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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二重奏

2017-05-03 09:44 |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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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敬泽带着我们坐进那辆红旗牌轿车的时候,我才切实地意识到他是副部级官员。他很少坐这辆车,觉得扎眼,在北京街头,这个型号的红旗车很少。

  这是中国作协的大院,李敬泽的办公室在八楼。他的书柜里有一张国家领导人和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及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的合影。合影用镶有金边的白色镜框装着,放在一堆书之间。书的一边是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另一边是各种杂书,包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赛亚·柏林书信集》、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史怀哲自传》等等。这似乎对应了他的两种身份:文学评论家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在书柜外边,放着作家徐则臣的小说《王城如海》,封面微微张开,应该是才翻看过。徐则臣是他旧东家《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来中国作协工作之前,李敬泽是《人民文学》主编。

  李敬泽乐于推荐年轻作家。阿乙、冯唐、李娟等等,都曾得到过他的推荐。梁鸿的成名作《中国在梁庄》,最早是在他主持下的《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推出。

  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画和照片,其中一幅是堂吉诃德和桑丘大战风车。

  黑色沙发上放着他的围巾。他边说话边吸着烟斗,间或喝几口刚泡的茶。谈话中途,他拿着笔记本出门,去大楼的另一个房间开了个会。

  李敬泽并不讨厌行政工作。他觉着什么工作都是经验。比如,他分管现代文学馆,就得知道里边的工程是怎么回事,包括弱电系统、物业管理等等。“常常说文人纵论天下事,实际上,很多人连三个人都没有管过,就想管天下事,你会觉得他是很隔膜的,他会对很多事情发表意见,但是并没有实际的经验。”李敬泽觉得这些繁琐事务是他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通道。写作者需要有这么一个通道。

  他的两个身份被印在了新书《青鸟故事集》的书页上。他认为写作和作协副主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哪个读者会因为一个人是作协副主席就多买他的一本书,疯啦?当时我没注意印了这个,一般只能起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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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泽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工作——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如今,每到茅奖评选时,他都会听到骂他的声音。他觉得这很正常。“现在连诺奖都挨骂,文学本来就是具有争议性的,一锤定音,没有争议,这是做不到的。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连诺奖都当做自己家的事来争了。茅奖谁投了哪一部作品的票是公开的,诺奖都不知道哪一票是谁投的,如果茅奖也像诺奖一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更要被骂死了。诺奖那个‘黑箱’都不是一般的黑箱,是黑保险箱,50年都不公开,在中国绝对不能这么做。对于我来说,被骂这些事首先是锤炼了我的心理能力,第二个也是说要尽量地做到严谨周密,争论很正常,人要习惯于争论。”

  他也会骂人。他对人不留情面往往是在工作上。他是摩羯座,严苛得一丝不苟。同是摩羯座的作家毕飞宇觉得自己很了解李敬泽。“这个人决不像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温文尔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嚣张。他有享乐的冲动,这个享乐就是撒野。如果说,历史是一堆即将燃尽的篝火,敬泽恰好从一旁经过,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一定会扯断一根树枝,然后,用这根树枝把猩红的篝火洒向天空,任狂风如潮,任炽热的火星在漆黑的夜空星光闪耀。那是他精神上的焰火,他定当独自享受独自逍遥。”

  2000年,毕飞宇36岁,刚写完《玉米》。李敬泽也36岁,刚出版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毕飞宇断断续续地看李敬泽的这本书。然后,这本书被一个法国老头带到法国去了,不知所踪。很多年后,这本书以《青鸟故事集》的名字增补再版,而且还出了法文版。毕飞宇认为这印证了李敬泽说的一句话——物比人走得远。

  不相配的问题

  《青鸟故事集》一开篇就讲了日本作家清少纳言《枕草子》中“不相配的东西”——

  不相配的东西是:头发不好的人穿着白绫的衣服、卷发上戴着葵叶、很拙的字写在红纸上面。

  “我们作家中的许多人也一直在做一些不相配的事情。”李敬泽对年轻作家说过,去找一个工作,不能天天待在家里憋故事。“作家们除了在家里泡着,就是和一群写东西的人在一起泡着。我常常说一句很恶心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在一个缸里头,吃了吐,吐了吃,还互相喂,这有多大意思吗?”

  他讨厌一些中国作家的逻辑——第一,我是个人;第二,我直接对着人类。“你就这样对着整个人类了,你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民族?在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其实这是问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那些千千万万的、行于暗影之中的、你根本就看不到的或者说进入不了你意识的人?历史是他们创造的,还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个文学问题。”

  李敬泽喜欢举一个例子——明朝嘉靖年间,红薯传入中国,相比于这件事,嘉靖皇帝算什么呀,张居正都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才真正对中国的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嘉靖年间,中国的人口六千多万,过了一百多年,变成了四亿。塑造中国的就是那些种红薯的无名者。

  “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写作者,恰恰需要一个根据地,站在这里,你才能可信地对世界发言,我们才能知道你发言的立场是什么,你脚下是什么,我们才知道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说我这个话是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或者是从纽约来的。”

责任编辑: 曹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