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陶纯终于放下了影视剧，重新干起了作家的老本行，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加上讲故事的能力大大提高，三年来连续推出的《一座营盘》和《浪漫沧桑》两部长篇，立即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有评论家甚至十分肯定地说“是要进入军事文学史的”。那么，他的这次回归有什么变化呢?陶纯说，“想改变过去军事文学的套路，把军人拉回到地平线，而且现在这么写，正是时候。”
陶纯， 1964年生，本名姚泽春，现为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专业作家，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子弹穿过头颅》《小推车》《好天气》《美丽家园》《坐到天亮》《营地之光》《天佑》《秋莲》等大量小说代表作。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长篇小说《浪漫沧桑》2017年8月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立即被誉为战争小说的新风景。
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两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图书奖，三次获得“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刊物优秀作品奖;曾参与编剧电影《钱学森》、电视剧《我们的连队》《红领章》《国家命运》《聂荣臻》《刑警队长》等8部，影视作品先后五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对谈嘉宾 陶纯
特约对谈人 徐艺嘉
1 早期的人生经历是我写作的导火索，我的文学种子就是那时候埋下的。
徐艺嘉:陶纯老师，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能否先谈谈你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期的经历?人们倾向于认为，作家早期的经历对个人的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重大影响。你怎么看?
陶纯:现在看来，我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与故乡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对我的熏陶，有着极大的关系。我的故乡在山东省东阿县，黄河岸边，离京杭大运河也很近。我祖居的村子是个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人很多，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的家乡原本就是个盛产故事的地方，《隋唐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历史小说对我的家乡一带都有描述，我家离“东阿王”曹植的墓园只有十公里远，离程咬金的故乡斑鸠店大约三十公里远，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岗、武松杀西门庆的阳谷县狮子楼也不过三四十公里的距离。小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夜晚听游街串乡的说书人谈古论今，识字渐多以后，到处搜罗小说看，《铁道游击队》、《红岩》、《苦菜花》、《迎春花》、《敌后武工队》等就是在村里奶奶、大娘、大婶做针钱的篾筐里搜到的，书页都不完整，因为人家是用来剪鞋样子的，基本都没有封面，有的缺页严重，有的读过好久之后，才知道书名。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可以说它改变了我未来的命运。16岁那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后，因为怀有英雄情结，我选择了军校，并且在部队爱上了文学创作，一直到现在，已当兵三十七年，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兵了。当兵，没做出什么成绩，没吃过多少苦，没有建功立业，只在基层晃荡几年，就到机关写公文材料，不久又开始写小说，一九九三年，二十九岁成为军队专业作家。当兵的岁月，其实有一大半与写作为伴。当然，早期的人生经历是我写作的导火索，我的文学种子就是那时候埋下的。
徐艺嘉:你是什么情况下开始写小说的?初期顺利吗?据我了解，不少初学写作者遇到挫折后就放弃了，你曾经想过放弃吗?
陶纯:大约从1983年秋天起，我开始练习写作。当时我已经分配到山东潍坊的一座军用机场，七八个人住一间大宿舍，没有桌子，白天要上机场工作，即使不去机场，屋里人多也很乱，没法写，晚上九点半就要熄灯，我写作的时间就是熄灯之后，靠在床头，把一个大本子放在腿上，在别人的呼噜声中，摸索着往上写，第二天一看，常常是几行写到了一块，赶紧抽时间抄到稿纸上。熄灯后闭眼写作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左右，写了大约十几万字的东西，不断地投稿，全都被退回来了，都锁进了床头柜里。尽管没发表一个字，但我爱好写作的名声还是传出来了，1985年，师宣传科急需新闻干事，有人推荐了我，政治部一位领导派人把我的部分手稿拿去读了几篇，没见过我的面就决定调我，理由是，这么长的文章都能写，写豆腐块大小的新闻稿还不是小菜一碟?年仅21岁的我，就直接从基层连队调到师机关，也着实风光了一把。从此后，一人一间宿舍，想什么时间熄灯都行，我写作的条件大为改观。虽然不停遭遇退稿，但我从没想到过放弃，因为不干这个，也没什么好干的，闲着也是闲着，干这个还有点乐趣。1986年第9期的《青年作家》发表了我两个短篇小说，算是我的处女作，给了我极大鼓舞，从此更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直到现在。
徐艺嘉:记得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老师曾经把军队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出生在城市或者军人家庭的，像朱苏进、周涛、乔良、裘山山等人，一类出身农民家庭，像莫言、阎连科、周大新、柳建伟等人，在军旅文坛唱响了一支“农家军歌”，显然你属于这个队伍。前一类作家主要写军旅生活，他们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城市也比较陌生，后一类作家则从小生长在农村，对贫穷和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认知，所以笔下乡土生活的作品居多。你对自己的作品是怎么划分的?
陶纯:我早期的作品，乡土题材和军旅题材各占一半吧，后来在城市和军营生活时间久了，对农村渐渐陌生，脱离了农村大众，再去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就缺乏信心了，而且经过军旅生涯的积淀，我对军人这个职业思考得多一些，所以这类题材作品就占了绝大多数。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愿意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叫“接地气”。曹雪芹因为熟悉富贵大家族的生活，才有了《红楼梦》，鲁迅、老舍、巴金、茅盾、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成功，莫不如此。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不断开掘。作家不能没有生活，更不能光拼生活，要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之上，放飞自己的想象，从而抵达文学艺术的高峰。
徐艺嘉:记得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过《美丽家园》《坐到天亮》《小推车》《营地之光》等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朱向前老师曾说，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坐到天亮》代表了第四届军艺文学系学员创作的最高水平，军队评论家丁临一也曾经撰文说，你是“继徐怀中、王愿坚、胡石言、李存葆、朱苏进、莫言之后，第三代军旅作家中的佼佼者”。后来怎么突然不写小说，写起电视剧了呢?
陶纯:当了十年专业作家之后，我感觉文学创作已像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肉。作为军旅作家，不能去抒写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只能重复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去写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浪漫主义，挖掘不到新的文学闪光点，看不到创作希望。从鲁院首届高研班毕业之后，2003年起，我放弃小说创作，开始写剧本。有人认为，写剧本是为了钱，我不否认当然有这个原因在里面，而且很重要，毕竟没有钱没有办法改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多一些人知道自己的作品，辛辛苦苦写一部小说，卖一万册都困难，压根没有几个人读，你还有心情写吗?写一部电视剧，哪怕再差，只要能在卫视播出，就会有成千万人观看，骂也好，夸也好，作为编剧，总能满足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对吧?这也是一些作家转行写剧本的原因之一。
徐艺嘉:这十年多时间里，你参与写了七八个剧本，都投拍了，并且在央视等播出，不断获奖，你的身价也越来越高，那么既然如你所说，写电视剧无论从收入角度还是受众角度都占有绝对优势，你为什么又突然收手不干，重新写起小说来了?而且再次出手写小说的起点很高，是否应了那句话，文学不止存在于文学当中，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你对文学本真的认知是不是也有了新的高度?
陶纯:虽然我也算个成功的编剧，但我最终发现，自己终究无法放下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套用一句话说，这也是不忘初心的表现吧。2014年夏天，我回头写小说，我告诫自己，不能写那种不疼不痒、不咸不淡、虚假和苍白无力的东西。于是我打起精神，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写出了30多万字的《一座营盘》。虽然写作时间不长，但它是我三十多年军旅生涯的一次全面概括和总结。因为涉及到军队重大问题，题材敏感，矛盾尖锐，写作的时候，我做了作品无法面世的心理准备，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