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身体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对此，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沈约《宋书》中多有记载。“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步出夏门行·其二》）的曹操，期待“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求自试表》）的曹植，以及其同时代的“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等，这个所谓“俊才云蒸”的曹魏集团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而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其次，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理念，一方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乱积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在这里，他糅合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说和陆机“缘情”说，将一种深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关怀结合起来，既重视古直质朴的作家作品，也并未贬低魏晋时代在辞采和声律方面的创新，其格局与气度，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作出了理论的注脚。在此基础上，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这一运思角度在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诗论中得到了延续。一般认为，钟嵘《诗品》虽未明言宗经，却也有明显的儒学痕迹，对风雅体制的宗奉一以贯之。比如，《诗品序》中所强调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便是对荀子《乐论》以及汉人《乐记》和《毛诗序》的提炼。可见，荀子、王充等人以“气”为物质基因的宇宙构成论，实际上成为《诗品》的理论基石。而具体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主要体现为崇尚雅正、重《风》抑《骚》的审美倾向。尤其是其中对曹植的称许，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上》）而这种以古为上的品评格调，紧密地回应了这个时代对“情兼雅怨”“怨而不怒”风格的呼唤与渴望，与刘勰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进一步奠定了“建安风骨”在古典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