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包时代广场为王源庆生（网络截图）
11月初，TFBOYS组合成员王源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一个高35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信号站。它立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4G网络覆盖了至少4个村庄。起因是他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改善乡村教育，不能没有网络。”
这只是盛大祝福的冰山一角。与此同时，德国慕尼黑100多家咖啡厅、餐馆、健身房，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登打士广场，日本的3座火车站，以及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国内大型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上，都亮起大大小小的LED显示屏，清瘦的少年和他的名字在上面闪着荧光。这个名字还四散在全国的4万个快递包裹上、拥有208条全球航线的某航空公司杂志里，以及日均曝光2.5亿次的微博热搜榜单上。
两个月前，TFBOYS组合成员王俊凯的生日祝福同样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70家银行、30间咖啡店、500个KTV包厢以及500家影院的5000块LED屏幕上，甚至出现在大洋彼岸的空中。五架飞机直冲云霄，用白色的烟剂喷出对王俊凯的18岁生日祝福，正下方的山坡上是94岁的好莱坞地标：HOLLYWOOD。他的照片甚至还将跟随卫星，直达距离地表十万英尺的太空。
这些少则几千元、多则数百万元的“生日礼物”，全部出自同一个群体——粉丝(fans)。
一场盛大的资本游戏
灯光突然一暗，场馆内的观众像是得到了某种暗示一般，举起手中的荧光棒，开始尖叫。
在11月20日的王源生日会现场，上千名粉丝从全国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场馆外存包处的三排架子上，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行李箱。这是个周一的下午，有的粉丝已经提前几天住进了场馆旁边的酒店，有的粉丝向工作单位请了一天假，前一天晚上坐了一夜火车，等生日会结束后还要赶回去。
刚满17岁的王源身穿黑色夹克和长裤，站在聚光灯下，身旁是一个6层的生日蛋糕。主持人问他：“你刚刚许了什么愿？”他对着台下说：“希望你们能一直陪着我。”
有人在底下回答：“一定会的！”还有人抬手擦了擦眼角，很快，全场爆发持久的尖叫。从台上看下去，黑暗中绿色荧光照映的每一张面孔都是相似的。
身高不到1.6米的刘纳湮没在人群里，她坐在正对舞台的第二排，是全场最接近王源的人之一。她全程举着重达1.5公斤的单反相机，拍下1000多张照片。
刘纳说，刚成为粉丝的时候，王源还是个“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两年来，她跟随王源走了全国七八个城市，亲眼见证了一个偶像的崛起。王源去年的生日会是在长沙郊区的一间演播厅举办的，当时的观众只有大约1000人。而今年，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
在这个过程中，刘纳这样的粉丝不仅是见证者，更是推动者。
11月8日是王源的生日，那晚刘纳召集了几个王源粉丝，一起吃火锅为他庆生。
她们头挨着头，熟练地勾选着菜单上王源曾经吃过的菜。
“毛肚！”“鸭肠！”“哎不对，他没点虾滑吧？”“这个他吃吗？”
她们渴望拥有偶像的一切“同款”，从几十元的冰激凌，到几万元的手提包，“那样会感觉离他更近一点”。
这是一场并不需要主角在场的生日会，可他的痕迹无处不在。
从这个包厢出发，几米之外的餐馆大厅里，王源曾经坐过的位置是空的，据说早已被粉丝提前预定了。餐馆走廊里的杂志架上摆着以他的照片为封面的杂志。
几公里外的三里屯，成百上千公里外的上海、深圳，数千公里外的多伦多、慕尼黑，在11月8日这一天，在人流巨大的十字路口的LED屏幕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播放一段王源的宣传视频。
粉丝将王源生日会的现场延伸到了整个世界，而实现这个目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金钱。
一个阶层分明、分工明确的微型社会
作为一家粉丝后援站(粉丝圈内称“站子”)的负责人，刘纳也为王源筹备了一份生日礼物：让某手机修图软件8日当天将王源的照片作为启动界面。为此她花费了五六千元，差不多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她听说，通州那栋移动信号塔是几家站子联合捐的，“怎么着也得上百万元”。
刘纳是一家医药公司的检测员，几年来，她已经自费跟随王源去了七八个国内城市，经常在起飞时间前六七个小时抵达机场，只是为了抢到前排的座位。“坐在前面方便下飞机啊，提早跑出去等着，说不定能拍到王源。”
追着王源拍摄几乎占用了她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每次拍摄完毕，照片的色调都被调整得更“清新、温暖”，然后再上传到站子的微博账号上。
今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吴舟是王俊凯的粉丝，她在自己关于明星粉丝消费行为和社群文化的毕业论文中提到：阶层分明是粉丝社群文化的特征之一。根据分工和身份地位的不同，粉丝形成不同的阶层，处于“底层”的普通粉丝就要通过“上层”的粉丝站子和“粉丝大大”(指站子的管理者)的信息传递来获取明星的第一手讯息。
生日会当天，场馆内几乎每一个座位上都放着一个绿色的纸袋，里边是荧光灯、绿丝带等一些“应援物”，以及生日会赞助商的产品。在王源粉丝的官方应援站号召下，大概总共2000份纸袋的制作成本几乎全部由43家王源粉丝应援站承担，刘纳一个人就代表站子出了2000元。今年为王源做的生日应援项目共约90个，也是由官方应援站统一协调公告的发布时间。
“俨然形成一个阶层分明、分工明确的微型社会，信息发布权、组织协调权掌握在处于上层的少数人手里，但其中的每一位粉丝又都承担着粉丝消费者的身份，为偶像冲销量、刷票房、推话题。”吴舟说。
“爱他就要为他花钱”
“现在粉丝的追星模式跟十多年前超女时代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声势更大、话语权更高、消费能力更强了。” 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说。研究方向为粉丝文化的她本身也是一名粉丝，十几年前，第一届“超级女声”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30多岁的杨玲刚刚辞去大学英语教师的职务，“我觉得那份工作太机械了。”
她无意中通过电视看到正在参加“超级女声”比赛的纪敏佳，顿时喜欢上了对方的声音。杨玲跟同在武汉的粉丝网友组成了武汉分会。
她们在武汉一条商业街一家一家地挑选、定制灯牌、充气棒、哨子，以及颜色统一的“应援服”，一买就是几十套。让她意外的是，店铺的老板对这一套流程非常熟悉，比大多数粉丝都懂。
上世纪80年代，就曾有国外学者分析指出明星粉丝的消费行为狂热、忠诚、稳定，“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和成瘾性”。
当单个粉丝以一种严丝合缝的社群形式凝聚在一起，产生的能量是惊人的。据统计，今年8月13日TFBOYS四周年演唱会的视频直播预订人数在6天内突破350万人次，创造了该视频平台在线演唱会直播史上的预订新纪录。王俊凯在他15岁生日当天发布的一条微博，不到一年时间共产生4000多万条转发，转发量打破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去年以王源的形象为封面的一本时尚杂志上线仅48秒就被抢购一空。
在吴舟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摆放追星相关的物品。几乎每一张专辑和杂志她都有3份以上，有的甚至有十几份，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偶像“刷销量”。
购买期间，许多站子会发出统一购买的公告，并且强调“专辑数据对人气考察至关重要”。“我只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偶像输。”吴舟说。
粉丝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有粉丝说自己“真的很喜欢那种大家一起撕心裂肺地喊买买买的感觉，大概代表着我们热情永在吧”。
重复购买后，许多粉丝会直接把多余的专辑和杂志送给站子，再由站子投放到地铁、便利店、咖啡厅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进行应援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