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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写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当

2017-09-08 09:53 | 来源: 解放日报

  人物小传 叶兆言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悬挂的绿苹果》《枣树的故事》等小说,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其后,“夜泊秦淮”系列引起了文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组重要的作品。

  高产的叶兆言,近日又完成了新作《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四个字,也恰好是叶兆言对文字的态度。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浮躁时代,叶兆言依然不能接受敷衍之作,不会随便拿文字出来“对付”。在他看来,写作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行当,但写出伟大的作品永远是一个值得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我给自己判的无期徒刑

  ■写作是一种等待。写完上一句后,你等在那里,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

  ■别的活我干不来、不想干,唯有写作我干不厌。构思行文过程中的那种喜悦,高于作品印成铅字之后再读它们时的感受。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死水》开始,您从事文学创作已有数十年。您最近推出了新作《刻骨铭心》,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叶兆言:是一部群像小说,都是些小人物;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虽然是小事,对当事人来说,却都是刻骨铭心的事。

  比如书中描写了一个哈萨克族的中国作家,他用哈萨克语写作,还得了文学奖。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之后,他移民去了那里。他原以为,自己和族人在一起会如鱼得水,却没想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和他用的哈萨克语很不相同。他失去了自己的文字,从此不能写作,在族人中成为了“异乡人”。

  这是小说虚构的人物,当然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我借用了他的经历来描述文字对于写作者的刻骨铭心。中国这么大的疆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同一种文字——汉字。如果汉字拼音化,统一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各地发音不一样,沟通都很困难。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我们应该感谢汉字。

  记者:对文字“刻骨铭心”,听起来,这个文学人物身上有着您自己的影子。

  叶兆言:从某种程度来说,写作确实是我的“刻骨铭心”。我每天一早起来,电脑一开,就开始写,每天写六小时以上。有时候写得“疯狂”了,家人、孩子也都不怎么理解。从某种角度看,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骑行200多公里更加疯狂,因为这是我给自己判的无期徒刑:没有目的地,会一直写下去。

  记者:人们常常惊讶于您的高产和优产,现在看来,高产、优产的背后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还是因为勤奋。

  叶兆言:写作没有秘诀可言,它是一种比较笨重的劳动,甭管世界变化多快,写作始终是简单的、原始的个体劳动。

  我现在用电脑写作,看似轻巧,其实每天也就写千把字。当然也有高峰状态下日产数千言的情况,但千把字是常态。写作是一种等待,写完上一句后,你等在那里,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等了半天,可能结果还是原来的那句。但我觉得等待是必须的,是值得的,尽管时间都耗在等待里了。

  记者:由写作和等待填满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叶兆言:就是不断地和写不下去做斗争,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我每每写完一篇,人几近虚脱。从四十岁开始,我的头发就日渐稀少了。但是,我乐意。别的活我干不来、不想干,唯有写作我干不厌。构思行文过程中的那种喜悦,高于作品印成铅字之后再读它们时的感受。

  人生有很多种,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就是你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你也有能力干好这件事。对于作家而言,一个安静的不被打扰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从写作的机会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我们一家三代都热爱文学,都对文学抱有一种梦想。但是,我祖父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去谋生;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花在写作上的人。这是一种幸运。

  没有标准就是文学的标准

  ■按汪曾祺的说法,写作就是“揉面筋”。我也认为,文字最好能揉得干净点、再干净点。文字是可以不断变得更好的,我始终保持这样的追求。

  ■优秀的作家让人惊艳,更优秀的作家是要让人不断地惊艳。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可是,写作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记者:“文革”期间,您受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的牵连,曾一度失学,做过钳工,您的文学创作之路其实并不顺畅。

  叶兆言:因为他们自己的遭遇,我的祖父和父母都不赞成我搞文学。高考恢复后,我是瞒着他们偷偷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居然考取了。中文系的人好像都在写作,我也就提起笔试着写小说,那时候是1980年,我用了“邓林”、“孟尼”的笔名。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教师,1983年,我再度入南大中文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1986年去江苏文艺出版社做编辑,1991年被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

  我从小热爱文学,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写着写着就喜欢上这事了。不写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不写作,我甚至都没办法思考。像现在这样接受采访、滔滔不绝地说,不是真实的我,聊天时的我是不慎重的;但对于文字,我是非常慎重的。我已经习惯了通过文字来思考、想象,我会琢磨:这是不是我的本意,是不是还有空间可以让人们去思考。

  记者:是否正是这种慎重,让您对文字有一种洁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

  叶兆言:按汪曾祺的说法,写作就是“揉面筋”。我也认为,文字最好能揉得干净点、再干净点。文字是可以不断变得更好的,我始终保持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不能接受敷衍之作,不会随便拿篇文章出来对付;反过来,别人即便只动了我文章中的一个字,我也会注意到。

  记者:在您自己看来,哪一部作品是您最好的作品?

  叶兆言: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也许,读者眼里的最好才是最好的。

  外界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我只享受写作的过程。写到现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会留有遗憾。如果创作是为了追求完美,那遗憾就不可避免,我只能天天写,天天做好面对失败的准备。在写作上面,我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很多东西想写,永远不满意。

  记者:每一部作品都需要被更多的阅读检验。您和余华、苏童都是老朋友,您的图书编辑希望请这两位给您写推荐语,但您拒绝了。为什么?

  叶兆言:何苦让人家再次受累,不能因为是老朋友就“欺负”人家。其实,推荐语什么的,大家最好不要太当回事,谁推荐的都不重要,小说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在写作中,作者不仅要注入墨水,还要注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这样作品才有灵性,人物才立得起来。当然,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命”,写得好不好要看老天爷赏不赏饭。

  记者:大众看重名家推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文学作品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所以需要参考名家的意见。

  叶兆言:文学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标准。也就是说,文学要有想象力,要独一无二,要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是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清晰的标准。如果你嚼别人嚼过的口香糖,还把嚼过的口香糖给读者嚼,那我觉得挺恶心的。

  别说是复制了,就是轻车熟路也不行,这也是文学的大忌。你擅长写这个,就老写这个,高明的读者是不会接受的。金庸的小说很好看,每个人第一次读金庸的小说时,不管读的是哪一部,可能都会有惊艳的感觉,反正我第一次读《天龙八部》时,是读得热血沸腾的。但读第二部、第三部时,就知道他的套路了。

  优秀的作家让人惊艳,更优秀的作家是要让人不断地惊艳。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可是,写作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把文学的地位放低一点

  ■从第一天写作开始,我就时刻面临着一种江郎才尽的恐惧。写作带给我快乐,也让我狼狈,但狼狈也是快乐的一部分。

  ■每个行当里做得最好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诗人,都是在用一颗诗心做事情。

  记者:您会不会害怕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叶兆言:从第一天写作开始,我就时刻面临着一种江郎才尽的恐惧。写作带给我快乐,也让我狼狈,但狼狈也是快乐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写好作品,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跟自己以往的作品不一样。写作就是一种冒险和革命。

  记者:这种虽然恐惧但绝不放弃的力量来自哪里?

  叶兆言:我不会说“因为文学是伟大的”、“我肩负着怎样的责任”这一类话。人们常常说文学是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文学只是所有行当中的一种,行当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人是平等的,行当也是平等的。每个行当里做得最好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诗人,都是在用一颗诗心做事情。这是相当高的一种人生境界,最优秀的诗人和最优秀的鞋匠,是一样伟大的。

  今天我们看小说家、作家,好像要仰视,但在明清以前,包括明清,小说家是不入流的。曹雪芹写《红楼梦》,都不好意思署自己的真名。其实,每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刚出现的时候,总有人用奇怪的、不屑的眼光去看。比如,词刚兴起的时候,诗人看词,认为那是诗余,写不好诗的人才会去写词,元曲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我认为,不入流才是对了,不入流才是好事,可以说,整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不入流的文学的发展史。

  所以,我喜欢写作,如前面所说的,就是喜欢写作本身。

  记者:很少有作家这样“拉低”文学的地位,因为那等于是拉低了自己的身段。

  叶兆言:把文学的地位放低一点,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一点,没什么不好,这会让人们更关注从事写作这个行当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行当本身。我说了,行当是平等的,但每个行当里的从业人员是不同的。不是说你写小说就伟大了,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个写作者,你写了部烂小说也是伟大的?写好才是重要的,有创造、有追求才是伟大的。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写出了《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而不在于他是写小说的。

  人们总是看高了作家,有些作家也愿意并擅长自带光环。在我看来,作家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判断一个作家的标准,应该和判断普通人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对作家的要求也应该跟对普通人的要求一样。人品很重要,不能因为你是作家,就对你提高或放低要求,就允许你干违规的事情。

  阅读应该是充分自由的

  ■阅读不是为了接受教育,而是为了愉悦。阅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自然发生的,就和美食一样,你会为吃到那一口而快乐。

  ■想读什么就读什么,那种自以为是推荐别人读什么,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苏童评价您“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您从小“泡”在文学作品里长大,高中毕业那年,陪在祖父身边,更是读完了所有能见到的名著。文学在您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叶兆言:爱上阅读很大原因是因为,当时实在无事可做。在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连学都没得上的日子里,阅读成了我打发无聊光景的最好选择,书可以说是那个糟糕年代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美。阅读不是为了接受教育,是为了愉悦。阅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自然发生的,就和美食一样,你会为吃到那一口而快乐。

  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了道,有人看到了淫,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各人的需要不同;但曹雪芹没想过要给人看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道理。我想,他写只是因为这个故事让他魂牵梦绕。很多读者能够“沉”进去,也是因为这个故事让他们魂牵梦绕。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阅读是一条提升自我修养的有用途径。

  叶兆言:是的。但我们不要让阅读背负过多的功用。没有哪个人会因为读到了某本书而变得如何如何,我觉得那都是编出来的故事,是心灵鸡汤。

  记者:作为一位阅读达人,您可以为大家推荐一些好书吗?

  叶兆言:书籍的世界是很丰富的,有那么多书,大家可以放开来读,读什么都没关系。有文化的人读本坏书也能读出自己的道理来,有些人则读本好书也能看到负面的东西。所以,阅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读,不带着功利心、不投机取巧地去读。

  阅读最基本的一点是自由。我一向反对要求别人去读什么,当然,学校里老师要求学生读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告别学生时代以后,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充分自由的,想读什么就读什么。那种自以为是推荐别人读什么,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要吃什么是自由的一样,你读什么也是自由的。

  文学只对那些喜欢文学的人起作用。对不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文学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但那样也没问题,因为人是自由的,不是每个人都只能、或者一定要通过文学来提高自己。唐诗宋词当年也都是小圈子流行的东西,不和大众发生关系,但只要是好东西,自然会被历史选中而保留下来。

  第一要务是把文章写通

  ■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语文却是一切文明人必备的事。文明人可以不热爱文学,但不可以不学语文,语文是基础教育。

  ■用空洞的话语来表达思想的“深刻”,这种“深刻”其实是假大空。

  记者:当下人们普遍提笔忘字,很多时候词不达意,很多人读到大学毕业仍不能完成一篇像样文章。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应该倡导更多的文学阅读吗?

  叶兆言:文学不是跟大众说教,而是热爱文学的人共同的事,是一种审美活动。就像喜欢戏曲的人聚在一起,我唱给你听。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唱,因为你喜欢听。不喜欢戏的人,何苦逼着他来听、来唱?

  你说的情况,其实不是文学素养的缺失问题,而是语文教育的问题。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语文却是一切文明人必备的事。文明人可以不热爱文学,但不可以不学语文,语文是基础教育。

  语文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教会人写作,写作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你会不会用标点符号,用词准不准确,文体干不干净等。和其他技能一样,写作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一方面要多写,一方面要多看范文。入选语文教科书的文章,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好,而是它写得十分规范,可以被当作各种体裁的范文来学习。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的语文教育主要出了什么问题?

  叶兆言:过多地强调所谓的思想性。对学生而言,语文首先是一种表达能力,第一要务是把文章写通,而不是用空洞的话语来表达思想的“深刻”,这种“深刻”其实是假大空。现在很多中学生写的文章,大道理一套一套的,特别不可爱,就连很多作家也是这样,满篇都是大话。有老师对我说,现在是中学生写得没小学生好,高中生写得没初中生好,同学们的思想越来越“深刻”,文章越写越糟糕。

  记者:“把文章写通”其实要求并不低。事实上,很多人是缺乏这个能力的。

  叶兆言:因为不重视这种训练,生活中也不锤炼文字。文字,尤其是中国文字,是很好玩、很有趣的,但我们自己不觉得、不珍惜。比如我们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的对话特别烂。我们中国人说话,不管什么地方的人,都是很生动的,可一到了电视剧里,就特别假。为什么一些人喜欢追美剧?除了情节吸引人外,我注意到,剧中很多对话都特别精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家反复锤炼了,而我们缺少锤炼。或者说是我们的要求低,出品方对自己的要求低,观众对作品的要求低,习惯于接受不是人话的话。如果观众不接受,制作方的水平就会被逼上去,可惜我们的很多观众没有拒绝粗制滥造。


责任编辑: 曹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