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近影
青岛的二月，是林少华口中“最冷的时候”。自1999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任教以来，他在这座被他称为“异乡”的城市已经生活了18年。
超过退休年龄5年的他依然坚持在“象牙塔”里任教，他说自己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我这一生与书分不开，教书、译书、写书、评书。这也成就了我四种身份，教书匠、翻译匠，半拉子作家，不像样的学者。”
采访过程中，他时不时说起故乡吉林九台，说起他在乡下的葡萄架、牵牛花和蒲公英:“我现在也在犹豫是不是该告老还乡，回家种树，种牵牛花了。我是乡村里出来的穷小子，喜欢土头土脑的东西，像牵牛花，蒲公英。这些与童年记忆有关的花，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祖母、外祖母房前屋后转动的身影。人必须要有一种外围联想，你才能够凝视。”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种树，二是教书。”林少华说。
绚丽而卑微的文学梦想
还没开学的校园显得有些冷清。但是，林少华的书房里却是春意暖暖，长寿花开得正盛，常常会有已经毕业的学生和慕名已久的读者来拜访他。
“没有学生，没有读者，我的人生可能是久久封锁在寂寞的荒原。”跟他交流，你会发现他说话的风格和他翻译、写作的风格极其相似。
和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样，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但又和大部分文学工作者不一样的是，他的书房里更多的是手稿。从事文学工作30多年以来，手稿已经堆积如山。他向记者坦言，自己从来不用电脑。他认为，写东西的效率不取决于写的效率，而是取决于想的效率，即构思与修辞的效率:“我不中意电脑自作聪明帮忙选词的联想功能，帮倒忙。因为它的词多是规范的常规的。而规范与常规某种意义上是艺术的大敌，包括语言艺术。”
林少华出生在东北的乡下，他曾在自己的散文集《异乡人》中描述童年是在“那片有萤火虫的山坡”:小山村只有五户人家，三面环山。北山坡住着三户，东山坡一户，西山坡一户即我家这户。南面300米开外是铁路、公路，铁路、公路100米开外是小河，小河再往南一二里开外是连绵的山岭。
在他心里，关于文学的梦想，在萤火虫的山坡里时已经生根发芽。林少华说:“当时，大部分小孩看书注重的是故事，而我注重的是漂亮句子，我喜欢把漂亮句子抄在本子上。书中的漂亮女孩跟谁在一起了我不怎么感兴趣，长什么样我感兴趣!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语言和修辞的积累。”
1968年初中毕业后，林少华下乡务农。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从吉林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毕业。毕业后，他在广州一个航务工程设计研究所的资料室做了三年的日文翻译。
“我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即使在最无梦可做的时候也悄悄做着绚丽而卑微的文学之梦，梦想突然有一天把写在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红色塑料皮日记本中的蹩脚小诗发表出来。”林少华说。
1978年，对于林少华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和感谢的年份。在那一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林少华考上了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终于离开最不需要文学的港口工程资料，投奔需要文学的地方。那是我人生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次死而复生。”回忆起这个年份，林少华的言语里依然很激动。
1982年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林少华与同是学日语的妻子一起到广州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1988年10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会上，林少华遇到了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日本文学专家李德纯先生，李德纯打开了林少华翻译的大门。
年会结束后，李德纯把林少华拉到与会的漓江出版社年轻编辑汪正球跟前，说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 的文笔如何美妙，“小林”的文笔又如何美妙，翻译出版后的市场前景更是如何美妙。林少华说:“遗憾的是，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一点也不美妙。于是我就怀着这种未必见得多么高尚的心情开始翻译 《挪威的森林》。用一个寒假译完了初稿，翌年即1989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这段经历对林少华的翻译人生，尤其对作为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为主的翻译人生来说，意义重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村上文学的中国之旅由此开始，如游漓江般一路顺流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