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 悦读-文化 曹淑杰 277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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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

2018-11-27 14:10 | 来源: 人民日报

  从1986年至1989年前后,历时四年,我亲往黄河沿岸考察,其中的曲折甘苦,唯有同行的伙伴能够体会。但总的来说,黄河之行收获是大的,内心无比安慰。我对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探索,从望洋兴叹、不知所措,经过了这些感性的实地考察,又经过了理性的反复思考,渐渐对它的发生、发展、类别、表现特点,以及与非民间艺术的关系等,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我把这些行走与考察的结果,都记录在了《黄河十四走》这套书里。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却又极其坦然地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现在看来,正是这些典籍不载、正史不论的民间艺术,在很大的范围内成为支撑一个民族的元气。历史上,人们考察一国的文化,往往只是对帝王将相及上流阶层功绩的再认识。其实,上层文化只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还是从民间文化这个基础里去提取、升华的。从较客观的史实去考察,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按照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先民的“本源文化”,然后随着经济、政治情况的发展而分化为“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是吸取民间文化的养料而形成的,民间文化却直接传承本源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形式,发展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海洋。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些观念,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譬如半坡出土的人面双鱼纹彩陶及陶盆边上的等距纹饰,是否就是以鱼形图案表现一阴一阳相合的太极图的雏形呢,是否与相传是伏羲所制的八卦符号有着联系呢?又如甘肃各地出土的葫芦瓶等,即是“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这一古代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伏羲、女娲在民间艺术中是以葫芦中的一对人首蛇身、阴阳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与本源艺术的葫芦瓶造型惊人地暗合。由此可见,民间艺术的哲学思想明显地传承自本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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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让和他的考察队伍采访库淑兰

  随着社会阶级的产生,一部分民间的工匠被吸收去为上层社会服务,参加上层艺术的创造,形成了非民间艺术,即所谓“上层艺术”。非民间艺术的创造,是从民间工匠派生出“百工”开始的。百工显示出艺术创作的分工和专业化倾向。先秦两汉的宫廷显贵,不惜财力兴建祖庙祠堂、宫室楼阁,在厚葬风尚影响下制作玉器、青铜器、陶器、墓室壁画、砖雕石刻等。这些非民间艺术品除了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外,大部分在内容与造型上,都因为创造者来自民间,离民间的思想形态不远,而仍具有民间艺术那种朴厚、阳刚的风格,充满了民族发展时期气魄宏大的生命力。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西汉初期和东汉晚期一部分画像石刻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上层社会的需求下,一部分工匠向专业化继续发展而成为技师;另一批仍留在民间的工匠,有些创作的也是民间的宗教石刻及壁画。但这两类工匠的作品风格已开始有明显的分野。专业技师的作品,其内涵及审美意识显然是属于上层社会的;民间工匠的作品则仍保留民间艺术的趣味和造型风格。到了这个历史阶段,非民间艺术的发展路线已非常鲜明:由民间工匠派生出来的百工,渐渐走专业化的道路,成为技师;作品也由群体制作而变为细致的分工,从集体的创造而变为个体的创造了。由此派生出的个性艺术,促成了专业艺术家地位的提高,熟练而有独创性的技师在上层社会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专业艺术家的诞生,使作者及其作品被列入史册,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即为代表。这样一来,在民族艺术的领域里,民间与非民间艺术从哲学上、美学上、造型规律上走上了泾渭分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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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淑兰自剪像《剪花娘子》

  而民间艺术是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实实在在地与广大的平民共存了数千年,并自始至终沿着自己的规律进行制造,发展成一套深厚而丰富的艺术体系。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并不考虑表现对象的生理及物理的科学属性。那是一种不受什么透视学、解剖学限制的自由创造: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任何自然界的或外在的客观形象都可加以改造、变形或组合。民间艺术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意念的表现,或规整概括,或装饰均衡,或模糊抽象,或大胆夸张,只要作者认为好看、认为美,便都合情合理,却不必符合科学之理。三头六面,人首蛇身,鸟腹有兽,象中有象,只要能为意念服务,俱无不可。一言以蔽之,民间艺术是从一种意念出发的“意念艺术”。

  民间艺术的意念不是沿袭本源艺术的阴阳哲学、生殖繁衍观念,就是结合民俗习尚的祈福消灾、趋吉辟邪思想。因此,民间艺术所选取的形象,有一部分是从先人传承下来的,诸如鱼、蛙、葫芦、十二生肖等;另一部分是从生活中来,随意念而组合,手法多样:有象征,有谐音取意,有会意,有直喻,有隐喻。象征是用多个形象组成一整套的“语言”,以表达一个复杂的意念。如鱼枕是在双鱼的造型上再绣五毒形象,又在耳孔上加桃子的轮廓,使此鱼枕具有辟邪和保佑生殖繁衍、长寿等一整套互相关联的意念。因为鱼是从本源艺术传承而来的生殖保护神形象,五毒代表邪,桃子代表生殖繁衍和长寿。至于谐音、会意、直喻、隐喻的例子更是俯拾即是,不必细论了。总之,民间艺术的造型从来不表现事物的本相,作者必定以自己的意念将物象加以组合、变形,使之更富艺术意味。

  民间艺术对于空间的处理,从不受焦点透视、解剖学或比例观点影响。但它有一个共同要求,即让作者想表现的所有东西都看得见。这样一来,所创造的画面就在互不遮挡的平面上展开了,重要的就放大,次要的就缩小,不受视觉空间的限制,取其神,保其意。

  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行、五色观进行组织配搭的。历代的中国平民百姓,觉得只有强烈的色彩才可以与大自然匹配,与天地协调。往往喜爱对比强烈、鲜艳明亮的颜色。因此,原色是民间艺术的基调。但五行、五色观和民俗的影响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间艺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突出某一种颜色,以表达审美和生存功利上的追求。例如喜事的民艺品尚红,丧事的尚白;纸马与神灵和祈福有关,所用颜色就根据五行、五色观: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此外就是个别作者的主观用色,那就更自由、更意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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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华县皮影戏

  另一方面,由于百姓的物质条件和时间都有限,民间艺术不可能像上层艺术那样事事讲求精细。但工多艺熟,以瓷绘为例,经过大量实践之后,便发展出一个富于韵味、以少胜多的大写意系统。

  在走黄河、考察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也逐渐有所思考、有所领悟。与西方艺术和中国非民间艺术的造型体系相比,中国民间艺术的造型显得独特而丰富。作为中国艺术之源的民间艺术,所包括的民间传说、音乐、舞蹈、歌曲、戏曲、工艺和美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具有共同的民族气质、风格,是民族艺术的元气、精华所在。珍惜它,发扬它,应该是严肃而迫切的课题。

  值得安慰的是,一部分中国艺术工作者已发现了这璀璨的艺术天地,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研究。但是,它在被全面收集、整理、研究、保存之前,已每日每时地处在流失之中。这一危机使人忧心忡忡。因此,抢救民间艺术遗产的责任,毫无疑问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起来。这也是我们一行人不辞辛苦,沿着黄河一路行走,并最终出版《黄河十四走》予以记录的原因。正如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坐而言、起而行,为这项历史任务尽一己之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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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十四走》中收录的部分民俗事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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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十四走》中收录的部分民俗事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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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十四走》中收录的部分民俗事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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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十四走》中收录的部分民俗事物图片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