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奏
含泪的笑：可笑可悲的范进
在《范进中举》里，胡屠户只是最佳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范进。
中举就是中举人。对于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中举是关键的一步。中了举人，叫作“发了”，可以称为“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还没做官，也已经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完全改变了身份。《范进中举》就抓住这关键时候来写范进的可悲可笑。
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的第二重奏。
１、出洋相
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请看他中举发疯的狼狈相：
走出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
我们也忍不住笑：天大的喜事变成飞来的横祸，无上的荣宠却需要挨打挨揍，科举选拔的“真才”竟是一个疯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不过是一出令人捧腹的滑稽剧！从这些不和谐的音调里人们听到的是嘲笑。
２、病理解剖报告
但吴敬梓并不以写出表面的可笑为目的，并不停留在写滑稽剧、闹剧，他从范进同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着眼，深入地揭示发疯的社会根据和心理根据，揭示了范进的病症历史，使《范进中举》成为一份精确的病理解剖报告。胡屠户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活动的，从他对范进的挤压，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举业的阶梯，爬不上去，哪怕亲如翁婿，也要从精神上拳打脚踢把他踩在脚底。与胡屠户的趾高气扬恰成对比，几十年的科场蹭蹬造成范进浓厚的自卑感，社会习俗的折磨已经养成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卑怯屈辱和麻木不仁，他已经丧失自我，任凭胡屠户如何叱骂侮辱，他只有“唯唯连声”，捺定性子，以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默默忍受。他的性格反映出科举重厄下落第文人的辛酸悲苦。
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范进抱着仅有的一只生蛋的母鸡，手里插个草标，在集市上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找人买去，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肯相信：
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人，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
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思想却在旧轨道上机械地运行，表现出僵硬的不协调。使人感到可笑，但同时却也使人感到可悲。他之所以固执不信，不是他不希望。而是他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他可怜地哀求“高邻”怜悯他，饶过他，不要再开他的玩笑，不要再拿他开涮，不要再戳那淌血的伤口。作家正是从他的不信，写出他由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这是一个饱受创伤的灵魂呵！
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真的中了。对着中举的报帖，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例外，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反映了科举制度被剥开的本质。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
３、喜剧往深一步写，可能成为悲剧。
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毒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吴敬梓的嬉笑怒骂不是单纯的愤世疾俗，而是出于深沉的忧世之心。的确，像传统美学所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眦，眼眶，圆睁怒眼，把眼眶都张裂了，这是表现愤怒到了极致。但有时候用嬉笑，嬉皮笑脸表达的愤怒，比裂眦之怒还要尖刻。恸哭是极悲哀的，但有时以长长歌啸的方式表达的悲哀比恸哭更悲哀。也就是说，用笑表现的悲，比用哭表现的悲，更加令人悲哀。用喜剧方式表现的悲痛比用悲剧直接表现的悲哀可能更加深沉。这是艺术辩证法。
４、悲喜融合的形象创造
中举发疯，这可不是作家凭空瞎编，在科举时代这是确实有的事，一直到现在，还有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发疯的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了一个中举发疯的故事：
明末，江苏高邮的“神医”袁体庵接待一个中举发疯，“喜极发狂，笑不止”的病人。袁体庵了解病情后，故意大惊，直接对病人说：你这病已经不可治了！活不了十天了！你赶快回家，迟了就来不及死在家里了。袁医生停了一下又说：你路过镇江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何医生再看一下。袁医生就写一封信让病人带给何医生。
这个新举人受了这场大惊吓，立即回家，经过镇江的时候，咦！病已经好了。他把袁医生的信交给何医生，何医生把信给他看，上面写着：这个新举人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就是一下子不能恢复正常），这不是用药能治的。我故意用危险和痛苦来打动他的心，用死来恐吓他，使他忧愁抑郁，这样可以让张开的心窍重新闭上。到镇江的时候估计应当痊愈了。新举人看了这封信，遥遥拜谢医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袁体庵不愧称“神医”，他的处方符合中医所讲的“情志转移，五志相克”的原理，《黄帝内经》就说：“喜伤心”，“恐胜喜”。袁医生正是以“恐胜喜”来治疗，这就是以情胜情。吴敬梓也谙熟医道，发挥医理，以天才小说家的高妙，创造出胡屠户“掌吓喜疯”这一经典情节。
科举时代类似“中举发疯”之事绝非仅有，在儒林中也作为趣闻到处流传，但到了吴敬梓那里，它却像一块强磁石落进记忆的仓库，把平素积贮的对于科场士人的种种观察和感受吸附到周围，迅速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晶体——范进中举发疯的故事。
“中举发疯”，作为情节支柱和核心具有巨大的潜在容量，能够容纳典型的生活内容。要使这潜在的可能性变为艺术的现实性，需要深刻的思想，需要概括和典型化的创作能力，需要作家重新熔铸素材。逸闻没有展示发病的社会原因，重心放在表现“神医”袁体庵诊断和治愈心病的高明。而吴敬梓的成就恰恰在于，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图画，展现八股士子灰暗的社会环境和悲剧性的生活命运；举业上的失败者，连至亲骨肉也要在他心尖上剜一刀，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治疯病的办法也受逸闻的启示，报录人分析他的病是由于“欢喜狠了”，“迷了心窍”，如今需要让范进吃一唬以便惊醒。这道理，与袁体庵医生讲的如出一辙，当然中医的病理分析已改为普通百姓的语言。但在施以心理的惊唬之时还要添加上胡屠户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却是天才的神来之笔。小说里的胡屠户取代了逸闻里的医生，医生只代表一种医理，胡屠户却集中体现了社会环境的某一特征，他与范进的相互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势利环境与贫寒儒生的相互关系，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本质特征。胡屠户不会用温情脉脉的面纱遮掩势利的面目，人与人关系的实质在他那里通过赤裸裸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范进身价的变化他可以用猪肉斤两的数字精确地估量出来。然而正当新举人身价骤增，他急需加倍地讨好举人老爷以偿还过去欠下的欺虐债的时候，人们却要他用加倍的力气去打举人一巴掌，他想巴结的却要他去得罪，如此尖锐的矛盾，怎不令他作难！喜剧的锋芒透过胡屠户直刺向那个逼人发疯的病态社会，趣闻逸事终于发展成为包容了深刻社会主题的出色小说。