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都晓得，每年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其历史悠久。如今的重阳节又叫“老人节”“敬老节”，旨在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应该算是“吉日”。殊不知，在汉代之前，先民们一直视农历九月九日为“恶日”，人们佩戴茱萸、喝菊花酒、郊外登高等等，而这些习俗主要是为了消解灾祸。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曰:“ 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重阳之名源于古人对数字阴阳属性的神秘解释。在先民看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阳数之极，九月初九为两阳重合，意味着阳气已达极盛，凡事盛极而衰，所以是不祥的征兆。为避开所谓“恶日”，古人除了开展盛大的祭祀活动，还通过佩戴消灾除邪的中草药或登高野宴等方式消灾辟邪。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汝南人桓景跟随费长房学道多年，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按照费老师的吩咐一家子去登山了。傍晚回家时，“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桓景连忙将此事告诉费老师，费说:“此可代也。”吴均最后总结说:“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戴茱萸囊，盖始于此。”
而事实上，人们在九月九登高饮酒戴茱萸囊的习俗要比吴均所说的还要早。汉刘歆的《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谓:“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而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歆已经试图在替重阳“恶日说”平反了。
当然，为“重阳”正名并使其成为“吉日”的第一人是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对“九”这个数字作了全新的注释:“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他以“九九”寓意“久久”，将农历九月九日的主要内容由“避祸和消灾”改为“祈寿和祈福”。
《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载:“九月丙午，诏曰:‘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也就是说，九月丙午，唐太宗李世民发布诏令，尊崇老年人，看重旧臣，先代的圣王以此为后人留下了榜样。而武则天呢，专门选中公元690年的重阳节这天，废睿宗李旦、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 ，以67岁的高龄君临天下。她看重的恐怕就是重九的“久久”寓意吧。
自从重阳节成为“吉日”，文人墨客便不断地用诗文歌赋为其注入文化元素。而老百姓更是将流传下来的重阳节俗发扬光大。于是，作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之物——“辟邪翁”茱萸和“延寿客”菊花迎来了新的辉煌。茱萸分山茱萸科的山茱萸和芸香科的植物吴茱萸，因产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茱萸质量最好，又称越椒或艾子、药枣等，是一种常绿、带香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是著名的中药。茱萸初夏开绿白色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有温中、止痛、理气等疗效。晋周处《风土记》曰:“茱萸九月初九日，气烈成熟，折茱萸插在头上，可以辟恶气、御初寒。故而，人们不仅把茱萸插在头上，还佩茱萸于臂、悬茱萸于屋，并将茱萸栽于居所、水井等周围。”
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北宋，重阳的“延寿客”——菊花的风头很快就盖过了茱萸。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用300字篇幅介绍当时开封重阳节的盛况。其中说道:九月重阳，京城人观赏的菊花有数种:其中黄白色的花蕊像莲房似的叫“万龄菊”，粉红色花蕊的叫“桃花菊”，白色花瓣而浅红色花心的叫“木香菊”，黄色花瓣而花朵呈圆形的叫“金铃菊”，纯白色而花朵很大的叫“喜容菊”。酒店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
而南宋的重阳节已发展成了大喜的节日。南宋文学家周密的史料笔记《武林旧事》卷三“重九”曰:“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以茱萸浮于酒面饮之)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黏米做的面粉)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至于人们缘何重阳节赏菊、咏菊、采菊、饮菊花茶、喝菊花酒，除了取其谐音近似“九”之外，菊花也是道家仙方中的“不死草”和一剂中药呢。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慨，古人多么智慧呀!他们如此巧妙地利用茱萸、菊花等自然植物来为自己的生活增添美妙的情趣，并且经过自然和生命规律的觉醒，让大自然与自己的生活贴得更近。这样的节俗安排，其实蕴含了机敏与通达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