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表《没有语言的生活》以来，东西一直是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极为重要的一位，但很少有人指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先锋作家。很多的先锋作家早已转型，或者只是在做一种比较表面的形式探索，可东西不同，他的先锋是内在的、骨子里的。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持续探索个人命运的痛苦、孤独和荒谬，并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反讽的品质。读东西的小说，能从中体验到悲哀和欢乐合而为一的复杂心情。他的小说形式是现代的，叙事语言也是有速度感的。他的先锋品质，有必要重新强调和确认。
1东西是通晓现代叙事艺术的小说家
并非所有小说家都懂得现代叙事艺术。我读很多作家的小说，仿佛整个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都被删除了，之前那些伟大作家们所作的叙事探索似乎都是没必要的。可小说进入20世纪以后，怎么写是个大问题，陈旧的叙事方式已经无法再穷尽新的现实和想象。面对新的现实，需要新的表达方式。现代小说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进入虚构，创造新的形象——而形象的完成，往往是通过艺术的假定性来建立的。说得通俗一点，能把看起来是假的东西写成真的，这才更像是现代艺术。传统小说是模仿现实，是一种对现实的仿真叙事，按着现实的逻辑、方向来写，这种叙事难度是有限的。而要把假的写成真的，这是新的叙事难度，如何克服这种难度、进而完成对新的真实的确认，是现代小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东西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会设计一个或几个叙事难点。他不讲那些符合常理的故事，至少他不愿让自己的故事与普通读者的逻辑常识重叠。他所讲的故事，往往在现实逻辑中是不太可能的，甚至看起来像是假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里面聋人、盲人、哑人三个残疾人生活在一起，就是一种非常规的叙事设计。《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在父亲失踪、母亲改嫁后成为家里的主心骨，她先后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而每一次都无法开始新的生活，最后为了给弟弟筹集拍摄电视剧的钱，又嫁给继父。《救命》里，麦可可因为她男朋友郑石油不愿意和她结婚而要跳楼自杀，人民教师孙畅出于好心替郑石油去做说客，答应一定让郑石油娶她而救下了麦可可。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结婚之际，郑石油还是跑了。麦可可去到孙畅的课堂，抱怨孙畅也是个骗子，骗了她“不死”。她不断地找机会自杀，孙畅夫妇只好照顾自杀受伤的麦可可。为了让麦可可不死，孙畅夫妇含泪答应给她婚姻。最后，孙畅和麦可可在一起。《后悔录》里的曾广贤，很早就对性有各种想象和欲望，但他一辈子碰到了各种机会，可就是没有享受过真实的性爱，甚至没有和女人的身体接触过。《篡改的命》中人物命运也极具戏剧性，汪长尺的父亲进城招工被人顶替，汪长尺参加高考名额又被人顶替，为了完成三代人进城的“遗志”，父亲最后竟然把儿子送到仇人的身边，认仇人做父亲以改变命运。
这些故事的逻辑起点，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是假的，但作家的才能就是要通过他一步步的叙事论证，说服你，让你相信它是可能的，它是真的。正如我们读卡夫卡的小说，如果从小说的写法上来讲，他的寓言方式是简陋的，谁都看得出是假的，但你读完小说之后，你会相信卡夫卡所写的，会觉得人的处境就像他写的那样可怜、卑微，人已无人的尊严和光辉。形象的假定性，精神的变形，通过叙事的强大说服力，把假的证明为真的，这就是现代叙事艺术之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自觉的现代意识，而且在自己的写作中一以贯之，这在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2东西真正面对和处理了中国当下的现实
东西的小说，一直都在写当下的、现实感很强的题材。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持续地写当下题材的并不是很多，贾平凹是一个，东西也是一个。更多的作家会选择有历史感的题材，比如，有一段时间，很多作家都写有民国背景的故事，因为这种题材能给予他更大的想象空间。但凡太迫近的现实，都是很难写好的，因为瞬息万变的现实往往是一些碎片，要把握它、深入它，并不容易。东西试图通过写作，把自己证明为是一个现实中人，并为正在演进的现实找寻一种自己的观察角度，进而触及当下的敏感点，分析当代人的生活状况。他处理的中国现实，是此时的，当下的。如此短兵相接、正面强攻的写作，要能不流于肤浅，不流于罗列现实事象，显然需要有写作的介入意识和承担精神。
为了写好如此纷繁复杂的现实，东西有一个重要的才能，那就是为小说找寻关键词，用关键词来概括一种现实，一种人生。他的《后悔录》，“后悔”就是关键词。这部小说写于十几年前，但今天读来，越发觉得东西是敏锐的、预见性的。现在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后悔录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后悔之中，后悔便宜的时候没有多买房，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珍惜身体，后悔在位的时候利欲熏心，后悔有爱的时候没有好好地爱，后悔死的时候才考虑灵魂去哪里的问题。而且“后悔”是非常中国化的词，他不用西方人常用的“忏悔”，而改用后悔，更准确，也更意味深长。又如《篡改的命》，“篡改”也是关键词。它非常符合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中国人信命，但也要改命。天意不能改的，可以自己来改，于是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改，改性别，改年龄，改档案，改天换地，甚至改历史。
“后悔”和“篡改”这样的词，都是很中国化的。东西之所以能写好中国当下的现实，就在于他用了中国人的感受、中国人的想法去观察、去省思。他对现实的理解不是西方式的，也不是来自翻译小说的，而是用自己的眼光看，同时在众多的现实事象中，找类型，找典型，找具有强大概括力的人和事，这是一种写作的智慧。
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是如此。如《不要问我》，写的是一个负气离职的大学老师，因为弄丢了身份证，他的“身份”马上充满各种疑团，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无法证明自己的无奈、恐慌、荒诞。《没有语言的生活》讲三个残疾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与生活，“语言”既是工具，也象征着外力，他们之间偶有默契，更多的是沟通障碍，这其实也可看作是现代人自身精神交流的困境。《目光愈拉愈长》里，农妇刘井完全活在绝望的世界，丈夫在家时装病懒惰，同村人帮忙干活，却被丈夫怀疑与之有染，还因此被火红的铁烙下伤疤差点死去。为改变儿子的命运，刘井把儿子亲自送给了人贩子。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又被兽医骗走。儿子最终被警察找回来，却不再是之前的儿子。但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生活里，东西让刘井能够看到远方，目光可以愈拉愈长，她看到儿子过着比自己吃得好、穿得好的更好生活，这丝绝望中的光亮，何尝不是许多底层人的救命稻草?还有《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猜到尽头》等小说，也都讲述了现代人在情感与精神上的尴尬，明明面临被压抑、被异化的诸种可能，还经常处于茫然不自知的境地。东西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并把现代人所受的各种精神伤害，指证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是他身上可贵的现实感，使他成了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
3东西有自己的小说观和思想方法
很多的作家可以写出好小说，但他未必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生活的看法。有的作家完全是凭直觉写作，缺乏思考力，这样的作家其实走不了太远。写作除了经验、观察和想象，还应该有思想，甚至可以有某种程度的主题先行。只是，小说的思想、主题，它不一定是哲学的、宏大的，它很可能是小说家对具体问题的思索，是他对人性的发现和诊断，并让这些思想和主题成为作品中的肌理，交织、融合在所写人物的人生之中。由思想形成对人、事、物的理解和判断，构筑形象，再由形象来诠释和再现这种思想，这是作家解释世界的方式。
东西的写作，一直在探索自己的世界观，他渴望塑造出有思想光彩的人物，写出有思考力的小说。这种自觉，表现在他的写作中，一是他的小说总是有一个思想骨架。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用过“骨架”一词，他说，“长篇小说总是要有一副从头到脚支撑着它的骨架”，但他又说，这种思想的骨架不是总结出来的观点安置在小说里，骨架是同人的躯体的其他部位一起成长的。小说中的思想也应该如此。东西深知这一点。他把自己的世界观的表达，贯注在人物与故事之中。他重视人物性格的逻辑设计，叙事跟着人物的命运走，同时他也重视故事和故事的趣味。好的故事及其讲述方式，是形象和思想最重要的载体，小说的好与坏，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形象和思想的完成度。东西所塑造的人物，牛氏三姐弟、卫国曾广贤、汪长尺等人，他们身上有着这个时代鲜明的精神特征，他们的故事又映照着我们各自的记忆及伤痕。这些人物所昭示的命运，可以勾连起一个关于这个时代生存状况的思想骨架，一个人物就是一个重要节点，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精神黑洞。这样的思想追求，可以充分见出一个作家的志向。
东西的小说除了有“骨架”，他还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叙事腔调。叙事腔调其实就是思想方法。东西的这个方法，概括起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反讽。反讽是和幽默相联的。有幽默感的作家很多，但能用好反讽这一叙事腔调的作家却很少。东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对反讽的应用是全面的，这既是他小说叙事的总基调，也贯穿于他小说的细节和语言之中。《耳光响亮》里有不少反讽场景，比如父亲牛爱国离奇失踪后，母亲在惊失措中用举手投票表决的方式来问询父亲是否死亡的意见;孩子们把父亲的遗言写成标语贴在墙上。《肚子的记忆》的故事滑稽可笑，为了满足结论而去寻找论据，是对科研造假的嘲讽。《篡改的命》里有不少网络语言，“死磕”“弱爆”“抓狂”等等，而人物身份与其所说的话之间的反差性对照亦构成反讽效果，如汪槐所说的“GDP”，汪长尺所说的“拉动内需”，小文在与汪长尺争吵时，将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背得非常熟练……
何以东西一直用反讽的叙事方法来写作?这源于东西认为这世界本身就是荒谬的。荒谬是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指证，他的所有小说几乎都在陈述这个事实。要说关键词，这是东西所有小说的关键词。我们不断在后悔，同时又都无法避免地生活于荒谬之中。活着是荒谬的，试图摆脱这种荒谬的方式本身也是荒谬的。《救命》中，不守信的人可以随便消失，潇洒活着，只剩下好人去关心他人，被纠缠，被迫陷入困苦烦累，直至自己妻离子散。《肚子的记忆》里，医生姚三为完成自己的医学论文，将自己想到的各种发病缘由都往病患王小肯身上套，甚至通过和王小肯妻子通奸的方式，询问出王小肯的家庭收入和父子关系等，使尽各种办法让王小肯签字承认自己有病。《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决定把儿子送到仇人身边抚养，为了儿子，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一切，全是无以复加的荒谬。
史铁生说，“对写作而言，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荒诞感。”东西具有这种能力，他认为，荒谬正是当代社会的真实镜像。面对光怪陆离的当代生活，荒谬已不是一种文学修辞，无须作家刻意去扭曲生活的逻辑，或者用夸张的手法去写一种貌似离奇的生活——荒谬已经成了生活本身。要写出这种生活的荒谬感，光有幽默的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看到荒谬背后有怎样不堪、破败的记忆，又藏着怎样的心酸和悲凉。说实话，能够看穿生活底牌的作家，他在骨子里一定是悲哀、绝望的。他是通过荒谬、悲哀和绝望这些事物来反抗生存、批判社会。但在悲哀和绝望的深处，东西的内心又存着同情、暖意和希望，他不是一味地用强用狠的作家，他的世界观里，还深怀善意，这也是他小说蕴含的力量既尖锐又隐忍的原因。
有思想的骨架，有反讽的语调，有对荒谬世界指证，有悲哀与绝望的力量，东西的小说追求明显高人一筹。我并非说他的小说没有细节的漏洞、语言的粗疏，没有逻辑铺陈不够而略显生硬的地方(这方面，《篡改的命》里较为明显)，但作为一个有现实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东西的先锋性和独异性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