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可以通过“书法”来推崇一个学问家或者教授的治学精神。但我们需要注意，并非学问好就是书法家。很多学问做得好的人，字写得并不好，甚至很不好。前两天我参加中大古文字学的一个研讨会议，年届八十五岁的赵诚先生回忆说，他刚来广州见容庚先生，容先生就说他:“你的字写不好。”赵诚先生的学问有多高，我自不必评价。但也说明一点，学问高不代表书法好。商承祚、容庚两位先生字写得很好，是因为他们除了学问高，还是专门研究古文字的。但有些有学问的人写字是票友，像北大的金开诚，字就写得很不好。因此，把学问高跟书法好画等号的言说逻辑和观点，需要警惕。
在我看来，写字是一种文化，不是艺术。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人就把中国的文化精髓灌输到了写字上去。因此，中国历代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书法家”这个身份。例如从近代史来看，于右任是对书法有贡献的，但他的身份也并不是“书法家”。
对于书法家的宣传传播上，我们今天存在很大的误导性。作为“台静农、启功、王静芝、陈其铨四老书法遗墨展暨陈其铨百龄纪念遗墨·薪传展”这么一个展览，应该倡导的是，作为一个写字的人，应该向这些老先生学习，因为这些老先生除了学问一流，还有社会担当，还有革命精神。再例如像启功先生撰写的《汉语现象论丛》，这本书在汉语学界就有很高的评价，他是同时兼具了学问与书法的人。但我们不能因此形成一个普遍的逻辑共识:只要学问做得好，书法就写得好。那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我们应该提倡他们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学习，不能推崇说他们的书法达到了“书法家”的水平。现在，当我们把这些老先生放在书法家的位置上，你觉得是提高了他们吗?况且，是不是书法家，我们也应该把他们放在书法史的意义上去探讨，看看他们到底对书法有没有贡献。像鲁迅先生所说:文学有“花边文学”。那么，现在和过去有些人的书法，应该就算是“花边书法”。不要觉得书法就能给这几位先生的地位增高。他们给社会的贡献是治学精神——文化上有责任，政治上有担当，又写书法。但书法也有写得不好和不到的时候，像台静农先生有一些作品，笔画就写得过于哆哆嗦嗦，这是不好的地方，当然，他也有很好的作品。然而，我们如不加区分，一旦把这些都标榜成“书法家”的作品，就对社会的影响不好。而实际上，他们本身写字，也有修身养性的成分，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去追求什么书法高度。
研讨会就是为了思辨，要发现问题，研讨会不能光唱赞歌，只唱赞歌不谈问题，其本身也是对老先生治学的不敬!
我们并不能提倡和歌颂做学问的人去当“书法家”。我们应当清楚地告诉书法家和学书法的人们，写字的同时要好好读书治学，向前贤学习，而不是相反。不要把推崇治学变成推崇书法。一则是不能本末倒置，一则是有些作品并不成熟，也是习作。(文/王见 广州美院书法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