就守住什么。守住自己，就是只听自己的，把住自己的脉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感觉。
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我的一位朋友的真实故事。她是一位４０多岁的知识女性，丈夫在一家大公司里任常务副总，事业风生水起。她丈夫的工资卡一直在她手里，有一天，我这位朋友脑瓜一热，对她丈夫说，你的工资卡还给你，我的工资可以养活我和儿子，我们不需要你的钱。假如你为了钱犯了错误，与我们母子无关，你别指望你进了监狱，我会给你送饭，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她丈夫一下子就傻了，说你怎么咒我呢？这位朋友说，我看你现在太牛了，不放心，你现在说起话来调子都不对了。她丈夫说，那你看怎么办？她说，在你换工作之前，咱们先搬家。他们当时住在公司给高层买的公寓里，几位老总都住在一个小区。几天以后，两口子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接着，她丈夫开始四处找工作，最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干得不错。隔了一年多，陆陆续续地，原来那家公司的其他几位副总都因为贪污进了公安局。
这个故事，就叫做守住自己。
记者：回到您熟悉的文学领域，您觉得文学能守住自己吗？对于文学的未来，您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蒋子龙：我预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悲观的，这个世界永远“精变”下去，就像美国学者库兹韦尔预言的那样，世界将进入一个拐点，２０２７年人工智能将全面战胜人脑，２０４７年机器人和自然人的混合人类将诞生，到那时人类的末日就快到了。库兹韦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他的这些预测都应验的话，文学没有希望，未来的文学必然会向网络文学演变，变成一种娱乐消遣物。
还有一种是乐观的。这个“精变”期不会无止无休，总有一天要反弹。“精变”时代的文学虽然可读，但好作品太少了。未来的中国文学，会有一部甚至几部伟大的作品问世。
现在如果你到英国去，几个英国人凑在一起，他们必定会说出几本书是大家都在读的，而我们中国现在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到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本大家都愿意读的好书，它一定有中国的民族精神在里面。你看好莱坞总是在展示美国精神、美国英雄，我们１３多亿人不可能没有精神，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本书诞生，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它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文化的作用就是“化”，文以化人，因此这部作品将会提供一种精神，提供一种榜样，提供一种力量。它符合这个时代，让人心服口服。我比较倾向于这种乐观的预测。
人物小传
蒋子龙
１９４１年生于河北沧州，１９７９年以 《乔厂长上任记》广为人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