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长篇新作《家长》讲述了一个以母亲为主导的家庭教育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王国慧是一个心气高、独立要强的农村妇女，嫁给矿工何怀礼。丈夫常年驻守煤矿，王国慧便“不等不靠”地独自担起家长责任，以“将儿子培养成大学生”为奋斗目标。她为此倾尽心血、不择手段，结果竟难逃独子疯癫、幼孙夭折的悲惨结局。这个争强好胜的妇女形象实在眼熟，似乎就是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的妈妈，似乎就是刚刚数落过儿子的自己，似乎就是微博热搜上家庭悲剧的主人公……刘庆邦生动地勾画了一位含辛茹苦却事与愿违的母亲形象，王国慧的焦虑和困惑几乎就是当代中国式家长的缩影，每一代家长都能在她身上嗅到同类的气息，而当家长们要指认王国慧为同类时，却又惊觉那可怜的儿子何新成也是少年时的自己。
作为家长形象，王国慧身上的特质可以说超越了时空限制。她生于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乡村，嫁给改革开放前最吃香的工人，成了乡下的留守母亲。她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十余年里，先后经历了粮食紧张、计划生育、农民工进城、城市工人下岗……时代变迁被压缩进了王国慧一家四代人的生活。或许这就是刘庆邦刻意压缩时间跨度的用心所在:几代读者同时被王国慧的故事激起共鸣，并意识到子女和家长的身份会先后降临到自己的命中，从前作为子女听任摆布的，终有一天也要学做战战兢兢的家长——因为期望太高，却看不懂代代相传的问题如何贻害子孙，结果，我们少年时从家长手中接过来的伤痛，一转手就塞给了自己的子女。《家长》的悲剧就在于此。不可否认，王国慧为儿子何新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我们仍要将她定义为“失败的家长”，她错在将父母施加给自己的伤害，又换上温情的包装送给了儿子。
《家长》中涉及了四代人:王国慧的父辈、本人、子辈和孙辈。作为第二代人，王国慧从父辈处受到歧视和伤害，又将其施加在第三代人何新成的身上，最终酿成了第三代人疯癫、第四代人夭折的苦果。但若进一步追问:第一代人的偏见从何而来?他们的性别歧视是如何产生的?这无异于一个“套娃式问题”。若要深究，岂非要一路探寻到远古时代?既然难以问责于从前，作者便将目光投向了来日——这种伤痛的循环能否终结?
已经有评论者注意到，“封闭的受难循环”是刘庆邦作品中比较多见的叙事结构。但是在《家长》中，作者却打破了“循环受难”的叙事结构，设置了更为酷烈的结局。作者设计的结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如果“循环受难”是一个无解的圈套，那么毋宁毁灭其子孙，剥夺其“家长”身份。这样的结局或许更能激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诗学》)，令家长们痛定思痛，从而反思那种根深蒂固的家长权威的逻辑。刘庆邦为《家长》设置这样的结局，何尝不是对家长们的敲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