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典》是刘庆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此前他曾发表过长篇小说《风过白榆》《冰血》《长势喜人》，并有中短篇小说集《信使》等问世，他曾获长白山文艺奖、东北文学奖、吉林文学奖等。按说刘庆的创作成就早已引人瞩目。但是，批评界似乎少有将目光聚焦于刘庆的文学成就——或许，他身处偏远的东北，才使他成为一个“文学孤儿”。事实上，只要我们走进刘庆的文学世界，就会发现，原来那里金光闪闪。
《唇典》是刘庆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与东北少数民族有关的小说，但它的隐喻属性和概括能力使它不局限于从某一民族的视角出发，讲述东北某个民族的历史，《唇典》细致地临摹了东北的山川景观、风俗民情，展现了东北大地的地方性特征，使小说具备了东北地方志的特征，体现出对于东北的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作品中，他站在东北的立场，从东北古老的萨满文化的角度出发，审视了20世纪东北的历史，展现了东北从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表现了萨满文化的历史样貌和失落轨迹，在书写这一历史进程中东北人共同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呈现出东北人共同的心灵感受。他对于东北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入挖掘，使小说和东北的土地建立起了紧密的血脉联系，深入而充分地展示了东北的地方性特征。是否能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是判断一部小说审美价值的重要尺度，这在当下的学界已经成为共识。巴尔扎克和巴黎、哈代和英国乡村、乔伊斯和都柏林、马尔克斯和南美、鲁迅和浙东、莫言和高密，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和一块土地有着血脉相通的精神联系，这种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区域性叙事，是一个民族文化谱系的象征，存在着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感召力，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和审美经验，构成了每个民族得以维系和绵延的内在精神力量。
一
在《唇典》中，刘庆叙述的人物和地域都是属于东北的，具有典型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唇典》中，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满人，由他来讲述他的族人和故乡的故事，但他不以种族标记自己的身份，他的祖先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搬来库雅拉河谷，他和他的族人们都生活在这里，他们都自称“库雅拉人”。这表明刘庆并没有突出故事讲述者和他族人的民族属性，而是强调他们的地域归属，他们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属于被命名为“库雅拉”的这片土地，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也是这里的移民，所以他们不仅可以代表东北土著的少数民族，也可以代表从中原移民来的汉人，他们是库雅拉人，更是“东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故事，就是“东北人”的故事。《唇典》中的故事集中发生在库雅拉地区的“白瓦镇”，“白瓦镇”是虚构的，但它却不是刘庆臆造出来的地理虚空和时间幻境中的虚拟存在，小说中充满了诸多详尽的风物描写和生活细节，让“白瓦镇”显得无比真实。“白瓦镇”里满是榛鸡、铁雀、野猪、鳇鱼，和崇山峻岭、松榆白桦这些东北的风物，还有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打话谜这些东北的民俗，更有媒婆提亲、过灯官节这样细致的东北世俗生活景观，这些风物和民俗景观是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具体形态，可以穿过时代的风云变幻而留存，经历战乱的浩劫而延续，是东北地域文化的物质确证。对“白瓦镇”地域风光和地方民俗细致和缜密的描写，让《唇典》呈现出了地方志的鲜明特征。“白瓦镇”的风物和世俗生活景观是典型的东北“风景”。在东北的土地上，四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观，因此，白瓦镇可以被指认为东北境内任意的村镇，它对于东北具有普遍意义。
“文化，它应是地域文化小说丰富内涵的矿藏。它应充分显示出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地域文化小说，如果在地方色彩的表现过程中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便失去了作品的文学意义” 。作为文学形态的地方志，《唇典》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仅有东北地方的风物，更表现了东北地区的文化内涵。在小说中，刘庆以他扎实的历史学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了东北的“童年时代”，当然，这里说的“童年”不是时间意义上的童年，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童年。在现代的科学世界观没有普及到东北时，这片土地流行着萨满文化与传统。萨满，作为一种古老的原始文化，是以原始的萨满教为核心逐渐生发而成的文化形态，在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广泛流传，其在中国的东北被保留和继承得最为完整，东北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曾普遍信奉萨满教，“往昔，萨满教在少数民族中不仅妇孺皆知，而波及的地域遍及白山黑水，文化氛围的广袤是非常辽阔无垠的。” 萨满教没有规定的经典和教义，认为神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有灵，萨满是神的使者，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和渠道，由萨满教生成的萨满文化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东北各民族的生活实践，是东北民间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萨满文化的提取和开掘，刘庆在小说中创造或者说复现出了一个神祇和鬼魅并存、鲜活而飞腾的奇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相信预言和宿命，相信神祇和邪魔，相信用鸡蛋可以占卜，相信簸箕仙可以预知未来，更相信萨满可以通晓神界、兽界、灵界和魂界，可以向他们传达神谕，仲裁他们的争端，治疗他们的疾病，解决他们的困惑。在《唇典》中，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长着一对猫眼的命定的萨满——郎满斗，他的双眼可以洞悉黑暗，也可以看到常人所无法见到的神迹与魅影。在他的眼中，飞禽走兽、蛇鼠蚊虫都具备独立的意志，山川草木、风雨雷电都充满了灵性。在刘庆笔下，萨满不仅是某些仪式和规程，或者某种宗教，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刘庆通过郎满斗的双眼，展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他眼中的世界充满了新鲜的生命气息和令人敬畏的神性，这种对世界独特的认知是萨满文化的重要一面，对于那些孤独而疲惫的缺乏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唇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飞腾想象的空间和舒展心灵的场地，也让他们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界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此外，刘庆在小说中还书写了大量萨满传说与法事，离奇而庄严，神秘而肃穆，光怪陆离又异彩纷呈，对跳神、祭祀等萨满文化的具体形态有着形象而生动的呈现。
刘庆对萨满文化的展示，不仅限于场面、形态和规制，他不刻意从官能的角度展示萨满仪式的奇异，而是通过萨满文化对人的态度，显露和感知萨满文化深层的精神内核。赵柳枝是白瓦镇大户棺材铺赵老板的独生女，赵老板视其为掌上明珠，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是库雅拉小伙子的梦中伴侣。但家境殷实、天资卓越的她，没能拥抱期待中的幸福，飞来的横祸让她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她犯了女孩儿在传统社会的大忌讳——未婚先孕。是无耻的强盗趁乱潜入了她的闺房，做下了肮脏龌龊之事。她无处解释，无处诉说，腹中的胎儿被认作是邪魔，家人找来法师做法驱邪，她无奈地忍受了花样百出的法术折磨。在她丧失了对生的希望，一心寻死之时，萨满李良出现了，他睿智地洞悉了柳枝苦难的根源，将罪责嫁祸给一只白公鸡，以公鸡成精荼毒少女的叙述掩盖和回避了事情残酷的本相，并以一场严肃的法事终结了作恶的“邪灵”，以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柳枝的灾祸，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萨满李良在虔诚地履行萨满的仪式中，实现了对柳枝的拯救，在表面夸张而奇诡的萨满仪式下，蕴藏着他的宽厚、善良和仁慈，萨满李良的举动透露着萨满文化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爱，这无疑是萨满文化最为珍贵的部分。被萨满李良拯救的赵柳枝和作为萨满李良徒弟的郎满斗，在日后都继承了萨满李良的大爱，赵柳枝在战后不顾他人的冷眼和政治上的风险，收养了日本遗孤素珍，让她活了下来，而郎满斗为了素珍的清誉，甘愿背负强奸犯的罪名，用自己的自由换取素珍的平安。尽管他们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满身伤痕，但他们依然愿意为拯救一个日本的孩子而承受更多的伤痛和磨难，充满了牺牲精神。他们的爱溢出了民族的界限，超越了历史的仇恨，这种对于人的无差别的爱，正是萨满文化最为感人至深的部分。五四时代流行的启蒙思潮，让书写萨满文化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等人着重突出萨满仪式的游戏性和蛊惑性，以科学的世界观去揭露古旧社会的奇观。而刘庆对萨满文化的叙述，表现出了他更宽容和通达的文化心态，立足当代社会，让他可以穿过历史的迷雾，以更加平和的态度去面对和审视萨满文化传统，透过奇异和神秘的外在形式洞悉和提炼萨满文化的精髓。刘庆通过对萨满文化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殊异而独特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理解生命的方式，刘庆在小说中呈现的萨满文化的豁达与温暖，宽容和柔情，对自然的敬畏和生命深沉的大爱，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一种独特而新鲜的价值标准与伦理观念，这是东北的高山大河、冰川莽原孕育出的思想结晶，是东北先民独特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用萨满文化作为参照，审视现代以来的东北历史，在对东北人苦难遭遇表示悲悯和同情的同时，也为萨满文化在这块土地的没落与消逝感到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