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开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已评出几十部获奖作品。其中有幸为茅盾先生亲自读过并以万余字逐单元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者,似乎只有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是姚雪垠70年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从下笔开始，作者就立志把它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多卷长篇。1974年曾将全书题要抄奉茅公，茅公欣然回复:“来函谓全书有五卷之多，逾百万言，想见笔锋所及，将不仅为闯王作传，抑且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绘一长卷，作一总结。如此规模，不愧鲁殿灵光。”
从1957年到1997年，姚雪垠用40年心血打造了一部《李自成》。超级慢动作，很难见容于当今的快节奏，而姚雪垠却任凭青眼白眼，他从来都只管昂首走自己的路。当年，他对丁玲讲:批判你的“一本书主义”，我就很想不通。你的“主义”挺好哇!如果作家们都照你的“主义”办，每个人都精雕细刻出“一本”传世经典来，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该有多伟大!
《李自成》能否“传世”，有待历史作答。但姚雪垠一心想把它写成“经典”，则简直是一定的。姚雪垠是个颇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年轻时曾题铭抒怀“不做历史的旁观者，要做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70年文坛跋涉后应该算是大梦成真——一部《李自成》，让他从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皆有所获:
第一，他关于“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之命题，为当代历史小说提出了新的创作原则，由此而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第二，他重新提出了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何为现代生活服务的理论问题，反对随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反对“借古喻今”;主张历史小说要通过艺术形象、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各种经验教训和成败规律来启发、教育、感染读者，要教给读者许多从历史著作中学不到的知识，要给读者提供丰富的艺术享受。第三，他创建了一套与百科全书式巨著相适应的长篇小说结构美学，以及与之配套的以“笔墨变化丰富多彩”为核心的创作方法。第四，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历史，获得了对李自成和崇祯的深刻认识，从而塑造出了两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悲剧人物形象。第五，他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优秀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完成了小说美学上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之历史任务。
囿于篇幅，这里只谈最后一个问题，即《李自成》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姚雪垠关注小说美学上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先后经过了“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两场讨论，我国的长篇小说逐渐改变了只重视向西洋学习的欧化倾向，开始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姚雪垠赞成“民族化”，但他不用“民族形式”而用“中国气派”来表示他的追求。因为他认定发掘扬弃祖国古典文学遗产是文学民族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他从那时起就启动了从《三国》《水浒》《金瓶梅》到《歧路灯》和《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等等古典名著的美学研究。
1975年4月，姚雪垠写过《无题》组诗6首，可视为他对部分古典名著的研究成果之一。以“其二”的中间两联为例:“低回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张口就明确表态喜欢《红楼梦》不喜欢《水浒传》，继之先吊屈原再夸杜甫，然后又贬斥施耐庵。为什么呢?因为《红楼梦》会写日常生活，而《水浒传》这一点不行。《三国演义》也一样，用组诗“其五”的说法就是:“故事传奇写入胜，风光生活画不成”，归根结底，是“贯中尚欠丹青妙”，不能“笔墨随心绘世情”啊!所以，姚雪垠“织锦私师屈子意，写生暗祭雪芹灵”。他说过，“我青年时喜读屈原作品。《离骚》五百句，丰富多彩，对我写《李自成》颇有启发。”又讲:“就中国古典文学说，《红楼梦》、屈原和杜甫的诗，给我较多的艺术启发。”“‘西山爽气透胸襟，雨过芹溪沃我心。’这两句诗可说明我受到《红楼梦》很深的艺术熏陶。”
在姚雪垠看来，《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将塑造人物看作小说创作根本目的长篇文学作品。动笔之前，曹雪芹胸中先活跃起来有性格有血肉栩栩如生的一群女性，然后才为写好她们而编织出许多故事情节。这样的创作方法可以保证既定计划不会在创作过程中发生大的变化。正是因为学习了曹雪芹的这种创作方法，先让一群人物在心中活起来，姚雪垠后来才敢也才能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
姚雪垠学习《红楼梦》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描写日常生活，用一丝不苟的工笔，细致地、准确地绘制出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民族生活风情画，星罗棋布于整部《李自成》之中。大者有北京灯市、河南婚礼、相国寺风光、洪承畴公祭、长安贺节、盛京“百戏”;中者有术士的占卦卖卜，骚人的诗酒雅集，巫婆的装神弄鬼，闯王的漯河观操;小者有谷雨日贴在墙上的一道“压蝎符”，开封馆子里的一鱼数吃……除此之外，还有紫禁城里的活动:临朝、议事、抽签、下棋、“省愆”、祈禳等等。这些风俗画不论大小，各个以其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味，渲染了时代气氛，再现了典型历史环境，为人物性格提供了发展平台，让读者能在《李自成》这帧巨幅历史画卷的可触可感中实现穿越，乘梦飞回300多年前的历史时空中。
姚雪垠学习《红楼梦》的第三个收获，就是写人物，通过描写生活去不断加深和烘托人物的性格。《李自成》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有200多个，这里只说最大的两个——李自成和崇祯。
第一卷，李自成全军覆没。但他不动摇不妥协，而是用百折不挠的毅力奋发图强的精神绝地求生，将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第二卷，李自成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政治上日臻成熟，事业上不断发展。第三卷，地位在变，人也在变。作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李自成，其与生俱来的弱点在逐渐暴露。他的事业正走向巅峰，而失败的种子也在明显地孕育中。第四卷，李自成亲率大军渡过黄河，一路斩关夺隘打进北京，很快就开始在胜利中沉沦，自身的局限及战略的失误都充分暴露。当他猛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才决定推迟登基，奔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在与吴三桂的第二次交锋中，被突然杀出的清兵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回北京后匆匆登极又匆匆撤离，退往陕西途中又连续败绩，潼关失守后放弃长安退往湖广，最后单人独骑死在九宫山麓。李自成的悲剧，在小说第三卷就已经开始。几十万人口的开封，百姓或在围城中饿死或在决堤后被黄水吞没，能侥幸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深爱着张鼐的慧梅被强迫嫁给降将袁时中，后来又帮助闯王杀死自己降而复叛的丈夫然后自尽。第四卷，君臣忙于劝进和演习登极大典礼仪。大顺军纪律败坏，城内不断发生抢劫案、强奸案。出兵山海关前夜，由李自成亲自赐婚的费珍娥在洞房中刺杀了大顺军的干将罗虎。山海关之败，让李自成变得褊狭多疑，由猜忌而错杀李岩兄弟……
姚雪垠与人谈话:“正因为他确实很杰出，很了不起，拼命地斗争，影响很深远，然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违反了客观规律，终于失败，这便是悲剧。”
崇祯也一样。自从登基，11年中清兵四次入塞，有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国内农民造反此起彼伏，摁倒葫芦起来瓢。他自谓“非亡国之君”，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可是他越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一天天乱下去。清军进逼之初，崇祯曾考虑南逃，因遭大臣反对而未果。闯军兵临城下时，他仍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快破灭，不得不逼死皇后砍死女儿，然后哭别皇城自缢煤山。
按照当时流行的“三突出”原则，李自成只能是一个“高大全”，只能写其长不能说其短，否则就是贬低了农民英雄。但姚雪垠死抱住他的“历史现实主义”不放，宁愿书不出版，也不肯把李自成写成反孔英雄，也要写出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写出他的局限性。同样是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原则，作为头号反面人物的崇祯皇帝，三笔两笔画出一个脸谱即可。而姚雪垠偏偏工笔细描浓墨重彩地来写他，写他问计写他借饷写他祭洪写他哭庙……茅盾先生说:“详细刻画宫廷生活并不等于突出反面材料，而是相反，正所以充分暴露明统治集团之深刻的内部矛盾及其极端的腐朽糜乱的生活。”“这一大段(指《杨嗣昌出京督师》单元)的宫廷生活不是闲文，写得相当深刻，而又波澜起伏。”“这个单元(指《紫禁城内外》)写崇祯之无能、多疑、自以为是，事事处处昏庸而自以为明察，无才无艺而自以为智慧过人等等，将这个至死犹自称‘朕非亡国之君’的末代皇帝的形象进一步深化了。”“宫廷生活的细节描写有其必要:一以加强本单元之形象化;一以为封建皇朝之繁琐仪注、浩大开支、吸尽民脂民膏，存档备案。”“总之，我以为这个单元是写得很成功的。”
再说向屈原学习的成果，就是被《离骚》上天入地的浪漫打开了思路，从而创建了断岭横峰大开大阖的长篇小说结构美学和与之相配的“笔墨变化丰富多彩”的创作方法。以全书最大的单元《商洛壮歌》为例，茅公评说:“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姚雪垠则自谓:“‘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方看惊涛奔急峡，忽随流水绕芳坡’。这就是我的美学主张。”
而《三国演义》对姚雪垠的启发则是反面的。“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姚雪垠先这样不无嘲讽地批评了罗贯中对战场厮杀的描写，继之大刀阔斧地颠覆了古典小说战争描写的传统套路。为此他先认真研读了戚继光的《练兵纪实》和《纪效新书》，在熟谙相关军事知识基础上虚构了一场血火相搏的“潼关南原大战”。那是一场让李自成全军覆没的战斗，其惨烈血腥任凭作家乘风驭奔驰骋想象浓墨重彩挥洒才情，笔力所到诚如茅公所见所记:“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而两面有时亦复衔接。如此布局，极见匠心。”而且，那是一场古代的“人民战争”，作家笔下既有将领们的特写镜头，更有士兵们的集体群像，就连临时找来的驮背向导都把手中的栎木棍子当成杀敌武器挥舞得呼呼生风，名副其实的“枪林逼，枯木朽株齐努力”。茅公为之评说:《李自成》“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
如上所述，姚雪垠所追求的“民族化”，是包括了结构方式、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使用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目标。其中他下力气最大花时间最多的是在语言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语言，欧化倾向一度十分严重，因为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而被讥称为“新文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是姚雪垠率先使用中原地区精练而生动的日常口语，写出了艺术和思想都较有水平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遂使充斥着“知识分子腔”的文坛为之一震。为着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而继续反对欧化倾向，为着坚持文学大众化道路而反对乱造乱用新词儿的知识分子语风文风，姚雪垠又为自己提出来文学语言的“三顺(读着顺嘴听着顺耳看着顺眼)原则”，不着痕迹地从中国古典优秀文学中吸取营养，以增加个人作品中写景和抒情部分的节奏美、形象美、意境美。这种特色，贯穿于1930年代以后他的全部作品中。
到写《李自成》的时候，他在“三顺原则”上又加一条原则:为保持人物语言的历史感，人物对话中绝对避免现代词语出现。除此之外，写三教九流的下层社会时，为保持人物语言的身份感和地域感，特定场合中可以使用“流寇”黑话和地方土话以及“行话”“帮话”;写皇帝、大臣、士大夫等中上层社会时，则在他们的习惯语言中适当加进文言成分和通用典故，以符合其阶级、阶层和身份的语言习俗。对这一点，茅盾先生看得明白:“此书人物的对话，或文或白，或文白参半，您是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仔细下笔的;这不光做到合情合理，多样化，而且加浓了其时其事的氛围气，比之死板板非用口语到底者，实在好得多。”
不仅如此。为反映古代知识分子人人都会作诗填词的历史真实，姚雪垠又将古典诗词作为特定人物的“特殊语言”，成功地使用于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上。
《李自成》1-5卷中，姚雪垠为皇帝及其文臣武将乃至县邑小吏寺院长老、为义军首领及其将士乃至将士亲属等各类人物代拟诗词近50首，其中诗有绝有律有古风有骚体;词有《西江月》有《沁园春》有《贺新郎》有《满江红》;另有题铭、集句、对联、灯谜、诏谕、偈言等20多种。此外还代李岩写了致闯王长信一通，代崇祯写了祭洪承畴文一篇。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一首签诗:“春回大地草芊芊，又见笙歌入画船。关塞天寒劳戍族，江山日暖尚烽烟。玉楼辜负十年梦，宝镜空分孤影妍。莫怨深宫音问少，一声清唳雁飞还。”茅公看后感觉甚好，说签诗就必须这样模棱两可，才能凭人随意解释。而这支诗签是田妃为崇祯抽的，签诗就更得含糊其词。不然光说吉祥话，崇祯会不信;只说晦气话，崇祯会发怒。茅公问这么好的签诗见于何处，姚雪垠幽默地指指自己的肚腹，而后二人一起开怀大笑。如此这般，这些形式不一风格各异的诗词联赋，已成为建构典型环境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活泼灵动丰富多彩的一种“特殊语言”，实为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所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