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云:首先祝贺您的长篇小说《雪祭》在中宣部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折桂。这是继《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之后，雪域高原给您的又一个馈赠。馈赠的底色，是您的高原生活以及40余次进藏的传奇经历。最近您又进藏履新，回到自己精神的原乡，回到熟悉的“雪拉山”，也许感触更深。
党益民:是啊，西藏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我曾经在《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鲁迅文学奖后的颁奖典礼上说过:这些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西藏战友们一起写的，我只是用手中的笔，而他们用的是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书写。这些奖也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更是颁给那些长眠在雪山之上和现在仍然战斗在高原上的战友们的。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就是为了用这些书祭奠长眠在西藏的战友。这次重返西藏任职，我更是感慨万千。当天晚上彻夜难眠，写下一首长诗，其中一段:如今鬓如霜/老兵返西藏/心儿撞击胸腔/泪水冲出眼眶/军人不哭/却难掩一腔悲壮/一路仰望/又见如血的格桑/漫长的进藏路啊/每一公里都有战友的英灵在守护/我怎忍心用脚去丈量/我匍匐在冰雪之路上/亲吻冰冻的土地/感触西藏血脉的搏动流淌……这几句，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艾青有一句震撼心灵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刻到我心里去了。是的，我爱西藏，我爱那里的高远与洁净。
耕云:《雪祭》围绕父子两代军人展开叙事，讴歌了两代西藏军人的使命担当，也展示了藏地近半个世纪来的深刻变革与发展，比您此前的作品更丰富、更宽博、更厚重、更震撼。据说，这部作品您酝酿了近20年，这么长时间的情感积累，一定有很多故事之外的故事。正如雷达先生评说的那样，一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在血液里激荡，随时都会冲破胸膛。”
党益民:这部书的时间跨度六七十年，包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陕西富平县上千名新兵走进西藏，后来有100多人牺牲在了西藏。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专门做过采访调查。我原来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原基建工程兵)，先后改建了青藏、川藏、新藏、那昌、中尼等公路。这几条路的修建我参与过，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的牺牲。20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了，但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2013年底，我离开边疆去辽宁工作，对边疆的情感反而更加浓烈，感觉再不动笔把这些西藏往事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用了一年时间打腹稿。2014年秋天，我利用在海边疗养的20天时间，在零海拔的地方，一口气写出了初稿。后来，我又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2015年底完成全部书稿。
耕云:您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批判性、现实性和影响力，在《雪祭》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来逼近和实现这种理念的。
党益民:一部好的小说，首先要有可读性。你写的书读者不喜欢，看不下去，那你写它干什么?第二需要紧贴现实，紧贴人物，要揭开人性最隐秘的地方，这样的作品才能走得更远。第三，写作需要有实证精神，对你所描写的内容特别是细节要认真求证，更要有探索、追问、辨析灵魂世界的能力。小说的难度难在独特，难在与众不同，但又不是简单的、猎奇的、无根基的独特和与众不同。别人用这种腔调写了，你就要避开它，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自己的表达。不要把“难度”理解为“难读”。《雪祭》里的人物不是一对一的现实存在，而是许多战友的重新排列组合，是一种典型概括，但故事情节特别是细节都是真实的，都是我所经历过的。故事可以虚构，人物可以组合，但细节不能虚构。一个失真的细节，可能会使整个阅读信任轰然倒塌。小说需要节外生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要善于走弯路、走岔路。有评论家说，《雪祭》具有真实的力量。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那些平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有缺点但却仍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个兜”(当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但是他们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军人。
耕云: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不喜欢过分修饰语言的作家，您的文字质朴简洁，但却是蘸着血泪写出来的心灵史。特别是您作品中多处有战友牺牲的情景，也许是您亲身经历的生死劫难，总是蓄满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比如《一路格桑花》里的王力，《雪祭》里炊事班长兰洲，从死亡线上走回来的赵天成，以及那些牺牲战友的坟墓……
党益民:写书是为了让更多人去看，所以最好采用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不喜欢浮华，不喜欢玩弄词藻，我喜欢沈从文、汪曾祺那样的表达，非常质朴简约。海明威说:“要平铺直叙，少用形容词、副词修饰;用具体生动的词，不用抽象的词;表述直截了当，质朴无华。”写作和做人一样，要质朴可信，这样才便于交流。写作就是和读者交流。小说里的人物，是我过去战友中的一个或多个组合，他们想些什么，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在阿里无人区，我遇见过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肺水肿长眠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一个陕西同年兵，我们上午还在一起，中午他去执行任务，他的车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他也有了两座坟墓。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
耕云: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您笔下的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想，正是这种不刻意拔高，这种平淡克制，才呈现出高原军人的伟岸，这可能也是您对英雄的表达。
党益民:我们的军魂就是听党指挥。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但是在关键时刻，在最危险困难的时候，军人会舍生忘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置身时代冷暖之中，深入部队基层一线，作品才能从“立言”到“立心”“立命”，才能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时代民族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是文艺作品的灵魂。经典的文艺作品，无不打上作品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精神标签。背离历史真实，脱离时代风尚和社会实践的作品，很难被读者接受，也很难成为精品力作。“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把握时代脉搏，扎根脚下土地，固守高贵，坚守精神，才能写出有道德、有温度、有血性、有筋骨的好作品。作为一个军旅作家，应该责无旁贷地将目光聚焦在军队改革和强军实践之中，塑造出新一代“四有”军人形象，唱响强军兴军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