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享誉全球，不管称他为“文化昆仑”是否恰当，钱先生具有中国学者罕见的世界级影响，还是确凿无疑的。他的创作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融汇中西，贯穿古今，而长篇小说《围城》尤其显示了他在文学创作上过人的才华。
《围城》故事的背景，有一半是“孤岛”前后的上海。这里简单说说“孤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军便占领上海。当时日本还没有向英、法、美等国宣战，因此一片战火中，英法美在上海的租界得以维持，加上逃难过来的中国有钱人家越聚越多，上海租界这个弹丸之地居然越发显出畸形的繁华，恰似汪洋中的一座“孤岛”。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沦陷。
《围城》创作于钱锺书夫妇蛰居上海时期，具体时间是1945年至1946年。所以钱锺书说他写《围城》的基本心态是“忧乱伤生”，即担忧战乱中的国家，悲叹战时人民的生活。但《围城》虽然不时提醒读者，故事发生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却并未正面描写抗战，只有几处侧面提到。小说基本上是绕开战争，描写战争期间各色人等，主要内容则是留学归国的方鸿渐一连串的“爱情”经历，直至最后的结婚。
既然钱锺书这么重视方鸿渐的恋爱与结婚，读《围城》，我们就不得不以此为重点。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很方便的切入口，就是《围城》第三章方鸿渐的老同学苏文纨小姐提到的那个法国的比喻，说婚姻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人想冲进去，城里人想逃出来。这个比喻无非是说，没结过婚的人对婚姻充满幻想，想结婚，结了婚又失望，觉得还不如不结婚，或者干脆要离婚。
问题是，这跟钱锺书创作《围城》时“忧乱伤生”的心态有什么关系?钱锺书把这部小说命名为《围城》，究竟有怎样的寓意?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单单抓住这个法国的比喻，而必须具体分析方鸿渐恋爱与结婚的细节与过程，看看他是怎样将婚姻变成一座婚前想冲进去、婚后又想逃出来的“围城”。至于这跟作者“忧乱伤生”的心态有何关系，我们留到最后再讲。
方鸿渐的恋爱史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
据方鸿渐的同学苏小姐介绍，大学时代的方鸿渐很害羞，老远看见女生就脸红，愈走近脸愈红，“脸色忽升忽降，表示出他跟女生距离的远近”，所以绰号“寒暑表”。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而且一直读书，经济不独立，又有老派父亲的严加管束，方鸿渐打光棍到二十七岁，中间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但就是这么一只“寒暑表”，从欧洲“学成归国”之后，突然放开手脚，一年之内马不停蹄谈了四次恋爱。当方鸿渐在苏小姐和唐小姐之间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那挂名的岳母周太太还为她夭折的女儿吃醋，说“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倒是小娘们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这大概因为方鸿渐年岁渐长，不急不行，而且经济勉强独立，老派父亲的管束也大不如从前。但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第七章三闾大学那位汪太太所说:“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汪太太所言不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方鸿渐的某种优势:他是那个年代的“海归”，颇受未婚女性欢迎。
其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归”优势也今非昔比。方鸿渐两个弟媳妇就认为，他留学并没什么好处，还不如没留学的两个弟弟挣钱多。方鸿渐在恋爱上突然活跃，更主要的还是主观思想上的因素，比如上述年纪大了着急、经济勉强独立这两点，但苏小姐的批评还揭示了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想不到外国去了一趟，学得这样厚皮老脸，也许混在鲍小姐那一类女朋友里训练出来的”。对此方鸿渐矢口否认也没用。不说别的，至少在回国轮船上，他跟鲍小姐那种露水夫妻的关系，也只有同样留学欧洲的苏小姐能包涵，如果让方鸿渐父母或弟弟弟媳妇们知道，岂不要昏厥过去?
总之，留学回国之后，仗着留学生尚存的一点优势，和勉强独立的经济能力，又因为年纪大了，特别是观念更新了，方鸿渐在男女关系上终于一扫过去的“羞怯”，变得相当主动，相当开放，也相当实用。另外他还练就了三寸不烂之舌，迷倒不少女性。
首先我们看，方鸿渐和那位比他还要开放的混血女郎鲍小姐的关系，显然违背了无论中西新旧的道德规范，但方鸿渐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值得玩味。除了因为被鲍小姐玩弄而感到“吃亏”“丢脸”，方鸿渐其实并没有认错，更谈不上忏悔。他对待性关系的这种态度，虽然穿着“现代”的外衣，其实是不成熟、不纯洁、太随便了。他自己意识不到，后果却十分严重，他的爱情婚姻之路，一开始就危机四伏，坎坷不平。
当然他也有过真诚纯洁的恋爱，譬如他和唐小姐的关系。可惜这种恋爱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几乎转瞬即逝。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恋爱失败，固然因为苏小姐的挑拨离间，但苏小姐之所以要挑拨，就因为方鸿渐认识唐小姐之前，已经跟苏小姐建立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而且苏小姐的话又并非凭空捏造，难道方鸿渐能理直气壮地找唐小姐，说他在轮船上跟鲍小姐的关系是无懈可击的吗?
所以归根结底，方鸿渐未能够获得纯洁美好的爱，本身就是他和鲍小姐的苟且关系的恶果。这件事还滚雪球一样催生了新的恶果:因为和唐小姐恋爱不成功，方鸿渐索性否认了纯洁的爱情本身，这就导致他以后在男女关系上更加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方鸿渐在男女关系上的“随便”，不仅表现为性关系的不严肃，还表现为过于看重实际的物质利益。他维持和挂名的岳父岳母的翁婿关系，在父亲看来或许是“诗礼之家”的体面做派，没有因为未婚妻夭折而人情淡漠，但方鸿渐本人未尝没有物质上的考虑。他刚刚回国，工作不好找，方家虽是地方望族，经济并不宽裕，“点金银行经理”周先生无疑是一个很不错的靠山，所以方鸿渐才甘愿寄人篱下，继续做人家挂名的女婿。一旦拿到三闾大学聘书，翅膀一硬，他就拂袖而去，全不念他跟那位没见过面的“亡妻”的情意了。
住在挂名岳父家期间，方鸿渐还到岳父的朋友、花旗洋行买办张先生家上门相过亲，看张先生的独生女儿是否适合自己，结果被张先生全家瞧不起。相亲失败，岳母周太太还很可惜，方鸿渐却满不在乎，原来他奉行《三国演义》刘备的原则，“妻子如衣服”，他在张家打牌赢了钱，买下早就看中的高级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
再看方鸿渐跟苏小姐的关系。这确实非常棘手，对这件事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更加暴露了他在男女关系上的“随便”与“务实”。其实他一点都不爱苏小姐，但出于无聊，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动跑去拜访人家，还喜欢抖聪明，总是说一些暧昧含糊的话，让人家苏小姐的误会不断加深。这中间就不能排除他看重苏小姐父亲是达官贵人，跟苏小姐保持良好的同学关系有益无害，因此在需要挑破那层窗户纸的时候，他总是不愿挑破。他固然不爱苏小姐，但某个时候，比如在和苏小姐单独赏月的晚上，刻意打扮一番的苏小姐的异性魅力还是打动了他，因此才稀里糊涂吻了人家，终于将双方的关系拉到极其尴尬的境地，最后才如梦初醒，落荒而逃，彻底把事情搞砸。
总之，无论跟鲍小姐，跟没见过面的未婚妻周小姐，跟唐小姐，跟苏小姐，方鸿渐的态度都可以说是随便、苟且、模糊暧昧而又自作聪明。最后在跟孙柔嘉的关系上，方鸿渐又故技重演，这才真正尝到了婚姻是围城的滋味。
首先他和孙柔嘉只是订婚，并未结婚，就轻率地同居，重演了他和鲍小姐之间的苟且之事，后果当然不仅被两个弟媳妇看不起，更可怕的是每次夫妻吵架，孙柔嘉都会揭起旧伤疤，把这当作方鸿渐并不真爱她而只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证据。婚前性行为似乎并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乃是破坏婚姻的一颗定时炸弹。
再比如，和唐小姐恋爱失败，始终是方鸿渐心头无法挥去的阴影，令他在感情上自暴自弃，不再相信爱情的纯洁与美好。一次夫妻吵架，孙柔嘉指责方鸿渐还想着唐小姐，方鸿渐因此被逼着说出了一段真心话:“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他的意思是并不相信爱情，这就伤透了孙柔嘉的心，骂他“全无心肝”，当初要她，只是为满足性欲，一点不是因为爱。说到这里，就无法回避有关《围城》的一个难题:方鸿渐为何要娶孙柔嘉为妻?
有人(包括方鸿渐的“同情兄”赵辛楣)说，是因为孙柔嘉太厉害，假装无知少女，处心积虑布好圈套，引方鸿渐上钩。赵辛楣还说方鸿渐“太weak”，太软弱，太被动，完全是撞到孙柔嘉枪口的一个可怜的猎物。其实这样说对孙柔嘉并不公道。一个未婚女子有追求爱的权利，即便耍点小手段小聪明，也情有可原，那才更足以证明她真爱这个男人。相反作为男人，方鸿渐如果一点都不爱孙柔嘉，尽可以干干脆脆告诉人家，而不能像他处理和苏文纨的关系时那样扭扭捏捏，不明不白，最后还可怜自己“weak”，把责任全部推给女方。
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关系，某种程度上确实重演了他当初和苏文纨的关系，区别在于他对孙柔嘉可能比对苏文纨更多了一些好感。至于实际或实惠的一面，似乎不太明显，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在落后封闭的三闾大学，来自上海的姑娘孙柔嘉也算是鹤立鸡群，方鸿渐要选择一个对象，也非孙柔嘉莫属。这其中就不能不包含一层实际和实惠的考虑。
不管是否出于钱锺书的本意，总之我们从方鸿渐的恋爱婚姻中确实能看到，一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有忠心、有爱心是多么重要。具体到方鸿渐这样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在恋爱婚姻上取得成功，而是鸡飞蛋打，四面楚歌，又怎能“正心诚意，修齐治平”?
钱锺书写《围城》，确实是“忧乱伤生”。但令他忧伤的不只是国破家亡，也包括他笔下方鸿渐赵辛楣等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道德上的困境。当我们看到被孙柔嘉骂作“全无心肝”的方鸿渐最后“和衣倒在床上”的那副几乎要死掉的样子，我们担忧的就不只是这个归国不到一年的二十八岁青年的明天，也是当时无数个这样的青年所组成的国家民族的前途。
(郜元宝，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