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周梅森（网络截图）
空荡荡、孤单单，未完工的房屋框架，随着剧情的推进，以各种不同的姿势，斜耸在舞台上，任演员穿行其中。这是话剧《人民的名义》的舞台设计，有着深刻的隐喻——人性，在贪腐中渐渐迷失。
先是小说出版，再是话剧首演，接着电视剧开播，在反腐题材作品沉寂数年后，同名小说、话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早春三月“三连发”。
作家周梅森在接受 《解放周末》 独家专访时说:“《人民的名义》如此受欢迎，不在于它有多伟大，而在于它宣示了，在反腐这个宏大的时代主题面前，文学不能缺席。”
这位素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之称的作家，声音洪亮:“反腐是场硬仗，是当下我们这个国家的春秋大义。”
人物小传
周梅森，1956年生，江苏徐州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任何民主党派，自称“老布衣”的周梅森，潜心八年，六易其稿，创作了《人民的名义》小说和同名话剧、电视剧的剧本。
在南京采访周梅森那天，正逢他生日。因为好事连连，他笑得像个大孩子:前一天，话剧《人民的名义》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座无虚席;采访中，又有喜讯传来，3月27日要举办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开播仪式，如他所愿，确定在清华大学校园内。
“不要去人民大会堂，也不要去中央党校，我就想去大学里办，想让年轻人了解这部剧、了解这场反腐斗争。”
面对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作家是不能沉默的
记者:小说《人民的名义》被认为是反腐题材作品沉寂多年后的“横空出世”。您有着“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之称，从第一部官场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开始，您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作品，均描绘了暴风骤雨式的反腐倡廉斗争。但过去几年，您拉着的这架特殊的反腐“马车”好像比较沉寂。
周梅森:反腐题材的小说、电视剧、电影等文艺作品曾经热过一阵子，甚至带动了一大批人写官场文学，但写着写着就变得庞杂混乱了，于是，图书出版和影视作品的审查都相应更严格了。到我创作《绝对权力》和《国家公诉》时，对这两部剧分别作了八九百处修改后，才获通过，《绝对权力》还差点被毙了。
记者:能否透露下，当时主要作了哪些修改?
周梅森:比如我在小说和剧本里都说到，反腐是“壮士断腕”、“刮骨疗毒”。那时就有人提意见说:刮骨疗毒?什么意思?党中毒了吗?《人民的名义》中关于政法帮、秘书帮的描写，放在以前也是不行的。但这次，我还在创作的时候，有关部门领导就让人捎话鼓励我:一定要把我党“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决心写出来，把党内有些野心家“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的做派写进去。
记者:据说《人民的名义》剧本审查很快就通过了，修改甚少，评价甚高。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当下反腐的决心更坚定了?
周梅森:也说明我们对反腐更有信心了。
不出反腐小说，不播反腐剧，腐败就不存在了吗?那是闭目塞听!老百姓还会觉得，怎么面对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你们文艺工作者却像什么都没看到似的?
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找到我，要我创作反腐题材剧时，就对我说:“作为作家，面对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不能沉默的。”导演李路也曾跟我开玩笑说:“腐败的严重程度，和你写不写大有关系。”他“追”我的本子追了很多年，这次听说我终于又写反腐题材了，马上放下手头工作赶来找我。
我很高兴，现在大家能形成共识:反腐作品不会带来消极影响，相反，能形成舆论的高压、监督的力量。
记者: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素材的宝库，直面和反映社会现实，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好像并不容易。
周梅森:反腐题材的作品，写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很多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觉得，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些作家“靠前站”。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文学总不在场，总站在变革之外，离人民越来越远，肯定是不对的，起码我自己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要尽我所能，记录激烈的变革和艰辛的发展，揭示变革和发展中的问题。这是文学的责任、作家的责任，我愿意承担。
记者:回过头来看，《人民的名义》引起的反响，是否可以视作是对您这种“靠前站”的写作的好评?
周梅森:一个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兴衰，本身就反映着时代的变化。这次我的作品的“集中爆发”，背后其实是党中央反腐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大家有目共睹，光是倒下的“老虎”，就有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副部级领导干部100多个。我在作品中写到了副国级领导干部的贪腐，这大大突破了以往“写到副省级为止”的“红线”。
我觉得这部作品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的伟大，它只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了，只是真实反映了我的思考，反映了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