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延绵中，是民族精神的一大象征。无论《风起陇西》《琅琊榜》《长安十二时辰》《梦华录》《山河月明》《显微镜下的大明》等热播古装剧中考究的演员服饰，还是日常生活中街巷里三五成群的汉服迷那带有韵味的身上衣，近年来，在享有“衣冠王国”盛名的中国，国潮破壁中的汉服出圈尤为彰显国人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热情。
然而，人们或许未必知道，汉服究竟是怎样一种服饰，它有着怎样的门道与内涵；汉服复兴，复兴的究竟应当是什么。
汉代及以前，并无“汉服”一说，比较接近的正式指代名称是华服，顾名思义即为华夏族的服装。今天我们所说的“汉服”，在学界眼中更多地是指中华民族服饰的集大成者。而复兴汉服的要义，则应涉及这样两方面：一是中国经典服饰制度，包含汉服的配伍规则、穿戴仪式和穿用场景；二是在融合中发展的华夏（汉）民族的服装造型，包括上衣下裳（上襦下裙）和“深衣”袍服两大形制谱系以及首服、鞋履、发饰、面妆和配饰等物化表征。相比而言，只有对后者熟知到一定程度，才能对前者形成客观的理解。
目前，在民间相对流行的汉服主要分汉、唐、宋、明四制。回顾历史过往中的精美扮相，以女性服饰为例，有汉的深沉含蓄、唐的华美新奇、宋的质朴清新、明的柔和自然，各种制式都是在多种源头文化交流中积淀的传统服饰文化瑰宝，格调高雅、内涵丰富。
汉代服装已形成交领、右衽、襟带等基本结构特征
汉代服装中最具影响力的单品，要数深衣和上衣下裳。这两类服装在战国时期已经成熟，均沿袭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交领、右衽、襟带基本结构特征。西汉时期，男女同服的深衣多被用作礼服。由于当时裤子的形式还欠成熟，仅有类似现代裤装中裤腿似的胫衣，为了蔽体，深衣衣襟角置有系带可系在腰间，穿着时可将腰臀紧紧围裹。为了方便着装者身着深衣还能自如行走，汉人将衣襟设计为曲裾，从前往后、层叠缠绕。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彩绘木俑上看，他们身着的多为日常服饰的上衣下裳，前后两个衣片被连缀在一起成为裙，也被用作男性内衣。时至东汉，一种被称为“襜褕”的直裾长衣变得多见。深衣和襜褕最终都被放松量适度的直裾长衣所取代，也就是袍服。汉代流行外、中、内三层袍服穿搭，各层服装领、袖等部位的缘饰逐层显露，尤其是外衣在襟、裾处也有重彩缘饰。“衣作绣、锦作缘”也成为中国传统服饰的固定标准得到延续，也奠定了中国服装和西洋服装相比更注重平面装饰的基调。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信期绣曲裾深衣就是代表。
汉代的发型、头饰、面妆等也已很华丽，并为后世夯实基础，只是在现存的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和记载有限。汉代女性发式有推至头顶、分至两边和垂至脑后三种主要的发式类型，包括坠马髻、三环髻、灵蛇髻、一字髻、垂髻等。这一时期常见的细长眉形，一直流行到唐代桂叶阔眉出现之前。张骞通西域后从匈奴的燕支山带回燕支（红蓝花），汉人妇女也学会将面颊涂抹得红润鲜美。在汉代最初被称为“旳”的面靥，是以丹（朱红色）在面部双侧对称地点上两个小点，作为月事来临，无法接受天子、诸侯“临幸”的暗号，后来也成为唐宋时期主流妆容。
唐朝装束突出胸部、拉长腿部，为裙装的设计创造良机
到了唐代，最常见女性服饰为短襦或大袖衫与长裙搭配，再加以半臂和帔帛。唐代短襦以对襟窄袖为主，领型富于变化，衣襟敞开免于系扣，袖长至腕掩盖双手；大袖衫衣长至胯以下，衣摆多披垂于裙身之外。这种装束的腰线明显高于人体自然腰线，突出胸部、拉长腿部，为裙装的设计创造良机。唐代的裙装绚丽多彩，不仅流行红色的“石榴裙”“茜裙”，绿色的“翡翠裙”“翠裙”，还有以二色以上间隔拼接的“间道裙”。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女性木俑就身着间道裙。半臂类似现代服饰中的短袖衫，袖长于半臂之间。帔帛多以纱、罗等轻薄织物为原材料，自秦代就有，曾流行于魏晋，到了唐代盛行于后宫。一种横幅较宽、长度较短，穿着时将中部披在肩头，两端垂于胸前形成各种造型。另一种帔帛横幅较窄、长度较长，可将其缠绕于双臂，举手投足间随风飘荡，动静相宜。唐代女子为天足，女鞋中常见鞋尖上耸一片的高墙履、鞋尖上部有重叠山状装饰的重台履和鞋尖相对平缓的云头履。
由于唐代社会开放，妇女地位高，因此妇人的装扮讲究，发型之繁多前所未见，面妆之新奇闻所未闻。唐代妇女的发型主要分为髻、鬟、鬓三大类。以髻为例，当时广为流行的就有乐游髻、归顺髻、百合髻、愁来髻、盘桓髻、惊鹄髻、长乐髻、高髻、义髻、椎髻、囚髻等近30种，除了汉代就有的坠马髻，还有从回鹘妇女常梳发式发展而来的回鹘髻；耳际之发和不同发髻关联又产生各种鬓，如蝉鬓、云鬓、雪鬓、轻鬓、圆鬓等。另有在高髻上插小梳的习俗。于眉心处黏贴或描画各种图案的花钿，是唐代女性面妆中最具特色者，多用金箔片、珍珠、鱼腮骨、鱼鳞、茶油花饼、黑光纸、螺钿壳及云母等材料制成。这些在著名的《捣练图》中都多少可见。其他面妆亦各有千秋，有面若桃花比酒晕妆颜色略淡的桃花妆，淡雅施朱、以粉罩之的飞霞妆，以浓重的胭脂施于两颊呈现酒晕之态的酒晕妆、清淡雅致的檀妆等。由杨贵妃所施行的啼妆，原为汉朝大将军梁冀的妇人所创，唐代啼妆先以白粉敷面，再将油膏涂抹于眼下，闪闪泛光的油膏犹如泪痕斑驳，呈现哭泣状，令人顿生怜悯。可见，唐代开放包容的世风下，服饰体系也是标新立异的。
宋代服饰讲求修长适体，为时人推崇的轻盈女子形象添彩
唐装的旁征博引之势在宋代出现了明显转折。“窄罗衫子薄罗裙，小腰身，晚妆新”这应是从晚唐五代开启的审美新篇章。宋代服饰讲求修长适体，妇女的日常服饰有大袖衫、褙子、半臂、袄、襦、裙、裤等，内衣主要有抹胸和裹肚。褙子也写作“背子”，是宋代女服的基本款和通用样式。褙子以直领对襟为主、多有加缝领，衣身纤瘦、衣长各异，腋下开衩，袖有宽窄。上至皇后、贵妃、命妇，下至平民、侍从、奴婢，不分尊卑都穿褙子。褙子在领口、袖口、大小衣襟边以及下摆的缘饰勾勒出它的直筒廓形，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视觉表现形式。与汉代的直线型廓形所代表的庄重不同，在宋代，无论命妇用作礼服的大绣衣衫还是最为普及的窄袖褙子，表现出的都是纤巧和雅致，为宋人推崇的苗条、轻盈的女子形象添彩。从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牡丹纹罗镶花边窄袖褙子中，可见一斑。尽管造型相对简练，宋代的男服和女服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主要表现在服饰面料所选用的纹样上。女装的缘饰更为考究，多用印金、描金、刺绣和彩绘等工艺表现各类花卉及其组合，牡丹、山茶、梅花、莲荷等是较为常见的纹样题材。宋代时兴“千褶”“百迭”裙等裙装，一般的腰裙均为正常腰线高度，系以腰带佩有绶环。其样式可见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一件腰裙。
宋代女性妆容以自然清丽为主，不似唐代夸张的浓妆艳抹。这一时期流行用翠钿、珍珠、鱼骨、花饼装饰女性的面庞，多为装饰眉心、两侧太阳穴、嘴角两侧酒窝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神宗后坐像的妆容就很典型。文人雅士在宋代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头巾是男性服饰体系中变化较多的品类。各种材质的头巾，款式各异、名目繁多，对头巾在明代士子儒生中的流行产生影响。赵孟頫笔下戴着方筒形巾帽的苏东坡，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深入人心的经典文人造像。
明代服装的基本样式既有对唐宋的因袭，也有对蒙元的借鉴
明太祖在立国之初，便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恢复汉族礼仪与习俗，制定新的冠服制度，其中包括命妇冠服，涉及各品级命妇的礼服、常服和霞帔。政府将服色、纹饰和配饰作了明确规定，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群有着对应的着装规范。上文所提到的男性巾帽，发展到明代品种丰富，有方正的巾子名曰“四方平定巾”和六片材料拼合而成的“六合统一帽”，表现出特殊的政治寓意。明代服装的基本样式既有对唐宋的因袭，也有对蒙元的借鉴。女性日常服饰主要有衫、袄、帔子、褙子、比甲、裙等。明代褙子形制与褙子大致相同。比甲为明代吸收的蒙古族服饰，与褙子形似，对襟无袖，长短与裙相当。孔子博物馆即藏有一件月白色卍字如意云纹纱比甲。男装中有曳撒。从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出土的一件曳撒可见，这是带有裙装特征的袍服，腰部两边靠近侧缝处有集中细褶，与元代质孙衣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
在明代女性常见穿搭中，保留了上襦下裙的习俗，也有长衣短裙的搭配。女裙式样多，有腰间细缀多褶的细褶裙、以将绣有纹饰的大小规矩条子相连而成的凤尾裙、自身后围向身前的合欢裙等。女裙色彩也很丰富，除了诏令严禁的明黄、鸦青和朱红外，可以选用其他任意色彩。《岐阳世家文物图像册》中身着霞帔的曹国长公主形象让人们看到，宋代的彩绣霞帔作为礼服在明代依然得到广泛使用。明代还出现富有特色的云肩，成为传统女服中集功能性和装饰性于一身的设计。云肩本是服装上装饰肩部的定位纹饰，与帔子和披肩等相关，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单品，也成为嫁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明代民间女装水田衣是一种草根艺术作品，用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成服装，因不同面料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水田衣的艺术效果与拼布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直流行到清代。唐代以后，婴戏纹样开始流行，宋词中的“红衫百子图”在明代找到实物印证，北京明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洒线绣百子图女夹衣就是一例。明清时期的工艺美术作品中也出现大量的百子纹样，充分说明人们对多子多福的美好向往。
每种制式的汉服都有独特魅力。正因如此，华夏（汉）民族才会在交流、融合、借鉴、吸收中沉淀精华，传承发展。汉服对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服饰也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日本服饰保留了较多唐代汉服遗风，朝鲜服饰更是受到唐制、明制汉服的双重影响。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再沉迷于对日潮韩风的追求和效仿中，而是理性投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国潮破壁和汉服出圈的契机里，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复原原汁原味的汉服，体味前人的造物旅程，更要立足东方美学思想，着眼于当代生活方式，赋予汉服新生。
时尚潮流瞬息万变，文化传承任重道远。现在和将来，汉服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永恒话题，也是传播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篇章。
（作者蔡欣 为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