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小说《生死恋》辑录了王蒙近年来的四篇作品。其中，《地中海幻想曲》《帽子》两篇充满了爱情的朦胧诗意，两位主人翁深陷爱情的矛盾与彷徨令人印象深刻。《邮事》似乎不是以爱情为主线，但里面写到了一位叫“苏霞”的营业员的甜美形象，给人留下了超越爱情的美好体验。
相较于《邮事》的非虚构写作，本书重头戏、爱情小说《生死恋》则折射出王蒙对“爱情”的最新思考。在王蒙看来，“五四”前，国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么，自“五四”以降，自由恋爱已成现实，然而，自由恋爱“到底能不能带来幸福”呢?
王蒙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生死恋》中的“苏尔葆”。苏尔葆是一个身份不明之人，一辈子被父辈血缘关系阴影笼罩。有人说，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位伟大的女人。站在苏尔葆背后的，无疑是发妻单立红。而作为苏尔葆兄弟也是“影子”的顿开茅，既是苏尔葆生活的一位抵近观察者，又兼具人生“航标灯”之责——当苏尔葆在美国贫困潦倒几欲放弃单立红时，是他给了苏尔葆重新回到家庭的勇气;当苏尔葆事业有成后出轨时，又是顿开茅用重锤敲醒了他……
顿开茅就像是苏尔葆身边如影随形的“道德判官”。苏尔葆最后自绝于世，一个因素是对爱情的迷茫，另一个因素则是无以超脱的道德负罪感。很难说，苏尔葆当初与单立红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情，但又未必是全部。对苏尔葆这样一位在“文革”中父亲被打倒，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任何一根橄榄枝，均可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单立红虽在物质上无法给予苏尔葆，但对苏尔葆的“政治”地位扶助意义显而易见。苏尔葆并不孤独，他其实有一位“知音”，那就是严歌苓《芳华》里的何小嫚。雷锋标兵刘峰原只是本能地对她加以呵护，哪曾想她却用一辈子去回馈——这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感恩，谁又能真正说得清?
某种意义上，情人邱月儿只是苏尔葆的一个异化影子。苏尔葆与邱月儿的相遇本就是建立在物质的扶助上。与苏尔葆具有强烈感恩之心不同，早已被物化的邱月儿更像是一个感情贩子，表面上对苏尔葆怀有感激之情，可一旦自己的感情贩卖不出所期望的市场价值时，便马不停蹄地去寻找下一个买家。这也预示苏尔葆的爱情理想必定走向破灭，一个爱情的试错标本由此诞生。
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以生死阐释爱情的作品不计其数。不过，苏尔葆的自绝于世不太像是殉情，更像是他爱情一败涂地的写照。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迷失，迷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明白爱情的真谛——先是背负感恩的沉重枷锁，后又陷入以恩赐方式赢得爱情的误区。
与时下一些作家滥于煽情截然不同，老一代作家更习惯透过历史和生活的厚重底蕴，让故事更具有人间烟火的质朴生活气息。王蒙的这个爱情故事确实不像时下那些言情故事让人血脉贲张，冷静的笔墨背后，蕴含着作者的深深思考:自由恋爱为什么没能给苏尔葆带来幸福?这真的是自由恋爱的错吗?
真正的作品不能没有思考，有思考才能带给读者更富“附加值”的阅读体验。本书中，王蒙洗练的文字充满哲理。如那段王蒙在活动中大声朗读的关于文明的论述，“文明与不文明相距何远!文明的特点是光鲜，不文明的特点是闹腾。文明的特点是收敛，不文明的特点是追风逐臭出四十里”。虽然触及的是文明这个重大主题，但王蒙却以简单和饱含生活常识的文字，把这个大道理讲得如此透彻、通俗和亲切。
也许，爱情并不适合讲大道理。关于自由恋爱这一宏大命题，虽然历经人生风雨，但王蒙深感没有能力给出标准答案，他只是对物质在爱情中的过多权重含蓄地表达了反感。确实，物质的丰富与情感的丰沛并不是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人们对爱情本质的认识，比如说如何剥离爱情中的物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